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马克思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那就是机器大工业的兴起，资本积累的疯狂，童工片面和畸形发展的惨状。改变社会条件和教育制度成为追求“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的马克思不得不认真思考的突出社会问题。

(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含义

马克思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含义，有以下三个规定。

第一个规定:其中的教育是指学校教育，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教育。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反击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发出的责难:“难道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臆造什么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2]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的教育，一定是社会主义教育，同时明确提到了学校。当然，由社会决定的教育也包括工厂训练和家庭教育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资产者惟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这种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人固定在某一生产环节的劳动纪律和技能教育。它是为资产者服务的教育，它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要加以扬弃的教育，当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意义上的教育。再说，这种“把人训练成机器”的教育通常是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本身就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这种教育是“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13]的教育，当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意义上的教育。那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意义上的教育是不是指家庭教育呢?显然不是。恩格斯考察了当时雇用童工的工厂，发现:“这里的教育水平实在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半儿童甚至连主日学都不上，其余的虽然去上了，但也很不经常;和别的地区比起来，只有极少数的儿童识字，会写字的就更少了。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在七岁和十岁之间，即恰恰是适于上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做工了。”^[14]也许当时少数的儿童识字和写字，与家庭教育相联系，但家庭教育既不是当时教育的主导形式，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教育的主导形式。在他们看来，儿童七岁和十岁之间是适于上学的时候，也就是适于接受学校教育的时候。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意义上的教育不家庭教育，而是学校教育。

第二个规定:其中的生产劳动是指物质生产劳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引起人的本质异化的异化劳动进行了深刻、猛烈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他把自己的劳动外化在产品中，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15]。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消灭劳动异化奠定了制度基础，虽然劳动异化消灭不可能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立即变为现实，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社会主义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体现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它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既然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意义上的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那么，该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当然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

这种劳动主要是指物质生产劳动，其依据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样一段论述:“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16]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把劳动力的生产(“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分为物质生产和消费生产即非物质生产，并把物质生产称作第一种生产，把消费生产称作第二种生产。他说，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这里所说的不同于“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显然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这里的物质生产是与未来教育相对应的，是与未来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相对应的。

在《资本论》中还有这样一段论述:“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17]马克思在这里为什么用“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而不用“智育和体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呢?显然，这里的智育和体育，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育，与此相对应的生产劳动，仍然是没有克服资本积累观点在生产劳动概念上的狭隘性的生产劳动。这种生产劳动，没有实现生产劳动概念的历史回归，它包括能带来资本增值的非物质生产劳动，同时又把不能带来资本增值的物质生产劳动排斥在外。而体力劳动一定是工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因为工人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使他们很难进入非物质生产领域;它也一定是能带来资本增值的生产劳动，因为工人的体力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所以，这里用“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而不用“智育和体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就避免了由资本积累观点在生产劳动概念上的狭隘性所导致的对生产劳动概念的误解。

在《资本论》写作完成之前，马克思也曾提到过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或生产劳动与教育的结合问题:“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18]这里的劳动或生产劳动都是体力劳动，因为当时儿童和少年在工厂从事的劳动只能是生产物质产品的体力劳动。对这样在特定条件下的提法，不能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否则就会产生误解。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接着这样说:“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9]这里所说的生产劳动是与未来教育直接相对应的，它克服了资本积累观点在生产劳动概念上的狭隘性。狭隘的资本积累观点，使历史上物质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而使历史上非物质生产劳动的概念扩大了，它给生产劳动这样一种规定:“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劳动是与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还是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20]能够带来资本增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反之，是非生产劳动。这意味着，不能带来资本增值的物质生产劳动，是非生产劳动，物质生产劳动的概念在这里缩小了;而能带来资本增值的非物质生产劳动，也是非生产劳动，非物质生产劳动的概念在这里扩大了。克服了资本积累观点在生产劳动概念上的狭隘性的、与未来教育相对应的生产劳动，也就是实现了生产劳动概念的历史回归，它使生产劳动的概念，历史地回归到与消费生产劳动概念或非物质生产劳动概念相对应，也就是回归到生产劳动概念等同于物质生产劳动概念的历史。所以，这里所说的生产劳动就是指物质生产劳动。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且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21]这里的生产劳动和教育，显然也是指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劳动和教育，其中的生产劳动，是实现了生产劳动概念历史回归的生产劳动，即历史回归到与消费生产劳动或非物质生产劳动相对应的概念，也就是物质生产劳动。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指教育与物质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样就避免由于可把教育理解为生产劳动(消费生产劳动或非物质生产劳动)而导致的逻辑混乱和误解。

第三个规定:教育和生产劳动都是社会实践，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概念上互不包含。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具有社会性，所以全部实践都是社会实践。物质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22]这种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当然是物质生产过程。教育不在这个过程之中，因为教育是消费生产过程，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与自然和社会之间心理变换或精神变换的过程，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将物质生产者所创造的物品心理化或精神化的过程，即人化的过程。

原始社会没有明确的社会分工，每个劳动者既是物质生产者，又是教育者，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得每个劳动者每天把自己的自然力用在为自己和后代谋生上，很少有闲暇时间来对新生一代进行教育，新生一代的教育主要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教育与物质生产过程是结合在一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出现了，社会分工出现了，教育也随之慢慢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有人成了专门的教育者，有些地方有了专门的教育场所，学校就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这一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学校教育出现本身就实现了它与物质生产的分离。这种分离随着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和学校垄断逐渐升级而成为社会常态，教育作为第二种生产，就以社会常态的身份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教育和物质生产劳动也就不再是相互包含的概念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与物质生产相分离仍然是一种社会常态。没有二者相分离的社会常态，就不会有马克思就二者相结合的思考和研究。在马克思看来，尽管教育与物质生产劳动都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社会实践，但二者在社会实践中仍然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为了改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子女受教育水平低下的状况，就需要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以便“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进而把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转化为社会力量。而在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下，即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提高社会生产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也需要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际上是指两种不同社会实践之间的结合。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社会变革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必然趋势上，阐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意义。

第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有力手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资产阶级子女来说不再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育，对工人阶级子女来说不再是脱离教育的生产劳动，从而在现实意义上避免了新生一代人重蹈人的片面发展的覆辙。更为重要的是，工人阶级要改变社会条件，首先必须要有改变社会条件的意识，要有唤醒这种意识的教育。这意味着，“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共产党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23]因此，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有力手段;而对工人阶级来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将唤醒他们不再充当资本积累工具的意识，这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工人阶级抵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最必要的抗毒素”。这就是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要工人阶级争取人类解放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

问题是，在童工盛行、工人阶级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完全得不到保障的教育制度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只是工人阶级的一厢情愿，它不可能变成现实。这就需要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改变教育作用的性质，为工人阶级争取更多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马克思说:“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24]在他看来，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与改变社会条件是相辅相成的:“为了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需要改变社会条件”;然而，“为了改变社会条件，又需要相应的教育制度”^[25]。这种正确的教育制度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制度。这样的教育制度，不再是少数资产者坚守的把人训练成机器的那种教育制度，不再是把工人阶级子女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的教育制度。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对工人阶级来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变成现实，工人阶级子女通过这种结合就可以较早地唤醒他们改变社会条件的意识。所以，马克思说:“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且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26]这里的条件，就是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就是建立那种改变教育作用性质的教育制度，也就是建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制度。

必须指出，我国一些学者在研究马克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作用或功能时，往往忽视和抛开实现这一结合的制度性条件，这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旦失去制度基础就难以实现，它改造现代社会的作用就无从发挥。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政治基础就是结合的制度，没有制度上的结合就很难实现内容上、方式上、途径上的结合，它的其他功能也将无从发挥。

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如果说，改造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制度性基础的构建，而这种制度性基础的构建又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并受制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使得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改造现代社会方面的政治功能服从于统治阶级的需要，服务于统治阶级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那么，提高社会生产意义上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完全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并受制于生产资料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而这种需要和结合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使得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提高社会生产方面的经济功能必然要发挥出来，从而把构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制度客观地提了出来，统治阶级也就不得不对教育制度做些调整以适应这种需要和结合。

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分工和生产内部分工，分工深化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直接导致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然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出现和进步，改变了现代生产的技术基础，促进了生产资料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这种结合直接导致了现代科学技术与劳动力的结合，其原因在于生产力发展是以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为基本条件的。没有现代科学技术与劳动力的结合，就不会真正有生产资料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这些结合不仅推动了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进程和教育普及制度的建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为传授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本身就实现了现代科学技术与劳动力的结合。随着这些结合的深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起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的社会基础也开始日益弱化。虽然生产资料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会推动生产内部分工的深化，但是，这一深化的历史进程给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带来的不是阻力而是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资料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会带来生产工具和生产流程的变革，这种变革会不断给生产带来新工具和新流程，要求生产者不断在生产过程中掌握新工具和新流程。因此，现代科学技术与劳动力的结合不仅要在教育过程中进行，而且要在生产过程中进行。这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不仅能实现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与劳动力的结合，而且能实现生产新工具和新流程与劳动力的结合，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明确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当作“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来加以阐述。

必须指出，我国一些学者从经济意义上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解为教育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这有失偏颇。教育作为传授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过程，本身就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过程。现代科学技术本身也能与生产劳动画等号。现代科学技术与劳动力相结合的至少有理论知识形态和生产实践形态，教育充其量也只是现代科学技术与劳动力在理论知识形态上的结合，而不是现代科学技术与劳动力在生产实践形态上的结合。教育也许可以理解为一种脑力劳动或非物质生产劳动，但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体力劳动或物质生产劳动，所以不能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等同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过“把教育同物质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说过“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说过“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说过“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说过“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但他从未说过“教育与科学技术相结合”之类的话。在现代科学技术与劳动力相结合意义上，也只能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解为教育与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形态上相结合。另外一个值得指出的问题是: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解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同样会面临社会实践本身包含教育的问题，因为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社会实践。

第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预示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就是开创一个新的历史，这表明，作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体现的是它的社会历史功能。

人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社会历史过程。人的发展是怎样的，取决于人所从事的实践，其原因在于人的发展最终离不开实践。实践的内容和结果不同，人的发展的面貌也就有所不同。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对人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社会分工尚未出现的史前社会，人的发展呈现一种原始的全面。在以手工生产为主的私有制社会，因为手工业的熟练仍旧是生产过程的基础，所以，每一个工人都只适合于从事一种局部职能，他的劳动力变成了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器官。手工业分工特别是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把人“肢解”了，人的发展显得片面和畸形。对具体的个人发展的原始全面性和人的潜能的全面开发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异化”，但对人类社会而言，这是一种进步，因为不同的人分别从不同方面去充分发展他自己的潜能和智慧，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更多的人有条件接受更多的教育，使更多的人趋向全面发展。也正是因为人类以个体的片面发展为代价，才换来了科学技术的更快发展，才迎来了工业社会。

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生产技术基础的革命性，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进而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入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从而要求“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就成为现代工业生死攸关的问题。

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以至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分工，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必要条件。这一条件也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奠定了制度性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真正变成现实，才能真正发挥它在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方面的社会历史功能。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之所以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就在于这种结合将最终消除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体力劳动的偏见，最终填平历史上形成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最终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手段。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它天然地表现为脑力劳动，它的结果也天然地表现为脑力劳动者。而生产力低下所决定的社会生产则天然地表现为体力劳动，这种社会生产的主体也天然地表现为体力劳动者。由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而造成的历史上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管理和统治，以及少数人对学校的垄断，使人们产生了对体力劳动的偏见，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终于使教育成了横亘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一条历史鸿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制度的变革，教育普及的程度会越来越高，社会生产中体力劳动也越来越多地由机器来替代，脑力劳动也渐渐失去了它在历史上对体力劳动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条件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天然地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意味着每个人都受过教育，他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既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这样，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体力劳动的偏见将因这种结合而最终得以消除，历史上形成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将因这种结合最终得以填平。

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使每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大为延长，并为每个人创造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可自由支配自己时间的手段。通过这一手段，每个人都有条件按他的意愿从事各种活动，使他得到全面发展。由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27]尽管节约劳动时间就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就等于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但是，如果没有创造出自由支配自己时间的手段，即没有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具备的按他的意愿从事各种活动的能力，他就不会在各方面得到发展。

综上所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教育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它包含着这样的内容:普及教育的制度安排，争取人类解放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与劳动力在理论知识形态和生产实践形态上相结合，把教育过程和生产劳动过程同时变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过程。它具有这样的意义:它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有力手段，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