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人口数量的关系

(一)教育与人口数量的关系

人类社会中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地变化着。导致人口数量变化的原因既有人口的自然增长，也有人口迁移。在一般情况下，对人口增长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人口增长率。

1.人口数量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毋庸置疑，人口数量对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教育质量具有重要影响。第一，人口增长率影响教育发展的规模。在人类社会中，人口增长率的变化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高出生和高死亡构成的低增长;第二种是高出生和低死亡构成的高增长;第三种是低出生和低死亡构成的低增长。古代社会人口增长率基本上属于第一种类型。19世纪起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开始向第二种类型变化。目前发达国家已经过渡到第三种类型。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希望实现第三种类型，但是目前还不可能。

以我国为例，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长速度缓慢，从1840年到1949年间，全国增加人口1.3亿，但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增长率很快转向了第二种类型，而且是相对突出的高增长型。1949年末中国的总人口数是5.42亿(未包括台湾省和香港、澳门地区，以下同)，经过38年总人口翻了一番，到1987年末为10.81亿，1996年末中国总人口数为12.24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7年的5.2‰，年均下降0.2‰。年末总人口数由1978年的9.6亿增加到2007年的13.2亿人，年均增长1.1%，比改革开放前(1949—1977年)的年均2.0%的增长速度下降了0.9%。^[1]但是，由于育龄妇女规模较大，现在仍以年净增800万人左右的速度继续膨胀。另有人口学家预测，2020年中国大陆总人口数将达到14.70亿，2050年前后将是16亿左右。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现了较大的反弹趋势，部分地区超生比例超过30‰，这是不容忽视的人口增长现象。因此，控制人口的任务还非常艰巨。

显然，人口高增长必然要求扩大教育规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在规模上发展迅速。以1949年与1997年相比，小学在校学生数由2439.1万增至13995.37万。普通初中在校学生数由103.9万增至5167.79万。其他中等专业、职业学校、农业学校、技工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由23.15万增至80.89万。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由11.7万增至317.44万。^[2]但是，学龄人口由1949年占人口总数的22.4%到1980年占人口总数的30.1%，每年平均增长590万。所以，从人口增长情况来看，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依然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根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1990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1.6亿人，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160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42%;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9100万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6亿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4.2亿人(以上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分别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文盲、半文盲人口数(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1.8亿，占总人口数的15.88%。20世纪90年代初的状况是全国在校生数与文盲数相等，都是2.2亿，12岁新生文盲率还有约10%。尽管出现这种情况有多种原因，但是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依然是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人口增长情况，当前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保障，特别是中等教育应该有一个较大规模的发展。

第二，人口增长率影响教育结构。人口增长率对教育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学制的影响，二是对学校内部的影响。在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极为不均衡的情况下，教育要大规模地发展，就必须采取多种形式，学制不能单一化。例如，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要实现普及教育、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就必须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积极鼓励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学校办学，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制，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与此同时，要改变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的状况，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目标，就必须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更新继续教育观念，加大投入力度，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稳步发展学历继续教育，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

此外，由于人口增长方式不是匀速而是波浪式推进的，人口增长波峰与波谷的反复出现对学制和学校内部结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曾出现几次人口增长高峰:1950—1958年，共出生1.86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万人，形成了连续9年的第一个高峰期;1962—1975年，共出生3.6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万人，形成了连续14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2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龄、育龄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这种人口出生率的大幅度波动，影响了各级学校的绝对数量和各类学校在学制中占的相对比例。例如，1962年开始持续了14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年开始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1982年的出生高峰，带来了1985年的入托难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1987年小学入学的高峰，继之出现考大学的激烈竞争与就业难以及老年教育等问题。在学龄人口的高峰期内，中小学生在短期内迅猛增长，教师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应付紧张局面;校舍不够，只得办大班，或改为二部制、三部制教学。入学高峰期过去后，学校又会出现人员超编。若要裁员，困难很多，若不裁员，人头费又会挤占教育经费，使办学条件依然难以改善。以北京市为例，2000年城区的小学生人数只有1990年的51%，东城区的小学学生和教师之比更达到6∶1，估计约有50%的小学教师资源过剩。

第三，人口增长率影响教育质量。人口增长率过高造成人口数量激增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导致教育质量的降低。具体表现为:其一，人口增长率过高导致教育经费平均水平的降低。根据1968年的统计数据，世界人口中约有70%的人口居住在发展中国家，15岁以下的世界少年人口，发达国家占22%，发展中国家占78%。但是发达国家用于教育的经费比发展中国家多十倍以上，从1960年到1968年，发达国家入学人数约占发展中国家入学人数的一半。儿童和青年人数相当于发达国家3倍的发展中国家，入学儿童的人数却不到世界入学人数的一半。而学龄儿童的文盲数仅亚洲太平洋地区就占了世界学龄儿童文盲数的90%。^[3]那么，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需要控制人口增长率。这一点，正如1974年世界人口会议所指出的:“展望未来，许多国家是否有财力来发展他们的教育机构，似乎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抑制人口的增长率，而这个增长率已经大大超过于他们的教育计划制定的基础了。”^[4]从我国来看，由于教育经费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严重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小学、初中和大学的教学仪器设备的达标率分别只有20%、37%和30%。2001年全国普通中小学共有危房面积5267万平方米，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达4.9%和6.7%。其中，农村初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为6%和8.1%。

其二，人口增长率过高导致师资质量的平均水平降低。教育事业的大规模发展导致师资的培训脱节，教师中不符合学历要求的比例增大。根据1982年的统计，我国基础教育的教师队伍中，小学约有一半的人员学历没有达到标准，初中约40%，高中约为30%。中小学由于师资力量不足，大量聘用代课教师。2001年，全国中小学共聘用代课教师70.5万人，占岗位教师总数的6.6%，其中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58万人，占农村中小学岗位教师的9.6%。

其三，学龄人数的增加导致班级人数过多，同样影响着教育质量的提高。一般来说，每个班级学生以30个左右为宜。这个数量既满足了一定的集体活动的条件，也使教师有可能了解、顾及到每一个学生。但是在我国，一方面，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积不足，班级超员现象显著，初中超大班的问题十分突出。2001年全国初中66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5万个，占初中班额总数的21.3%，超大班在读学生约为1619万人，约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1/4。另一方面，由于校际差距以及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导致超员现象在条件较好的学校更为突出。

2.教育是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重要手段

控制人口膨胀，可以从多方面着手，包括:加强对计划生育的领导与宣传，综合运用法律、行政与经济等手段，加强科研工作，普及避孕节育知识，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独生子女父母的后顾之忧，使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能够贯彻落实。但是，这些都是治标的办法。只有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选择，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原因在于，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受生育观念支配的，而生育观念的形成，既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关。20世纪80年代末，联合国人口司依据对世界各国生育率变动的实证研究在《世纪转换之际的世界人口》中指出:“在生育率与教育……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看来这一规律对中国也不例外。据1982年统计，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程度的妇女已生育子女数分别为4.74、3.81、3.08、2.41与1.94。2001年对妇女多胎率的调查也显示出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反相关性，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和文盲的妇女多胎比例分别为0.4、3.4、7.0、18.9与36.5。调查还显示，文化程度与早育率也密切相关，2001我国20岁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妇女的早育率分别是:大专文化的占0.5%，高中文化的占1.8%，初中文化的占5.4%，小学文化的占7.1%，文盲占8.9%。

由此可见，文化程度越低的妇女，越容易受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旧观念影响，她们更多的是追求孩子的数量，而很少考虑孩子的素质，结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贫困的恶性循环。文化程度越高的妇女，往往会推迟初婚和初育年龄，并比较容易克服“传宗接代”等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和掌握科学的节育方法;她们往往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比较高，对工作追求相对较高，在生育决策上有更多自主权，并倾向于在一生中少生些孩子。同时，她们为了能在业余时间使自己多进修提高和指导小孩取得优良成绩，也希望少生孩子。

此外，实施人口教育将直接影响年青一代生育观的形成。所谓“人口教育”是指对一定年龄阶段的青年实施关于家庭、社会、国家及世界人口情势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们获得人口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受孕、优生、遗传、营养卫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养他们对家庭的计划生育、国家的人口计划的理智态度与责任感，树立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生育观。显然，年青一代人口的生育数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对象，他们正处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通过各种形式对这部分人进行新的生育观教育特别重要。通过人口教育使他们树立新的生育观，必将支配他们今后的生育活动，产生移风易俗的巨大力量。对于成人的教育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对于青少年的教育主要通过学校来进行。1980年，我国教育部发出通知:自1980年暑假后的新学期开始，高中的《晚婚与计划生育讲座》改为《人口教育讲座》。自此，一些中学开始把人口教育纳入教学之中，有些地区在初中就开设了人口教育课，到1988年我国已有16个省市6000多所中学开设人口教育课。1990年，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的要求，人口教育课推向农村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