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论“三多”

周桂钿

我写过《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再读赵馥洁教授的新著《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认为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有一些想法，作为读书感想如下:

一、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

中国传统文化是丰富多彩的，这本来是全世界学人的共识。现在和过去都有两种人轻视中国传统文化:一是思想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这种人认为“任何一种重要的发明或发现都绝对不可能在欧洲以外的任何地方诞生”^[1]。当然任何发明或发现也就不可能在欧洲之外的中国诞生。中国历史成为一片空白，中华民族也成了空白。一是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国处处不如洋人。清朝末年，有一种说法: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从那时起，一些官僚先成了洋奴，宣扬崇洋媚外。后来影响了一批人，代表人物有台湾的柏杨，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代表作品有大陆的《河殇》，把被世人视为中国国宝的一切都贬斥为落后的象征。这两种人里外配合，极力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但是，中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是客观存在的，是否定不了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丰富多彩的，要什么就有什么。前几年讲富民政策，实际上孔子就有富民思想，并且提出“富而后教”(《论语·子路》)。孟子也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他们不但讲“富民”，而且还主张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以后，要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很明智的见解。西方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中国汉代哲学家王充已有“知为力”的说法。王充与培根是相一致的。但王充早了十五个世纪。西方有唯物论、有神论、系统论、协同论，等等，中国也都早有了。同样，西方有价值论，中国也是“古已有之”的。赵馥洁教授说:“中国传统哲学，至少从孔子开始就着力于价值问题的思考，在以后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民族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为什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呢?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是价值观”。^[3]因为重价值观，所以，有的人称中国传统哲学为伦理型的。萧萐父教授认为赵馥洁教授在本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论的分析，比所谓“伦理型”，“似乎更有理论深度，更接近中国哲学整体结构的实际”^[4]。对此，我深表赞同。又如，西方新实在论者培里在《价值通论》中将价值的本质用公式:“χ有价值=从χ中取得利益”。赵教授认为:“这种价值本质观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5]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是极其丰富的，不但有这个论那个论，而且也有价值论，还有比西方更丰富的价值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毫无牵强附会的地方。赵教授的新著即是有力证据。

二、中国传统思想复杂多样

中国传统思想是复杂多样的。赵馥洁教授就从价值论角度概括出五个特点和六大观念。五个特点是:一、重视规范，二、多元取向，三、道德主导，四、内在冲突，五、相成互补。六大观念是:一、人贵于物观念，二、义重于利观念，三、德高于力观念，四、群己和谐观念，五、天人合一观念，六、善统真美观念。除六大观念外，还有许多从属观念，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

在五个特点中有“内在冲突”和“相成互补”两条，这说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价值论思想是极为复杂的、多样的，首先有许多“家”相冲突，而又相反相成，得以互补。因此，该书在“原理篇”之后，又有“学派篇”，专门介绍各派价值论的“内在冲突”和“相成互补”。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但只讲儒家是不够。赵教授以儒、墨、法、道四家为主，来讲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体系的构成。他说:“这个价值论体系，通过学派表现出来，就是以儒家(道德取向)为主导，以墨家(功利取向)和法家(权力取向)为两翼，以道家(自然取向)为补充”^[6]。只讲学派还不行。讲学派只是讲了对立与差别。还要讲范畴，才能表述统一与联系。因此，在“原理篇”和“学派篇”之后，还要有“范畴篇”。以范畴来表现价值论体系，“就是义利、德力、义生、德智、理欲、公私六对表示具体价值取向的范畴，和群己、天人两对表示崇高理想的范畴，以及真善美三个表示群己和谐、天人和谐的美好境界的范畴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7]

这里所列四家，应该说抓住了重点，描述了主要部分，但并非全部。司马谈讲的六家，四家之外还有阴阳家和名家。他们当然也有价值取向的问题，只是不算主要内容而已。六家之外，还有兵家、医家、农家、纵横家、商家、轻重家、术数家，他们也都有价值取向的思想。赵教授则略而不谈，是为了抓重点。

中国传统思想是复杂多样的，很难用一个框框来概括。这是什么布袋也装不下的。每一个时代都会创造出几种新布袋，同时也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相应的内容装入新的布袋。在这种意义上说，价值论就是当代的一个新布袋，赵教授就从史籍中找出这些相应的思想。这是第一本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专著，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别人可以在已经开辟了的这条路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发现、整理出更多更丰富的价值论思想。

在哲学界，对于价值论，有抛砖引玉者。赵馥洁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就是被引发出来的一块宝玉。在中国哲学史界，它又是开创者，当更高的专著问世的时候，它也成为引玉之砖了。所以，它既是玉又是砖，因为它是具有开创性质的高质量的学术专著。

三、中国传统哲学深刻多义

赵馥洁教授在本书导论中提到本书的缺点“引文过多且有重复”^[8]。开创性的书，要引用大量资料来建立新体系，是完全必要的，我以为不算缺点。如果说在引文方面还有不足之处的话，我以为是不够广泛。先秦显学儒、墨、老、庄和法家著作，引文较多，其他诸子、其他典籍、史书，引文就较少。实际上，关于价值问题的言论，散见于其他古籍的，还有很多生动、深刻的内容。《吕氏春秋》和《淮南鸿烈》这两部巨著的引文也不多。

至于现代学者的见解是否可以引用，引用时是否要注明出处?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中国古代作文，常常不引旧文，有的引经据典是为了提高自己观点的权威性。现在不同了。这里有知识产权的问题。哪一个观点是谁先提出来的，引文中都要注明。这是对他人知识产权的尊重，也是不掠人之美的表现。在这种著作中，作者自己的精神产品也就比较明确。如果都不加注明，那么，就无法知道究竟哪些观点是作者的新见解，使他人无法引用。最近，听说北京有一位老学者不同意年轻学者在著作和文章中引用任何现代学者的话，我以为是不妥当的。看来这也是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把别人的研究成果按自己设想的体系编成一本书，这叫“编”。在别人的研究基础上作进一步研究，有了突破，取得新成果，这种书叫“著”。自己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加上别人的研究成果，汇成比较系统的体系，这叫“编著”。作为教材，要广泛吸收学术界的最新成果，按教学的需要，编成书。这是编教材。一般编教材，可以不注明哪些观点采自谁的研究成果。当然，撰写通俗读物，也不必一一注明出处。我以为，专著引用的观点注明出处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专著的科学性、严肃性的表现。

关于引文重复的问题。我们当然要尽量避免过多的重复。但是，有时重复则是难免的，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是深刻的、多义的。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提出，哲学命题有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普遍意义往往也不止一层。例如，“程朱所谓‘格物致知’，既有认识论的意义，又有伦理学的意义，既是求知的方法，又是一种修养方法。”^[9]所以，在讲认识论时要引用“格物致知”，在讲道德修养时也要讲“格物致知”。这样，引文的重复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赵馥洁教授的书中引文重复多属这种情况，例如，“和为贵”，在讲价值是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和谐性关系时要引用，在讲“贵和”模式的统一标准时又要引用，在讲儒家“和而不争”的处世态度时还要提到。又如义利问题的话，在“原理篇”、“学派篇”、“范畴篇”也都需要引用，这种重复则是本书体系所决定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引文重复多是因中国哲学命题的多义特点所决定的。不为缺点。如果能广泛引用其他古籍的内容，那些重复的引文就不会给人以乏味的感觉。

读了赵馥洁教授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一书，受到许多启迪。有以上三方面的感想，愿与学界交流，切望指教!

1991．11．30(手稿录入)

【注释】

[1]李约瑟对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批评，见《中国科学技术史·总论》(汉译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2]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第2页。

[3]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第2页。

[4]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序》，第2页。

[5]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第21页。

[6]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第9页。

[7]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第9页。

[8]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第18页。

[9]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