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和其他因素对收入潜能的影响

五、能力和其他因素对收入潜能的影响

除非像先天素质、家庭背景等这样的其他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得以标准化，否则要辨认教育单纯对收入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回归分析是测量像先天素质(用智商来测量)这样的其他变量对收入影响的一种工具。回归分析最简单的应用，就是用表示收入差率的常数来调整观察到的收入差额，而收入差率被当作是除教育以外的其他因素影响的结果。这种常数通常叫做α系数，其含义简单说来，就是把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附加收入的1/3解释为除教育以外的其他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余2/3解释为教育单纯影响的结果，也就是用受过教育的工人一生的附加收入乘以0.66的α系数。

另一个更加满意的调整方法就是收入函数测量，收入函数的表达式是:

Y=f(S，IQ，F，Age…)

在这里，Y表示一个人的收入，S表示受过教育的量，IQ表示先天素质，F表示家庭背景，Age表示工作经历。

运用回归分析和收入函数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工人收入的测量表明，先天素质可以解释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附加收入的近20%，当把种族、性别、家庭背景等教育之外的其他因素包含其中时，教育仍然是决定收入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一项研究(萨卡罗普洛斯，1975)表明，α系数的值——也就是说，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附加收入的多少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很可能是0.7或0.8左右。

最近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大量研究是用收入函数来解释教育、先天素质、认知能力、家庭背景、工作经历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的。

完全竞争是大部分经济理论的主要理念，即使人们普遍并不认为有完全竞争的市场。例如，经济理论假定，如果劳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工资将等于工人边际产品的价值，收入差额正好是对生产率提高的量度，所以，工人因受教育而额外得到的收入可用来衡量他们对产出额外做出的贡献。然而，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制度刚性可能扭曲相对工资的形成方式。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扭曲是相当明显的，公共部门几乎是受过教育的人力的最大雇主，其工资主要是由制度决定的，而不是以市场力量为基础的。

人们一直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公共服务部门支付工资的标准反映的是这些国家殖民时期的传统和管理，而不是边际生产力。例如，在马来西亚，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占城市就业总人数的40%，公共部门就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占城市就业总人数的90%，管理人员占42%，职员占51%。那些有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文凭的人大多数在公共部门。如果这些部门支付工资的标准反映的是文凭主义和制度刚性而不是边际生产力，那么，教育的收益率的衡量就很可能发生扭曲。

问题在于无论劳动市场是不是完全竞争的(显然它们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力量是否对相关工资有影响，即使在一些国家公共部门那样的垄断性就业部门，它也不是完全孤立于市场力量之外的。在教育回报的测量中存在一种可怕的日益蔓延的偏见，因为公共部门的影响本不应该夸大的。企图比较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工资标准，出现了矛盾的结论，即使在公共部门，在许多国家也有证据表明，相对工资(差额)一般反映供求的变化。例如，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显示，非洲教师和公务员的相对工资比亚洲的高得多，因为非洲受过教育的人力不足，而亚洲受过教育的人力则较充足。在几个非洲国家，大学毕业生的相对工资是怎样随着大学教育的扩张和受过教育的人力不足状况的缓和而下降。换句话说，在这里，即使政治、社会和历史因素在工资结构的决定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市场力量也对公共部门的工资产生了影响。

收益率分析的基本条件不是劳动市场应该完全竞争，因为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市场，而是应该有某种程度的竞争，以便相对工资能说明供求信号，尽管不是一种完整的说明。然而，如果有理由相信，观察到的收入差额不提供充足的信号，甚至不反映边际生产力(由于劳动市场的严重扭曲)，那么，衡量教育收益就应该用影子工资率而不是实际工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