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计算社会科学项目

顾海良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的使命——基于‘社会责任’的观察与思考”。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举一个例证说明美国社会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高校有些社会科学专家认为，只有在中国才要求社会科学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在国外则不然，总认为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似乎比较“自由”。我所举的例证说明，美国的社会科学不只在国家经济社会中，而且在更广泛的“国家建设”中起着重要的直接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肯尼迪执政之后，美国社会科学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更紧密地靠近“国家建设”的需要，更忠诚地服务于“国家建设”。第二，要转达一个“呼吁”，就是对中国社会科学要服务国家战略担当社会责任的呼吁。“中国还缺乏世界一流的智库。”我国社会科学担当的社会责任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差距还比较大。这就是对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现状的一种评价，也是对高校社会科学担当社会责任的一种期待。第三，谈一些认识，说明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固然可以由政府政策研究机构、社会科学专门研究机构担当，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随着现代大学新的功能的产生，担当社会责任将成为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使命。

一、例证:美国社会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最近，我读了一本标题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nation building”in the Kennedy Era)的译著。标题《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在于说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视域中的“现代化”，是作为一种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提出来的，副标题译作《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原文为《肯尼迪时代美国社会科学与‘国家建设’》。这表明，以“国家建设”为己任的美国社会科学是怎样承担起这一社会责任的。事实确实如此，所谓“肯尼迪时代”以来的半个世纪，美国社会科学为实现“国家建设”这一社会责任是不遗余力的。自那以来的半个世纪，美国社会科学界一些最著名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等都积极参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国家建设”。美国社会科学履行“国家建设”的社会责任，并成为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实际的支撑者和追随者。这是否“损害”或“违背”了美国社会科学的“品质”呢?该书作者雷迅马是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的，认为这是美国社会科学的“失败”。如果从美国式的“现代化”理论在欠发达国家实施的事实来看，认为这是美国社会科学的“失败”是能够理解的。因为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欠发达国家因为按照美国的“现代化”模式而取得成功。如果从美国社会科学在意识形态上承担“国家建设”的社会责任来说，认为这是美国社会科学的“失败”则是偏颇的。事实上，雷迅马在他的著作中提供的材料已经证明，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科学在“国家建设”中作出的贡献，实际上是美国社会科学主流不可摆脱的社会责任。这恰好是美国社会科学“品质”的体现。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确立了“全球主义”对外政策体系和全面动员的“国家安全体制”。这也许是“肯尼迪时代”以来美国政府确立的两个最重要的国家政策，后来为美国各届政府所沿袭。在现代科层制和国家政治制度的“技术治理”发展过程中，美国政府和社会科学界的交往空前加强，社会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了美国政府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制定。牛可在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所作的“译者序”中提到，在美国对外政策诸领域中，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是受学院社会科学影响最大、最深的领域。这些“出类拔萃之辈”相信自己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能够为新兴民族国家开列出达至“发展”和“现代化”的药方。这是一度“统御”美国社会科学主流，也在第三世界国家被广泛“消费”的“现代化”理论大行其道的历史背景和知识社会学背景。这里提到的“学院社会科学”，就是活跃于美国高校的社会科学。

雷迅马在“中文版序”中提到，对许多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的学者来说，“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一向只限于对处于美国挑战和遏制下的共产主义世界的研究，这是对美国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责任的误解。雷迅马充分考察了美国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美国对冷战的认知，又是如何塑造美国在“冷战”中使用的手段和策略的。美国政府确实在运用意识形态的影响来“塑造”其国际战略和策略。雷迅马提到，肯尼迪政府及后来的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看做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现代化”理论是作为一种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提出来的。它所“塑造”的美国的“现代化”模式，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成功的也是最值得仿效的“现代化”模式。美国“现代化”模式的要义就在于三个基本方面:一是美国式的“完全的”自由主义;二是资本主义;三是用于消解当时民族解放运动的“非革命化”的发展道路。如雷迅马所指出的:当时，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学说，“现代化”理论绝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学术性的学说，而是一篇“非《共产党宣言》”，一种可以使美国加速全球发展的手段。这种美国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将削弱激进主义的吸引力和必要性。

雷迅马多次提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职于美国诸多社会科学学术中心，从事各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已经开始将他们的思想转化为政策建议。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心开始发生转变，社会科学学者开始将他们的思想转化为政治意识。“许多学者把他们的研究看成是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努力。”20世纪60年代以前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政府的财政资助是不对社会科学开放的。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之后，美国政府用大量的研究基金来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美国社会科学的很多重大的项目，都接受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这些学者手持社会科学的工具，对自己的理性分析力量信心十足，利用大幅度增加的联邦政府的基金赞助，对所谓“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进行比较评判，对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所需的条件进行“估定”。

在雷迅马看来，自“肯尼迪时代”以来，美国政府的要求已经转化为社会科学学者的一种自觉的努力。在“冷战”的背景下，对于美国社会科学来说:“真理”远不仅仅是一种大家所共同寻求的“知识产品”，它也被看做美国政府的“武器”，成为用于全球化扩张的“武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受联邦基金的影响，国家支持的研究项目越来越以生产有助于解决军事和战略问题的知识为目的，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学者也越来越以“国家建设”为基本取向。美国政府宣称，国家安全向学术界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它要拿出对实际政治有用的知识——关于如何使美国直接促进和控制世界上发生的社会变迁的知识。美国政府对社会科学“知识产品”的需要越来越明确了。

雷迅马提到，原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后来担任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安全顾问的麦乔治·邦迪甚至认为:美国学术界应该做更多的事，而不仅仅是生产供同行们参考和评价的新学术著作。同时，当学者们“与那些在政府里积极有为……拥有和使用权力的人从同样的立场出发”去工作时，学术界和整个国家都会受益。在邦迪看来，社会科学学者不仅仅要生产供同行们参考和评价的新的学术著作，还应该更多地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生产服务于“国家建设”需要的新作品。邦迪非常直率地表明了学者与政府合作的意向和共同的目的，政府政策导向与政府政策理论支持达到一致，是国家与学术界都能受益的事情。

二、呼吁:中国还缺乏世界一流的智库

2010年11月17日，我国前外长、现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唐家璇，在该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作了主题为“中国还缺乏世界一流智库”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唐家璇从建立外交政策智库切入，强烈呼吁我国社会科学要为国家战略服务。应该承认，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看，我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和我国外交工作的实际需要。我国的智库对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参与度还相当有限，还缺乏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那样有实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智库。我国社会科学参与国家重大政策制定的程度及质量，与国家需要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因而要担当其服务国家战略的社会责任我国社会科学任重道远。

在怎样建设中国一流智库，怎样才能使社会科学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问题上，唐家璇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这些要求对我们观察与思考高校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是很有启发的。

一是理论建设，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趋势，加强对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战略与策略的系统性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一方面，国家所制定的对外政策，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者为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丰富其理论内涵。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者也要积极地创造性地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国际战略作出系统的理论论证。与中国作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相适应，我们应该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易为外界理解和接受的国际关系理论，逐步形成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学派”，扩大我国在国际论坛上的话语权。中国特色、中国学派，国际话语权，这三个关键词应该是我国社会科学提供的理论研究成果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刻画了我国社会科学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内涵。当前，尤其需要加强对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研究，充实其理论内涵，增强其说服力和影响力，争取在国际上得到更为广泛的理解和认同。

二是战略研究，社会科学要紧密结合我国外交实践，加强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工作中重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当前，对于我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问题的研究，首先就是要研究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格局的走势，主要大国内政和外交走向及其对我国的可能的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西方一些国家经济和政治政策游移不定，甚至反复无常。这些变化的背景是什么?这些变化的基本取向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战略性的研究。其次还要研究国际体系改革和加强全球治理的前景问题。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与政治结构治理，是我国“十二五”期间必然面临的问题。重点在于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于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在这些方面，如何理解全球治理结构的内涵及其基本走势，如何确定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策略等问题，需要社会科学作出战略性的回答。

三是公共外交，国家在外交领域的智库不能“关门”搞研究，应该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公共外交就是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成为民间外交家。同时，还应该具有显著的开放性，“请进来”、“走出去”，加强社会科学界与政府部门、社会各界的联系互动，积极推动以人文交流为重要内容的开放式交往。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在引导舆论和民意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在电视、网络上的访谈，在报纸、刊物上的文章，广大群众愿意看，也更容易接受。当然，这种公共性、开放性与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性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以担当和维护社会责任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社会科学应该在引导舆论和民意方面发挥优势。

四是政策建言，作为有政策影响力的政权服务机构，智库不能坐而论道，必须增强研究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积极建言献策，做到务实管用。要争取能够及时就政府和社会关心的重大问题提出有的放矢的看法和政策建议，多提出“中国方案”。比如，如何化解与周边地区有关国家的岛屿和海洋权益争端，如何有效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如何加强对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地域安全、全球热点、焦点问题的研究等，都应该有社会科学研究上的政策建言。

从理论建设、战略研究、公共外交和政策建言等四个方面来推进中国一流智库的建设，在根本上就是要推进我国社会科学切实担当起社会责任，担当起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重大责任。中国的社会科学一定要能够担当起崇高的社会责任，要能够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社会科学要在理论建设上突出“中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上昭彰“中国意识”，在社会引领上凸显“中国话语”，在政策建言上形成“中国方案”。在世界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应该在着力体现国家发展战略的中国学派、中国意识、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上尽其社会责任。

三、认识:现代大学的功能与大学的“社会责任”

在对社会科学担当社会责任问题的理解中，高校有些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不用过于强调高校的作用，其他一些政策研究部门和专门的社会科学机构就可以完成，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似乎还应该保持其纯粹的学术性。这些理解多有偏颇。高校社会科学确实不应该排除纯粹的学术性研究，但这种“纯粹的学术性”不是绝对的。重要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范围的大学功能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大学制度对高校的社会科学功能的拓展与创新，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现代大学的功能展现了高校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新视域。

对于现代大学功能发生的新变化，高等教育学家作出了多方面的探讨。由菲·G.阿特巴赫和佩·M.彼得森主编，国际上一些有影响的高等教育学家撰稿的《新世纪的高等教育:全球化挑战与创新理念》(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Century:Global Challenges and Innovative Ideas)一书，对现代大学基础作用及其功能的变化作了新的探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校的“基础性”作用已经从传统的教学和科研方向朝着多维度方向拓展，现代大学功能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由此产生的新功能主要包括:第一，“培训”。培训是现代大学功能拓展的首要标志。这里主要是指与终生教育、继续教育相联系的“培训”。高校对培训和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顶级水平的研究人员及其他技术人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研究”。高校的研究不再只是纯粹的学术性的研究，更多地是提供经济社会新发展必需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高校的研究成果成为经济社会领域创新的重要基础。第三，“交流”。高校不仅在学术界开展自然科学及其他领域的知识交流，而且还从国际科学共同体中获取知识传播的多方面的渠道。高校在国际科学共同体中的话语权，成为一流大学的国际学术地位与影响的重要标志。第四，“创新”。主要是指以多学科结合和渗透为特点的“创新”。在一种越来越强调跨学科思维的氛围中，高校把科学家和其他不同学科的学者聚集在一起，面对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一流大学能够孕育出跨学科且富有创新性的研发活动。第五，“社会文化评论”。在新世纪，高校除了学术研究活动之外，还在有关文化、政治和知识的主题论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高校在社会文化评论中新的功能，起到了引领社会舆论与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作用。第六，“社会知识库”。历来的面向大学生和教授们的“学院知识库”，已经显著地转向面向加强国家建设、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社会知识库”。高校在有助于我们创造与诠释、弘扬和保存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方面的功能得到了显著发展。

对现代大学这六个方面功能的概括虽然不尽完善，但对我们理解高校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问题，特别是对理解高校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新变化，还是有启发的。这些新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社会责任内容的变化。在内容上，高校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不只表现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硬实力上，而且更突出地体现在文化软实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已经成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自然成为高校社会科学的重要社会责任。第二，社会责任作用范围的变化。在社会责任的作用范围上，一方面高校社会科学从“学院知识库”向“社会知识库”扩展。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不只是相对于国家而言，而且也是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高校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的内涵更加深刻，在作用范围上也更加丰富。另一方面，高校社会科学的作用从本国范围向全球范围拓展，特别是在探索创新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方面，更要发挥全球性的作用。第三，社会责任实现方式的变化。高校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在其“传统”的实现方式上，往往以“学院派”方式，以校园内讲坛知识传播的方式进行。而在“现代”的实现方式上，更多地是在公共媒体上以直接的社会知识传播方式进行。在实现方式上，还出现了所谓“旋转门”的方式，就是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往往以“民间的”和“官方的”方式着力于昭彰社会科学研究话语权的实际作用。第四，社会责任目标的变化。现代大学功能的新变化，是与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教育阶段，进而再向普及教育阶段的发展相联系的。大学从高高在上的“神殿”逐步转化为融入民间的“世俗”社会。大学的精神家园，不再固守于传统的校园文化。大学社会科学已经担当起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责任。在文化传播的社会责任上，强化了推进文化创新的目标。在适应群众文化需求新变化新要求，弘扬主旋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精神文化产品和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方面，在立足当代中国实践，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借鉴世界文明成果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方面，大学社会科学将担当起更加重大的社会责任。

总之，现代大学的新功能，对社会科学担当社会责任提出了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也是更为紧迫的要求。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应该而且也必须担当起这些崇高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2］唐家璇:《中国还缺乏世界一流智库》，《环球时报》2010年11月18日。

［3］菲·G.阿特巴赫，佩·M.彼得森主编:《新世纪的高等教育:全球化挑战与创新理念》，陈艺波，别敦荣，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高校理论战线》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