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教育培训立法是加速我国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的客观要求
农民的素质高低是农村文明进步和农村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决定因素。2008年湖南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偏低，3167．7万农村劳动力中，大专以上学历者占0．69％，高中及中专学历者占12．29％，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者高达87．03％[1]。湖南的这种农村劳动力素质结构，无论从其科学文化素质，还是职业素质、专业技能，都很难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农民教育培训，才能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才能为农村培养科学技术骨干和管理经营骨干，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有现代农业意识，能带动周围农民致富的新型农民。
(二)农民教育培训立法是加快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组织化、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土地流转政策的调整，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发展趋势增强，对新的农业从业人员的技能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种养业服务的行业也会快速发展，如植保防疫员、农机维修员、农机(种、管、收)驾驶员、畜禽繁殖员、饲养指导员、村级动物防疫员等公益性农业服务业; 农药、种子、化肥、兽药、饲料营销员、水产养殖指导员、沼气生产工、农产品经纪人、农产品仓储等经营性农业服务业; 村干部、村会计、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村级物业管理员等农村社会管理业; 种植、养殖、加工等涉农企业行业; 乡村旅游服务员、传统小手艺、农村建筑工人、农村电工、村级水务员等其他行业都逐渐从农民队伍中分化出来，而且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可持续性和新农村建设也对农民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顺利完成这种转变必须依靠加强农民教育培训。
(三)农民教育培训立法是解决我国农民教育培训问题的根本策略
农民教育培训问题是关系湖南科学发展的大问题。湖南有6800多万人口，3000多万人分布在广阔的农村，这是湖南最基本的省情。2007—2009年湖南平均每年新产生农村“两后生”(初高中毕业后未能进一步升学的农村学生)46．9万人，其中“初中后”25．3万人，“高中后”2．2万人。他们将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或去城镇务工，但缺乏农业生产知识和职业技能，急需接受农民教育培训。实践证明，个人收入水平与其科技文化素质呈明显的正相关性。参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培训的农民比未参加其培训的农民外出务工月工资收入高出200～400元，比在家务农农民月工资收入高出500～600元[2]。受过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的农民年收入普遍有所增长，农业生产平均收入较培训前增长42．8％。
[1] 吴易雄，左平权，杨安常．湖南农民教育培训实践调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8，(30): 22．
[2] 吴易雄，左平权，杨安常．湖南农民教育培训实践调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8，(3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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