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师·人师

刘亚玲

《礼记·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郑玄注:“严，尊敬也，尊师重道焉。”弘扬师道，传承师教既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当今学人的历史使命。正值业师赵馥洁先生从教五十年之际，怀着对老师的崇敬与感恩，同时也怀着对师道传承的使命与担当，撰写此文，然学浅文陋，虽诚惶诚恐，也是管窥一斑。

先生从不以“大师”自居，而常以“学人”自谓，但他身上却有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使命感和高尚道德情操。先生一生钻研中国传统文化逾五十春秋、孜孜以求，笔耕不辍。一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填补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长期忽视价值论的空白。古稀之年，依然把弘扬关学精神、探索关学哲理作为自己的使命担当。正如他在《关学精神论》专著后记中写到，“探索关学深邃哲理，弘扬关学优秀精神，对于我这个生于关中、居于关中的学人来说，是热爱也是敬仰，是乡情更是责任。”对先生来讲，学术就是他的生命，他之所以研究、写作，就是他生命中有独特的感悟，生命不止，学术不止。先生正是凭着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一往情深、凭着作为学者深沉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才取得学术上卓越的成就。

先生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师”者。作为一个学者，它硕果累累，名扬天下学术;作为“师”者，且不说他对教育和学生那份深沉的挚爱，终生授教、桃李满天下的骄傲和自豪，就凭先生对教育本质的那份独到理解和践行，也值得后辈学者思考和传承。

《后汉纪·灵帝纪上》云:“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经师”是指教授经典、传授学术的老师;“人师”是指教人如何做人的师表。先生既是“经师”，更是“人师”。先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化人、成人、立人”。他说:“教育的宗旨是化人，其意义是使人的生命发光。”教育是养成人的第二天性，祛除人性的黑暗和愚昧无知的过程。他还认为大学之道是“成人”之道。他说大学是培养“大人”的场所。这里的“大人”不是指“伟大人物”，更不是指权贵人物，而是指伟大人格。伟大人格是顶天立地的人，是对人生意义和价值有所自觉的人，是对民族振兴和人们幸福有所担当的人，是对人类命运和前途有所关怀的人。因此，先生一直把人格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根本宗旨。他非常注重学者的学术使命和责任担当，推崇张载济世安民的精神，在我们中国哲学史的学习过程中，《张子正蒙》中《大心篇》、《诚明篇》、《西铭篇》等都是先生重点讲解、讨论的内容。先生一生“学不厌、诲不倦”，对待学生从不疾言厉色，总是和风细雨，但是出现学生失德、品性不端的问题，先生还是非常严厉和痛心的。先生常常鼓励学生要多读书，认为读书可以砥砺品节，提高人的精神追求。从不以功名成败论英雄，但也鼓励学生要多做事，培养学生去创立能够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事业。先生常常教导学生要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情。在先生的身上，既有道家“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出世情怀，也有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

对于教学，先生一直主张“不教之教”。也就是启发式教学。先生虽然学养深厚，识见卓越，但却从不采取灌输的方式，而是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主思维。只要学生能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还每每赞许有加。先生非常注重身教，认为教学活动应该言教与身教相结合，以身教为主。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呈现人格的过程，教师不能只停留在对外在知识的掌握，要把它内化为自身的思想、精神、人格，要转知成慧。也就是说要把知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融化为人生。他说:“再渊博的知识传授者也只是一个知识‘贩子’，而再浅薄的知识思想者也是一个知识‘主人’。”先生还非常注重教学上的艺术感染力，认为它不仅是以“情”动人，而且是以“文”化人、以“慧”启人，以“德”服人的融合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师道同化”、“师生互动”的理想教学境界。先生不仅如是说，也如是做。每每我们几个先生当年的弟子回想先生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日子，都一致认为那真是此生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光。师生环桌而坐，时而读读、时而议议、时而讲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常常不知不觉晌午将至，我们该下课了!尽管如此，先生还常觉不满足，他曾引用《学记》里“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来概述自己在现实教学中的“困窘”:即理想与现实、心志与能力、动机追求与理想效果、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等之间总难符合之困。并提出尽管现实成效上不能“得乎其上”，主观追求上依然要“取法乎上”原则来勉励自身。这“四困”包含先生对学生的无限期许，也包含先生对教育、对学生深沉之爱的终极关怀。

先生对弟子的教育，不仅在课堂上，还贯穿到我们生活、乃至人生当中去。先生常教导我们做人要做“大”写的人，要“真”、要“诚”、要有“仁爱”之心。他认为为师者，要“智如泉涌，行要表仪”。他以身为率，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在我们这些弟子的心里，先生如灯塔般，为我们提供学问坐标系、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用在先生身上再恰当不过了。先生不仅在品格上引导、培养学生，也在生活的艺术上指导、提点我们。先生常说，做人一定要学会闹中取静、忙里偷闲、苦中作乐，他常用“玩味”一词，让我们好好去生活中体味这“三句教”的涵义。先生说，体味好了，生活就从容了，就有诗意了。这些年，当我们这些学生各自奔波生活，忙碌名利时，才真真体会老师这“三句教”是何等先知先觉。

对于学术研究，先生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先生平生非常主张按照学术规范老老实实做学问，反对大而不当、大而空的东西，主张言之有物、言之有文、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序。先生对学术研究的这些要求和训练，时至今日，每每有成果出来，我都会诚惶诚恐，反思斟酌先生的这些要求是否做到了。在指导后学的论文时，也不知不觉以此为“矩”，也更加体会这些学术规范对初学者是何等重要。

我们敬仰先生、爱戴先生，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成果、教育思想，更在于他那份“坐拥书城且自豪”的文化眷恋以及“反锁柴门藐世尘”的学者风骨。2008年，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女士在就职典礼上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必须对永恒做出承诺。”她高屋建瓴的描画出一所一流的大学精神应该是:反抗功利、拒绝媚俗。当其他学者汲汲于功名，戚戚于卑位之时，先生却能放下“俗谛之桎梏”，心无旁骛潜心学问。先生常说:“学问乃寂寞之道，著书属寂寞之业。”告诫学生做学问必须平心静气，独立地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不能去凑热闹，更不能去出风头，也不能随意跟潮流，要克服浮躁之气。他还专门撰写《学风十戒》来规诫学生，要戒满、戒骄、戒惰、戒浮、戒躁、戒急、戒粗、戒袭、戒奇、戒名。先生常常自谦地说:“平生治学，创获无多;多年著述，乏善可陈，唯有一点，差可自许，聊以自慰，曰:耐得寂寞。”这句话既是先生多年治学之心得，也是先生治学之修为和境界。先生认为，“寂寞之道”贵在养心，首先要静心，“静而后能思”，先生书斋名为“静致斋”，也许就取有此意吧!其次要平心，就是平常心，超越名利之心，先生认为，平心是治学的关键，名利心太重，就会急、会躁、会浮。所以先生常常告诫我们一定要“寡欲”，先生曾说，先秦诸子中影响较大的儒墨道法都提出了“寡欲”，“寡欲人生终少累”。第三，要乐心，在先生看来，乐心是治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处世的最高境界。乐在其中，自得其乐。“平生无意英雄业，乐在书林占一枝”也许就是先生自身治学境界的真实写照吧。

先生是一个仁者，智者，也是一个人情通达的行者。授业几年，聆听先生谈得最多的是人性，强调最多的是做人。人情通达才会人际融通，人际融通才会幸福快乐!治学贵以知心，处世贵以知性。先生认为，哲学应引导人们把真理、价值、德行三个环节相贯通，即用真理指导价值，以价值体现真理;把价值化为德行，以德行承载价值，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继道成性，以性载道”的人生境界。先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逾五十春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早以内化为先生立身处世行为准则、读书治学的价值旨趣并凝聚成先生个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

(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