语感是言语形式感

语感自成为语文教育界的热点以来，有关定义让人目不暇接，我以为语感就是言语形式感。——语感包括听觉语感和视觉语感，既管输入也管输出；为了能在一篇文章的篇幅里对语感的这一定义作出稍稍具体、深入一点的说明，我们姑且主要以听觉语感为范围，这毕竟是语感的最典型的形态。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大可不必像孔乙己注意“回”字的几种写法那样，一定要把“言语”和“语言”分得清清楚楚，有的时候确实难以分清，而且也没这个必要。但在我们这里却必须分清这两个概念，盖语感之“语”实为“言语”而非“语言”也。R．巴特指出：“从历史的观点上看，言语现象总是领先于语言现象（它是造成语言逐渐发展的言语）；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一种语言存在于向环境中的言语学习的个人之中（总而言之，一个人不可能教会孩子们语法和词汇，而这正是语言）。一个人只直接学习言语，因为言语反映语言（由于言语是‘声音的’）。”⁽¹⁾。他还说语言“只能作为科学的对象”；在此，我们似乎还可以补充一句：言语才是所“感”的对象。

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语言依存于言语。除了研究语言学或查阅字典词典、语法书，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包括自己说出来写出来的）全是言语而不是语言，即使学习语言也只能首先从言语开始并主要通过言语，正如“水果”确实存在，但我们实际吃到的却不是“水果”，而只能是香蕉、枇杷、葡萄，等等。我们可以通过归纳认识“水果”，但我们所能真正感觉到的却是香蕉、枇杷、葡萄等等。语感既然是“感”，它的对象只能是言语，而非语言，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语言学家编写词典接触某一个词的时候，他就不会产生相应的语感吗？是的，语言学家接触词的时候也会有所感；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之所感，归根结底来自他单独接触这个词之前所听到，读到的以这个词为材料的言语之中。例如最最简单的“一”字，人们都是在“一个人”“一杯水”“一句话”和“此地一为别”“为我一挥泪”“烟尘一长望”“灯火一天明”等不同的言语作品中逐渐把握的。采摘花瓣得不到花朵的美丽。

言语，包括形式（怎么说）和内容（说什么）两个方面，但真正能够成为“感”的对象的却只是言语的形式，即言语的物质存在方面：是音节组成的延伸于一定时间中的线性结构，它诉诸人的听觉器官，或者说能为人的听觉器官所把握。

言为心声，作为言语形式的声，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语音的层次。例如《祝福》中的“老了”，我们可以把它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描述如下：lao le。它由两个音节组成，其中每个音节都有声调；整句话有它的语调；音节之间的有停顿、延连等关系；说时还可以强调不同的音节，使之成为“重音”，等等，这是最基础的层次。第二是心理的层次。先看曹禺《雷雨》中的两句台词：

鲁贵：叫她想想，是你爸爸混事有眼力，还是她有眼力。

鲁四凤：（轻蔑地）自然是您有眼力呀！

鲁四凤的话，要是没有“轻蔑地”这一提示，剧本的读者就很有可能以为她真的觉得她爸爸比她妈妈“有眼力”；在这里“轻蔑地”这一语气对所要表达的内容竟然起了关键作用，而这一语气是人的轻蔑心理在言语声音中的表现，是语音学所无法描述的。但同一种轻蔑心理在不同的演员说这一句台词时必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即使同一演员在不同场次的演出中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一样，这是第三个层次——个性的层次，这是言语形式最真实生动，也最复杂微妙的层次。

言语形式这一概念具有相对性。相对于“老了”这一内容，“lao le”是形式；相对于“死了”这一内容，“老了”又是形式；相对于祥林嫂死了这一业已发生的事实，“死了”又是形式。

由于任何言语形式都是由词构成的链条和序列，它的生成总是在平面的运动（即横组合）中通过垂直的运动（即纵聚合）选择出合适的词来参加组合，直到最后一个词就位。在这过程中，起码要受到三种因素的制约。首先是语言规范，即使有意“造反”，也不能完全不顾；其次是下文还要谈到的言语环境；最后也最主要的是言语主体的认识、情感、个性、教养等等心理因素，三者都必然溶解于言语形式，也可以说，言语形式含有语言规范、言语环境、个性心理等三个平面，当然在实际上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语感是在听觉主体的感知中，把客观的物质的言语形式转化为主观的精神的现象。转化始于听觉主体对言语形式的感知，在感知的同时生成声音表象，并直接转化为语意表象⁽²⁾——此所谓语意是广义的，包括言语形式所直接给出的语表意义和感情色彩，以及深层的意向（或者说意图，就日常交际言语而言）、意义（就科学言语而言）、意味（就文学言语而言），从而作出语感判断，最后叩击意识的大门，“形式就是内容”，即此之谓。关键在于由声音表象在感知（感觉、知觉的合称）的层面向语意表象的转化。“我”一听到短工说“老了”就能不假思索地“译”为“死了”，并因此而使“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翻译”，判断（如这太突然了！太让人“惊惶”了！等等），反应的过程全都发生在“感知”的一刹那间，不容思索，也不必思索。感知的过程就是“翻译”、判断、反应的过程。语感的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语意表象生成的自动化，即所谓直觉性。直觉的对象必然是可感的言语形式，语感必然缘“语”而生，缘“语”之可感形式而生。直觉就是“知觉活动在感觉的水平上，也能取得理性思维领悟中称为‘理解’的东西”⁽³⁾。即语意表象的自动生成。也就是说，感知言语形式的过程本身就是语意表象自动生成的过程，它们是同一过程，而非同时贯穿其中的两个过程，或有先后主次之分。因此，从这一角度看，言语形式感就是对言语形式与言语内容两者关系的直觉。

我们可以在“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里找到无数的例证来说明语感这种凭着对言语形式的直接感知（即不假思索）而能如此准确、全面、深刻把握言语对象并迅即作出反应的直觉性。例如《红楼梦》：

……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外，只听见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恒……”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

这段文字精确传神地写出了黛玉在听《牡丹亭》杜丽娘伤春词句时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林黛玉“虽未留心去听”，却有两句听得“明明白白一字不落”，作者说是“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实际上却是林黛玉的语感对言语对象不自觉的选择。而且，虽然并未“留心”，却由于语感的操作而听得十分真切，“倒也十分感慨缠绵”。《安娜·卡列尼娜》：

“您刚才说的那件事情只是一个错误，而并不是爱情。”“记着我禁止您说那个字眼，那可恶的字眼”……

安娜说过之后，“立刻感觉到就是‘禁止’这个字眼也已表示出她承认了自己对他有某种权利，而且这样就更鼓励他去诉说爱情。”于“心灵辩证法”有着深刻洞察的托尔斯泰对安娜这一心理活动的描写是极其准确的，真实地展示了安娜当时的心理过程，具有强大的艺术说服力。话一出口，安娜就敏感地感到自己“用词不当”，而这“不当”恰又暴露出自己心底的隐秘。爱，她躲避着，却又向往着、追求着。托尔斯泰说她是“立即感觉到”，而不是“逐渐感觉到”，也不是“立即想到”，可见安娜对自己所说的那句话的感知、判断也是极其敏锐的。

语言表象之所以能够转化为语意表象，从客观方面看，是由于言语内容只能生成于言语形式，言语内容是由言语形式实现出来的，它既不可能产生于言语形式之前，也不可能游离于言语形式之外，好比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就像一张纸的正面和反面那样不可分割，以致言语形式在哪里出现，必然导致言语内容也同时出现在哪里。如果把言语作品比成一个鲜活的生命体，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就是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从主观方面说，是由于作为主观印象的声音表象就好比解释学上所说的“召唤结构”，它将与其相连相关的一切（如记忆、联想、感受、经验、体验、情绪等等）从潜意识中唤醒过来，吸引过来，使它们联翩而至填入这一“空框”——建构成为语意表象。

语感虽缘言语形式而生，却不是言语形式的照片或翻版。言语形式具有客观性，语感却具有主观性，这是因为组成“声音表象”“语意表象”的材料具有主观性，特别是由于“声音表象”和“语意表象”的结构更富主观性。于是“要紧”因之才会被贾宝玉听成“跳井”，未庄也有不少人将“自由党”误为“柿油党”，等等，而且他们全非有意歪曲。我不以为语感只是对言语形式的消极吸纳；不，它也是听觉主体对感知对象不由自主地重组和改造。语感不仅仅是再现，更是表现，是通过再现的表现。柴可夫斯基逝世一周前，拿着《第六交响乐》总谱，呆呆坐着，想给它一个标题，他弟弟提议用“悲剧”，他摇摇头，弟弟走出去，忽然转身嚷道：“悲怆！”柴可夫斯基叫道：“对，就是它了，悲怆！”——“悲怆！”这一句言语（独词句）的声音、色调、意蕴、分量映照出了他心中的悲怆，从而把他自己的感觉对象化于“悲怆！”之中，“悲怆”正是柴可夫斯基悲怆心情的凝聚和爆发。

语感也就是人对言语的“敏感”，可以借用黑格尔在《美学》中有关“敏感”的简明透彻的论述：“‘敏感’这个词是很奇妙的，它用作两种相反的意义。第一，它指直接感受的器官；第二，它也指意义，思想，事物的普遍性。所以‘敏感’一方面涉及存在的直接的外在的方面，另一方面也涉及存在的内在本质。充满敏感的观照并不很把这两方面分别开来，而是把对立的方面包括在一个方面里，在感性直接观照里同时了解到本质和概念。”⁽⁴⁾黑格尔所说的“敏感”，其实也就是“感觉”。《美学》中译者朱光潜注解说：“德文sinn，英文本作‘感觉’（sense），俄译本作‘对外形的感觉’。”黑格尔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敏感”，如“在了解历史和叙述历史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个别的事件和人物，暗地里就把它们的实在意义和必然联系显示出来。”不过，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它们的实在意义和必然联系”原本就客观地隐藏于“个别的事件和人物”之中，“敏感”却在感性直接观照里把它显示出来，因此它是感觉（对直接外形的认识）和思考（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的统一。而对言语形式的“敏感”——语感，由于语音形式对于语意内涵来说不是“显示”，而只是“表示”的关系（“白”既不白，“方”也不方），它在感性直接观照里不是同时从中“了解”到本质和概念，因为本质和概念并不客观地存在于言语直接的外在的感性形象之中，例如政治的本质或概念并不体现于“政治”这一词的词音中：而是由它唤醒了人们对某一言语形式表示的对象的感受、经验等。因此，可作如下表述：语感，它一方面涉及言语的直接的外在的方面，另一方面也涉及语言所表示的抽象意义。充满敏感的语感，并不把这两方面分别开来，而是把本不相关的两个方面包括在一个方面里，在对外在形式的感知同时领悟它所指称的对象表示的内容。

语感是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体系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认为它是一种基于得自先天遗传的“语言习得机制”，又来自后天经验的直觉的语言知识，人们能够由此自然而然地识别、理解和生成句子。我们以为，直觉的语言知识虽是语感赖以存在的必要基础，但它毕竟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知识，而是与人的观念、人的情绪交融在一起的，既有语言的因素，也有认识的情感的因素；不仅是对言语对象在语言知识方面正误的判断，也是对内容的是非真伪与形式的美丑的判断。既没有抽象的不表现任何认识内容和情感态度的话语，也无法使语感游离于认识、情感之外。诚然，语法学家在进行理论研究时可以仅仅着眼于语言知识把有关判断从中提取出来，但在实际的言语实践中有关正误、是非、真伪、美丑的判断是浑然一体同时产生的一种感觉。直觉的语言知识不是一种抽象概括的形式化了的知识，而必然是对具体的言语对象的直觉反应。例如人们并不是预先意识到动词一般应置于宾语之前，而只是感到“吃饭”“打电话”顺耳，“饭吃”“电话打”不像话而已。这种知识由人们所接触的无数言语对象内化而来，并非天生就已掌握的命题知识，而内化的过程不可能把言语对象的认识、情感内容排除在外或分门别类地加以吸收。习得言语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获得语言知识的过程，而必然同时是整个心灵成长发展的过程、人生成为人的过程。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人“具有丰富、全面而深刻的感觉”⁽⁵⁾（因其丰富、全面、深刻，马克思称之为“理论家”），语感即为其中一种——在《手稿》中马克思是在与“思维”相对的意义上使用“感觉”一词的，因此可以理解成为它也包括知觉。动物也有感觉，例如听觉（除草履虫等低等动物而外），但言语不可能成为动物的听觉对象，即使是对声音的感觉比人灵敏千万倍也不管事，因为语感是人所特有的感觉。人的耳朵除了具有和其他动物相仿的生物性之外，更具有一种为其他动物所无的社会性。社会的人感觉之丰富、全面、深刻全都体现于感觉的社会性之中。所谓感觉的人化，实质上就是感觉的社会化。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脑髓的发展也完全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同时进行的。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却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更敏锐的嗅觉，但是它不能辨别在人看来是各种东西的特定标志的气味的百分之一。”⁽⁶⁾动物不能而只有人能识别、辨别感觉对象的社会性涵义。人的感觉完善化的方向不是自然性而是社会性，而完善化的进程必然和人的脑髓、心灵同时同步。人对对象世界的感觉不像动物那样只为动物所属的那个物种在生物学上感到有用的那些自然物的属性所局限，人作为动物的一个种自然也像别的动物一样要受到自身生物学上的需要的制约，这种制约甚至超过别的动物；但人仍然是万物之灵长，因为人在社会实践中和对象世界建立了另一种关系，即不是生物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关系，作为主体的人和属人的对象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人的感觉器官因而也超越了它的生物性而具有社会性，成了社会的器官。马克思指出：“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性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⁷⁾由于言语的出现才会同时产生人的语感，即由生物的耳朵转化、提升而为语言的耳朵。语感的丰富性、深刻性与言语形式所展开的丰富性、深刻性相互适应，人的语言的耳朵因而能够感受曹雪芹、托尔斯泰在他们的言语形式中所展开的属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深刻性，从而确证了自己属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深刻性，并肯定了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当然丰富、深刻的程度因人而异，“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⁸⁾。“阿义可怜！”所展开的丰富性、深刻性就为驼背五少爷们所难以企及，他们无法从中肯定自己或否定自己，因而认为这是一句“疯话”。但他们至少也感觉到这是一句话，人说的话。因而可以说他们也从中肯定了自己是个可怜的人，他们觉得它有多疯，也就确证了他们自己有多可怜。语感是心灵的感觉，是一种精神感觉。《左传》上说，“人之为人，言也”，言是人之所属，心之所属，语感之所属。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对象的言语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非此即彼”的界线，夏瑜是夏瑜，“阿义可怜！”是他所说出的一句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至于从它和驼背五少爷们的关系看就更是如此了。但语感却在人们的言语实践中把“彼”“此”融合而为一个整体，成为“亦此亦彼”的所在。人其实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因而从这个角度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人定义为具有语感的存在。

由上引柴可夫斯基的例子，不妨再简略地说一说语感与语境（即言语环境）的关系，以对语感的定义作一必要的补充。任何言语都生成于一定的言语环境，正如画画一定要有画纸或画布一样，白云也只能在蓝天上画画。甚至可以把言语作品看成是言语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看，语感也就是“境感”，是对言语形式与言语环境两者关系的直觉。何谓语境？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把它分解为“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等六个要素，确为真知灼见。我想把它们概括为语境的表层因素，其深层因素是言语主体当下的心理背景，就是人的内在精神生活之流的某一横断面。“境由心造”、“触景生情”说得都对，表层与深层之间相互作用，没有绝对分明的界线；但毕竟“言为心声”，比之表层要素，心理背景是更基本的更重要的，它起主导作用。即使是触景所生之情，心理背景也是情所由生的基础。言语交际之所以能够持续顺利地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交际双方的心理背景有相通相似相近相合之处，话不投机半句多，就是缘于交际双方的心理背景相去甚远之故。“心心相印”，即使只有半句也就足够了，语感自会作出合适的和充分补充。“悲怆！”“对，就是它了，悲怆！”柴氏之弟当然有理由为他有这样的哥哥而感到自豪，想必柴氏本人也会为有这样的弟弟而感到欣慰的吧。人是具有语感的存在，具有相通相近相似相合的语感的人就是兄弟，不管他们是不是都姓柴可夫斯基。

原载《云梦学刊》1999年第1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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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特：《符号学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2) “语意表象”系我杜撰的术语，说见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13章第3节。

(3) 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4) 黑格尔：《美学》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2页。

(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8)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