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上你的“通‘人’宝玉”

这么多人听我发言，对我是种鼓励，也是鞭策。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谈文学教育》，前面加了正标题《佩上你的通“人”宝玉》。《红楼梦》的男主角贾宝玉身上佩戴的是通灵宝玉，当他佩戴上通灵宝玉的时候便富有灵性；当他这块玉丢掉的时候便灵性全无，变得痴痴呆呆了。我把这块玉的名字改成“通‘人’宝玉”，用以比喻文学在青少年一代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你爱上了文学，文学就会使你这个人的精神不断地成长、发展、提升；如果你失去了通“人”宝玉，就可能像贾宝玉因失去通灵宝玉而灵性全无一样，缺少人情味，甚至人性不健全。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这里想谈谈“人是怎样生成为人”？前一个“人”为一般成长中的人，后一个“人”为“真正的人”，“大写的人”。

我记得1957年的时候，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钱谷融发表长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为此他受了二三十年的批判，背了二三十年的包袱。他主要是阐释高尔基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在当时产生了一种震撼效应，改革开放以后，他立刻由讲师升为博导。

古希腊有一名言：“认识你自己”，即认识人。关于人的研究，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是个永恒的课题。人是什么呢？随着认识的不断进步，从一个角度看，大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把人当成人，即“人是人”，任何一个人都是和你一样的人；另一条是把人当成工具，“人是工具”，即不把人当成人。在把人当成人这条路上，从人的主体性来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较以前的研究应当说是进了一大步。我们中国文学界、理论界在七八十年代非常推崇人的主体性。其实，人的主体性这个命题仍旧有它的片面性。片面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从表面上看，人有主体性，这个太容易理解了。人的思想、认识、情感等等难道不是以人为主体的吗？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的时候，难道不是以人为主体的吗？理由似乎很充分，很有说服力。其实，人确确实实是在和别人、别物的关系中存在的。德国出了个大哲学家叫马丁·布伯，他把这种关系加以梳理、总结、概括，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你”的关系；一类是“我——它”的关系。所谓“我——你”，就是我把你当成跟我一样的人来发现你，来信任你，来尊重你，来赏识你，并且通过对话共同进入一个新的精神境界，生成新的你和我，两者是相互对等、相互平等的关系。另一类“我——它”的关系就是我对它来说，我在认识它，考验它，最后利用它。这两对关系，马丁·布伯认为，人活着，不能没有“我——它”的关系，比如说，我今天吃晚饭，我就把米饭、菜当成“它”吃掉。但是马丁·布伯严正指出：光有“我——它”的关系，人还不能成为真正的人，人只有在“我——你”的关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他的这一见解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见解完全一致：一个人只有把别人当成同样的人，才能证明自己是个人。他说得非常形象哦，他说那个叫彼得的人之所以能够把自己看成一个人，是因为他把那个叫保罗的人看成是同样的人。彼得在保罗身上发现自己是个人，保罗在彼得身上发现自己是个人。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从文字解释这个角度，“仁”就是“两个人”，我把你当成人，你把我当成人；只有在人的关系当中，才有这个“人”，才有这个“仁”。《红楼梦》中贾宝玉把林黛玉看成个可敬可爱的对象，这个事实反过来也证明贾宝玉同是可敬可爱的人。马丁·布伯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我把它写在黑板上：

如果说出“你”，“我——你”结合中的“我”也就随之道出；

如果说出“它”，“我——它”结合中的“我”也就随之道出。

……没有自在独立的“我”，只有原初词“我——你”中的“我”，原初词“我——它”中的“我”……当原初词说出时，言说者就进入该词并且立足于该词里。

下面我解释一下。马丁·布伯认为：“我——你”“我——它”不是两个原子的简单的结合，而是互为前提，互为发明的整体性存在。不能从一个人本身来看这个人，而要从他与别人的关系中看这个人，即人们不能把“我”从与“你”、“它”的关系中孤立、游离出来。我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它。这一论述，就比“人的主体性”理论前进了一大步。前进在什么地方呢？它从这个主体与那个主体的关系中来理解，从“我”和“你”的关系、“我”和“它”的关系来理解。比如，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离不开空气。但人并不就是空气，空气也并不就是人。人作为和空气交换的关系而存在，我在利用它啊。这是作为生理的人来讲。作为精神的人也一样。人之所以有精神、有思想，产生于他和别人的关系。比如说，皇帝说“朕”，前提就是认为你是他的臣子，他的奴才或仆人。“朕”表示了“我”和所有别的任何人之间一种极其特殊的关系。当一个人说出“朕”或“奴才”什么什么的时候，他作为主子的身份或奴才的身份也就被“道”出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日出》里，潘月亭作为经理和那个姓李的襄理关系非常微妙。那位李先生做了几天襄理后，居然忘乎所以，在潘月亭面前称自己为“我”，称潘月亭为“你”，潘月亭听了就老大不高兴，于是他的结局也就非常不妙。

这个“ta”实在是个不确定的存在。比如我现在拿粉笔写字，粉笔是“它”，我利用“它”。比较可悲的是，我本该把你当成“你”，而实际上当成了“它”，人和人之间成了互相利用的关系。当人利用人时，就把“你”当成“它”。在封建专制社会里，人被分成三六九等，因为等级是专制的基础，“朕”是宝塔的尖顶。传说雍正皇帝登基当天，曾试图把以前所有忠心耿耿、为他出谋划策、为他拼命的人全都杀掉，原因仅仅是他们知道得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我——它”的关系。当你有利用价值时，就重视你，赏识你，当你失去利用价值时，就灭掉你。

刚才尹浩冰老师说我“德高望重”时，我惭愧无比。回想我自己一生，我有时就自觉不自觉地就把“你”当成了“它”，自觉不自觉地在利用别人。现在，在中学里面，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有的，但更多的时候，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是相互工具化的关系。老师把学生当成自己晋升的工具，你考得好，班里高考总平均成绩比兄弟班高出1分，或0.1分，下次评职称时肯定比兄弟班的教师有优势；学生把老师也当成工具，“你要教得好点哦，题目猜得准点哦！”在高考中考得好点，考上清华、北大。在温情脉脉中，实质上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触目惊心。甚至有时候父子关系、母子关系也有种不自觉的功利因素在其中。我举个例子，某某是个中学生，他妈很爱他，但爱里面有不纯净的成分。他妈在同学会上看到同学的丈夫很有出息，而自己的丈夫却只是个普通工人，她就要在自己儿子身上找补回来，一定要逼儿子考上名牌大学。这一逼逼出了儿子的极端行为。她当然是为儿子好，但也有在同学面前证明不比他人差的负面心理在里面作怪。——其实，工人怎么就差了？！

我们分析总结，“我——它”的关系非常普遍，“我——你”的关系不是没有，只是比较稀少，显得非常珍贵。“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大自然中不感到孤独，在人群中感到孤独才是真正的孤独。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本来是“它”，在陶渊明眼中却是“你”。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敬亭山”在别人眼中是“它”，在李白眼中也是“你”。人为什么在人群当中孤独？就是因为在实际生活当中到处都是“我——它”的关系。“我——你”的关系不是没有，太稀缺了。人真正成为人，是在“我——你”的关系中而非“我——它”的关系中。人在“我——它”关系中极有可能变成“我——它”之中的“我”，别人在“我”心目中都是“它”；“我”在别人心目中也都是“它”。只有在“我——你”关系里，“我”才有可能成为人。如果人人都是“它”，处处都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这不就太恐怖了吗？想想都不寒而栗！我身上的人情人性主要来自我母亲对我无私的爱，来自我的好老师、好朋友，来自书，文学书。应当说我是很幸运的。我回想起自己读大学时期，被划为“右派”的同学臭不可闻，谁跟他接触谁就是立场不稳。在我隔壁班上就有这么个同学，他跟那个被划为“右派”的同学原是朋友，在“右派”同学被遣送回家时，没有人去送他，只有这个同学帮他打行李、搬行李并送上车。这是真正的“我——你”关系。傅雷去世后，无人领骨灰，一位年轻的女工冒充是家属，领走了骨灰，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后来平反了，傅雷的儿子回国要找这位女工，要感谢她，要将此事登在报纸上，而那位女工却坚决不答应。这就是真正的“我——你”关系。人正是在“我——你”关系中成为人的，不光是外形哦。狼孩之所以是狼孩，猴童之所以是猴童而不是人，就在于跟他发生关系的是狼是猴。我们生活在人类社会里，当然都是人。但是，真正的“我——你”关系似乎奇缺，人与人之间的空间比较狭窄，空气比较稀薄，人情冷漠，世态炎凉。人在非人的关系中生成为人，难度很大，怎么办呢？这就谈到了文学这一主题。

人，创造了文学。文学是人学，文学由人（作家）创造，创造了人（人物形象），并且为人（读者）创造。文学中有两种人，一类是作品里的人，一类是写作品的人。我先说一下第一类人，我认为作品里的人有四大特征：第一大特征，具有语言性。作家运用语言把它塑造出来，具有语言性，而非有血有肉，平时我们说“有血有肉”只是比喻。翻开任何一本小说、散文、诗歌，我们只看到一个个文字，哪有血？哪有肉？第二，透明性。古语“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为什么日久才能见人心呢？因为人心不透明。人的心脏我能通过X光看到，但人的心理活动、人的潜意识、下意识、无意识无法知晓，其实你自己也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不具有透明性，甚至包括写自传的人。当然，好的要信，但不可全信哦。这使我想起卢梭的《忏悔录》。他以为把自己最阴暗、最肮脏、最见不得人的一面都表现出来了，他甚至说“如果有谁怀疑我的《忏悔录》的真实性，我即使死了也要变成厉鬼敲他的脑袋。”即使他这样说了，我还是持保留态度。文学作品里的人具透明性，和小孩子一起看电视，小孩子问我们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我们可以立刻回答这是个好人或坏人。文学表现的是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性格、命运等等，甚至人的行为最深刻的动因。阿Q摸小尼姑头皮时的心理活动：和尚动得我阿Q动不得？人的行为最隐秘的东西作家都可以挖掘出来。第三，整体性。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人的一个片面。比方，被班主任找去谈话时的你和在寝室与好友聊天的你就不完全吻合。而文学作品中的人是整体的，全方位的。第四，审美性。人作为人自在地存在，他出现在你视野中，本身不会给你真伪、美丑的判断，而真伪、美丑是你的判断。但是这个判断是否正确，要打个问号。文学人物一出现，身上就带有作者对他的审美判断的烙印。阿Q一出现，我们的脑海马上浮现鲁迅的八个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哀、怒跳动在塑造阿Q形象的字里行间。审美性在文学作品里就是“把好还给好，把坏还给坏，把美还给美，把丑还给丑。”甚至“使好更好，使坏更坏，使美更美，使丑更丑。”由于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具有上述特征，读者就比较容易进入“我——你”的关系之中。一个研究生找到的资料很能说明问题：一位作家说《阿Q正传》要读十遍，第一遍和第二遍的阿Q形象不一样，第二遍和第三遍的阿Q形象又不一样……读第七遍时，已达“阿Q向我扑来”的境界，从中读出了自己。“阿Q向我扑来”的同时，也就是自己的精神世界和阿Q拉开距离、不再是阿Q的开始。此时，你与阿Q建立了人与人的关系，同时你也就和自己建立了人与人的关系，于是你就在这种关系中朝人的方向进了一步。法国著名评论家如是评说《红与黑》：读着读着，我仿佛和于连一起去洗澡，一起去郊游，一起去恋爱……最后他说：我已经和于连合二为一了。与人物形象合二为一，即把“它”变为“你”。但于连又不完全是你，因为于连出自作家的笔下，你往往会自然而然地以作家的眼光审视他，作家在不知不觉间引导着你。

以上是读者与作品人物的关系，下面我来简单谈谈读者与作家的关系。凡是优秀作家在优秀的作品里，总表达那个时代最高审美判断，最高人文精神。法国大小说家左拉在他发表的长篇文学论文《论小说》中说：摆在你面前的并不是一张印着文字的纸，而是一个在字里行间跳动着他的头脑和心灵的人。作家情感态度和审美判断全部在遣词造句中泄露天机。写出优秀作品的人也最有可能成为“我——你”中的“你”。我们生活空间很有限，要在很小的圈子里发现很多的“你”的确相当困难——难道我们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人了吗？不是的。我们可以把优秀作品里的人当成“你”，把优秀作家当成“你”。在“我——人物、作家”中的“我”该是敏感的，丰富的，善良的，有尊严的，进而有可能是优秀的，卓越的。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个真正热爱普希金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人是不会成为无耻之徒的。

文学创造了“我——你”关系最大的可能的空间。这倒不是说文学作品里人人都是好人，人人都是真正的人；而是它能够唤醒你对人的爱，对人的宽容，对人的悲悯，使自己变得更好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今天一点点，明天一点点，这作用可就大了。用佛家的话说这是“渐悟”，还有“顿悟”的情况。高尔基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十分“正常的”布商巴卡尔金，当他活到六十岁的时候，开始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而当他读懂一点什么的时候，就非常惊愕地说：“这可把我从受尊敬的人变为傻瓜了。只要想一想：四十年来我积起了钱，使多少人破了产，使多少人受了屈，可是金钱原来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文学之所以是人学，是由于文学是“心学”。文为“心学”，这话是我国清代学者刘熙载说的，可比高尔基早多了，在我看来也比高尔基深刻多了。上面说到“认识你自己”是个永恒的课题，是因为人太复杂了，要作穷尽性的研究是几乎不可能的。哲学、社会科学、一大部分自然科学都以人为研究对象，只有文学致力于人心的研究，这可不是从理论上研究，而是真实、深刻地展示、表现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心灵世界、情感世界。人心，比天空广阔，比海洋深邃，无限丰富、复杂、微妙。文学就是带领读者进入人的心灵世界、情感世界，让你和文学作品中的人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希望、绝望，一起挣扎、奋斗……使你完全沉浸其中。其实，“沉浸”的过程就是文学点燃你的情感的过程，就是文学让你的心灵“受洗”的过程。文学总的目的是什么？用阿·托尔斯泰的话说：让人从情感上认识人。情感是人生命的原动力。歌德说：一个活着的和行动着的人的灵魂就是情感。列宁也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文学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看不见，摸不到，却不可替代。——我们当然也不应夸大文学的作用，但必须承认文学确能对世道人心有所影响。

昨天，我坐公共汽车，让我想起了小学生让座的作文：一天，我去公交汽车站上车，看到老公公老太太上车，于是我想起毛主席的教导，眼前浮现雷锋的形象，我就站起来让座。——万一他没有想起伟大领袖的教导，在想别的事呢？那他就不会让座了吗？靠外在的因素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如果他看到老头老太上车，你站着我坐着，觉得过意不去，于是站起来，请老头老太坐下。老头老太说“谢谢”。我亲耳听到一位青年说“我要谢谢你”。可能有的人不理解，我的理解是，由于你接受我的让座让我心安理得，我还不谢谢你吗？如果你一定要站着，那我也就陪着你站着。这是情感问题。一个人失恋时，为了说服自己，这个人有什么漂亮的啊？有什么缺点啊？……为的就是割断相恋的关系。即使有一个漂亮得多，修养好得多，品德高得多，各方面都优秀得多的人，你还是不爱。情感养成不容易，扭转更不容易。有道是若为情所困，末日才是黎明。文学能使人感动，从而内化为人的感情，内化为人性。

的确，以形动人、以情感人的文学作品其作用有时甚至远远超过了耳提面命的训诲。锡德尼说：“感动的高出了教育”，哪种教育“能像感动人去实行它所教的那样多呢？”沙皇尼古拉二世之所以害怕托尔斯泰，根本原因当然在于尼古拉的本质是反动的腐朽的，而托尔斯泰则是“暴虐与奴役的敌人，被迫害者的友人”；但是也只有当托尔斯泰用包含着思想感情的形象说话时才是强大的，而当他说教时就变得软弱无力了。正确地说，沙皇所害怕的是作家托尔斯泰，而不是说教家托尔斯泰。的确，沙皇是害怕作家托尔斯泰的。他的一个大臣曾经不胜恐惧地说：“我们有两个沙皇，一个是尼古拉二世，另一个是列夫·托尔斯泰。他们两个人中哪一个强大些呢？尼古拉二世拿托尔斯泰一点办法也没有，而托尔斯泰却毫无疑问地在动摇尼古拉二世的宝座和他的专制统治。”这是因为，历史上所有处于没落阶段的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总是建立在人民愚昧、麻木的基础上的，否则他们的伪善和瞒骗就难以得逞。而优秀的文学作品却把人们从假恶丑的阴影中渡向真善美的彼岸，这对反动统治阶级来说就像敲响了末日的丧钟。秦始皇、希特勒、四人帮为什么要烧书？他们怕啊！用《狂人日记》里的话来说，他们“怕得有理”。文学确实能够阻遏非人化，促进人性化。我还是要引证高尔基的话来说明：“我读得愈多，书就使我和世界愈接近，生活对我变得更加光辉，更加美丽。每一本书就像阶梯一小级，每攀登一级，我就愈脱离动物走向人——走到更美好的生活底理想，到达对于这种生活的渴望。”他把自己能够“从泥沼里爬出来”而没有沉溺在愚蠢和庸俗里面，归功于文学的帮助。

在文学教育领域，我们人文学院有一位我非常敬重的老师胡尹强先生，他既是位作家又是位学者。关于文学教育，他最近写过两篇非常有分量的论文，都发表在《语文教研》上。他在《名作欣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阿Q形象分析的文章，然后，他收到四川一位高中生的来信：我读你的文章之前，读《阿Q正传》，把阿Q看成一个可笑的人；读了你的文章之后，我发现我就是阿Q。我时常像阿Q一样想当皇帝，想什么就是什么。中国人的心理就有“皇帝情结”，你有吗？你有吗？（指着台下的听众，台下笑）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就是不把人当人。《儒林外史》，那个秀才的女儿嫁出去没几天丈夫就生病死了，秀才不但不劝女儿回家，还劝她殉夫，劝她上吊。后来女儿真的死了，他哈哈大笑。他还是人吗？人会变成这样子吗？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写了一篇杂文，他说：“这种事情不但在禽兽世界非常少，就是在人类社会也极为罕见。”很多人看到以后以为文字排错了，其实不然。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我觉得我住的是非人间。”非人间，都是鬼。在“我——你”中生成为人，文学几乎可以说是条捷径。文学和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相遇，偶然性比较大。青少年买了一本书或借了一本书，这本书可能不那么好，甚至是本坏书，即使是本好书，他也未必能完全领悟。因此，我们倡导文学教育！让人和文学的关系在教育的状态中发挥引导、点拨作用，让人在文学中生成为“人”。如果这个高中生没有看胡教授的文章，他对阿Q的认识就有可能只停留在“可笑”的层面上，经过老师指点，他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我读大学时爱文学，毕业后读文学，后来转而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原动力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来，一夜之间，不少学生都几乎成了野兽，骂老师，打老师；骂父母，打父母。这不能全怪学生，教育、教师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我们以前的教育从不讲人性、人情，除非为了批判。教师也不敢或不愿讲人情、人性。即使讲文学，也要把它当做政治来讲。结出的苦果还得自己吞下去。

我乘此机会建议：在校读书的时候多读文学书，并且用心读。教学时，和你所教的学生一起读文学，一起用心读。这才是语文教学真正的使命，不能把文学作品仅仅当成遣词造句的工具来教。作品语言是作家情感的痕迹。只要和作家心灵相通，和作品感情相通，对词句的感悟自然会很深。“努力”一词很平常，但在《背影》，“爸爸”爬上月台时现出“努力”的样子，从朱自清和父亲的心理出发去感悟父子的感情，则情感教育和语文教育就同时双赢了。我觉得语文教育的根本就是：教师和学生一起读书，并引导学生用心去读，特别是从中读出自己。

谢谢大家！

2003年11月8日在浙江师范大学“人文论坛”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