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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投资战略调整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

时间:2022-03-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的调整已经并且会继续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变动影响的研究,多数是从技术外溢的角度切入的。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解释了跨国公司投资促进东道国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跨国公司投资通过引发东道国企业的模仿,激起竞争,建立与东道国企业的联系和推动人力资本的流动,促进了东道国的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主要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序列顺向演进过程中所达到的阶段和层次。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比例的合理演进、产业组织结构的完善和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而产业竞争优势则表现为产业技术的进步、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跨国公司通过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来促进东道国的产业升级。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的调整已经并且会继续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

所谓产业升级,主要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序列顺向演进过程中所达到的阶段和层次。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整个产业中由第一次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的历史过程;产业结构中由劳动密集型、特别是初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的过程;产业结构中制造初级产品的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占优势比重演进的历史过程。从近代各国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高度也就越高,产业升级越快。有关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主要有日本经济学家赤松提出的“雁行模式”(FlyingGeese Paradigm)。该模式认为:一国产业成长经历了进口产品、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等几个阶段,而产业结构升级依次分为劳动和资源密集、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三个阶梯。随着外资的进入及一国工业化的发展,某一产业会逐渐衰落,并将转移到低一个梯级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产业替代,推动产业升级(8)。美国经济学家弗农(Vernon)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把客观存在的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产品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为了更好地解释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弗农发展了他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即以“创新寡占阶段”“成熟寡占阶段”和“老化寡占阶段”替代原来的划分标准(9)。日本的小岛清(Kojima)提出了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亦可称为边际产业依次进行(10)。这些理论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都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条件下东道国产业升级的限度是由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国家生产和国际分工所决定的,其产业升级的高度必须服从于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因此,这些理论均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实现产业升级的局限性。

跨国公司投资促进东道国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是跨国公司通过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来促进东道国的产业升级。跨国公司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变动影响的研究,多数是从技术外溢的角度切入的。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解释了跨国公司投资促进东道国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跨国公司投资通过引发东道国企业的模仿,激起竞争,建立与东道国企业的联系和推动人力资本的流动,促进了东道国的产业升级。国内外学者对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作了大量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凯夫斯把技术扩散的外在性分为三类:由于跨国公司进入行业壁垒高的产业,该行业垄断行为受到遏制,资源配置得到改善;跨国公司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或示范效应,使之能够更加有效地使用资源,推动当地技术效率的提高;由于竞争、反复模仿或其他原因,跨国公司的进入将加快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速度(11)。美国经济学家科高认为,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示范、模仿和传播,二是竞争。前者是技术信息差异的增函数,后者取决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的市场特征及其相互影响(12)。美国经济学家帕伦特认为在前后各种技术吸收过程中,企业在边干边学中积累的专有技术知识为进一步的技术引进作好了准备,并证明了企业技术吸收的决策和产出增长依赖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外国直接投资对当地产出增长的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产生国内生产报酬递增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生产附加值的增加来实现的,而这种溢出效应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其对国内公司所产生的效率溢出的大小(13)。其他许多学者也都证实了上述结论。Stigliz和Joseph E.(1998)认为FDI流入可以带来管理专长、技术、工艺以及海外的营销渠道等(14)。Aitkcr(1999)认为因为跨国公司对行业内更小规模的当地公司(小于50个雇员)会通过产业联系和外溢效应提高其生产率(15)。Borenzstein (1998)认为FDI的技术溢出对增长的贡献要相对大于国内公司(16)。Markusen (1999)进一步确定了FDI的存在对于东道国国内的生产率及其出口倾向都有积极效果,认为FDI可起到一种催化作用并引导东道国企业的发展(17)

国内很多学者也认为跨国公司在我国产生了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典型的如沈坤荣(1999)通过多元滞后分布模型进行的计量分析发现每增加1%的外商直接投资,则可通过技术溢出带来全要素增长率0.37%的增长(18)。赖明勇、包群(2002)的分析也证实了FDI对国内技术进步的外溢作用,并认为现阶段国内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不如FDI明显,根本原因在于FDI代表的投资国与我国的初始技术差距与投资产业导向差异,这种外溢效应因受我国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而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王恕立、张吉鹏、罗勇(2002)是从跨国公司对外技术溢出途径来研究技术溢出效应的,认为跨国公司对外技术溢出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的:当地企业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前向后向关联得到技术;通过人力资源的流动产生溢出效应;通过示范与模仿来产生溢出效应。江小涓(2002)通过对127家外资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调研发现,绝大多数外资投资企业提供了母公司先进或比较先进的技术,这些技术多数填补了国内空白。此外,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外资公司加大了在中国的研发力度,这些研发以适应性为主,主要是出于开拓中国市场、与制造基地配套以及充分利用中国的科研能力和人才等方面的考虑。理论上,无论是跨国公司子公司还是当地企业都可能通过其投资决策影响溢出水平。跨国公司对新技术的投资越多,溢出越多,当地企业对学习的投资越多,其吸收溢出的能力就越强。可见,除了原有的溢出效应外,还存在着一种取决于当地厂商和跨国公司子公司投资决策的溢出效应,这种影响是累积的,具有正反馈性质。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跨国公司正在逐步成为外来对华投资的主角。2004年、2005年和2006年连续3年超过600亿美元,2006年达到630亿美元,其中近七成投入了制造业,我国已成为一些重要工业品的全球中心。2003—2006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以年均4.6%的速度稳步增长。2003—2006年,中国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293亿美元,其中2006年为8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97%,主要表现为: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资本成为核心生产要素,跨国公司国际投资也逐渐由传统的资源导向、成本导向,转变为知识创新导向。表现在投资的产业分布上,跨国公司投资仍然以加工制造业为主,但是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明显增加,电力通信、汽车及石化行业等成为跨国公司投资重点。据《2003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统计,2002年以后,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石化项目迅速增加,德国巴斯夫与中石化的合资项目总投资29亿美元,英荷壳牌与中海油、广东投资开发公司的合资项目投资达43亿美元。在汽车行业,截至2003年,跨国公司在中国汽车生产方面的投入已达94亿美元,形成了270万辆的生产能力。另据《2003—2004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统计,外商在电力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的投资比重高居首位,占制造业外资比重的19.68%。2007年农、林、牧、渔业这些利用外资薄弱的领域则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随着我国“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我国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的步伐也开始加快,房地产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都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热点。跨国公司进入这些领域的时间尚短,我们还难以对其进行系统描述和总结,但是随着这些领域的开放和跨国公司投资和经营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投资服务业的规模会越来越大。据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13.6%,其中增速最快的是房地产业,增长107.3%,其次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长86.9%,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增长81.8%,农、林、牧、渔业增长52.4%,批发和零售业增长49.6%,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长39.8%,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长38.7%,而金融业同比下降12.4%,建筑业同比下降36.9%。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是对外开放的前沿,拥有较好的工业和技术基础、便利的交通通信条件、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优惠的外资政策和浓厚的商业气氛,因此,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开始,东部地区就成为重点区域。从2004年外商实际投资额看,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珠三角三地区是引入外资最集中的地区。2004年长江三角洲实际利用外资为269.39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吸引外资的41%;环渤海经济圈实际利用外资约225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吸引外资总额的37%;珠江三角洲实际吸引外资100亿美元,占全国17%;其他地区吸引外资不到5%。2005年双三角外商直接投资额为37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5亿美元,占全国的59.3%,比上年提高2.24%。其中长三角占全国的41.3%,比上年提高0.73%,珠三角占全国的17.9%,比上年提高5.29%。双三角地区仍是我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

随着市场容量的不断增长,中国市场在跨国公司全球布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为了获得在华投资经营的更大收益,跨国公司积极实施本土化战略,包括产品品牌本土化、生产制造本土化、营销方式本土化、研究开发本土化、采购本土化以及人力资源本土化等。采购本土化是跨国公司经营本地化的重要内容。以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汽车零部件采购为例,中日合资企业在中国采购的比率为47%,中美合资企业为57%,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上海生产的“桑塔纳”轿车零部件在中国的采购率高达80%。设立研究开发机构则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近期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跨国公司开始加快在我国设立研究开发机构的步伐,日前,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已有100多家,从研究开发机构的产业领域看,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通信、生物等高技术领域和汽车、化工市场规模大、附加值高的制造业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前,投资形式以新建投资为主,经营方式以合资与合作经营为主;1990年代中期以来,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通过整体并购、部分并购以及增资扩股等多种投资形式,实现了经营方式的重点转移,独资经营或控股经营在新增投资中的比例迅速上升。新近的发展表明,并购成为跨国公司主要的投资方式。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跨国并购,特别是发达国家公司的这种并购,驱动了外国直接投资的近期增长。跨国并购值在2004年增长了88%,达到7160亿美元,交易数增长20%,达6134起。这已接近1999—2001年跨国并购快速发展期第一年的水平。并购活动的近期猛增部分归因于2005年股市复苏带动的大宗交易,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特大交易有141起,接近2000年175起的峰值。2005年特大交易的价值为4540亿美元,是2004年的2倍以上,占全球跨国并购总价值的63%。由于“入世”后中国在法律环境、行政管理、资本市场、中介机构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对外商购并投资由消极态度逐步转向积极,一些地方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以及企业都把跨国公司的并购作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盘活现有资产的重要途径,跨国公司也加大了在华并购投资的力度。

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比例的合理演进、产业组织结构的完善和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而产业竞争优势则表现为产业技术的进步、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等。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的调整已经并且会继续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

1.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结构的优化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占据主导地位。2002年以来,中国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进了大量先进实用技术,促进了产业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加快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2005年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50家在华投资,而且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把中国作为全球投资的重点领域。全球500强在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四个行业的投资项目合计486个,占500强在我国投资项目总数的40%,投资规模合计166.1亿美元,占500强在我国的投资规模的55%;在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较少,只占其在华投资总额的2%。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其中七成投向了制造业,不仅弥补了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中的空白,形成产业聚集的区域,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而且推动着这些行业内部产品结构的升级,提高了产品附加值。

2.有利于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

跨国公司一般实力雄厚,特别是世界500强,更具有雄厚的国际竞争力,投资规模普遍较大,它们扩大对华投资,对优化中国产业组织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跨国公司多数是全球化程度很高的公司,其制造、分包等协作厂商分布在全球各地,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带动了其价值网络中的协作厂商的对华投资。另外,跨国公司的当地化采购,带动了我国国内配套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产业内分工的合理化。这对改善我国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落后分工模式,提高专业化经营程度,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3.进一步推动中国服务业的发展

跨国公司投资结构向第三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服务贸易特别是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中的“龙头”地位更显突出。2007年1—6月,全国服务贸易领域新设外商投资企业7135家,实际利用外资137.73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0.68%和增长58.18%。跨国公司投资结构的调整,通过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项目投资,进一步推动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增强了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4.增强了中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大大提高。2006年进出口总额176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更重要的是,对外贸易结构也得到改善。在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从1996年超过纺织服装产品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机电产品在出口机电产品中所占比例一直趋于上升。中国对外贸易发生的这些变化,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直接相关。根据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达到10364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分别达到59.70%和58.18%。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563亿美元,同比增长26.9%。与全国相比,外资企业制成品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外资企业中,跨国公司则是出口增长和出口结构升级的中坚力量。

1.跨国公司投资区域集中进一步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偏少。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外商直接投资西部的数量明显增加。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60多家落户成都、重庆,有85家入驻西安,其中多数驻足高科技领域。随着西部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跨国公司掀起抢滩西部的热潮,但是,投资仍然呈现明显的集中化趋势。除了西部省会城市和重要工业基地,其他地区引进的跨国公司投资仍然十分有限。跨国公司投资西部中心城市,是看中了其高度密集的科技人才,目的在于通过人才资源的本土化战略谋求垄断优势,而这些投资行为对西部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有限,东西部地区差距将会继续拉大。

2.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对国内企业的发展形成威胁

面对跨国公司带来的国内市场的竞争,国内企业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平交易局发布的《在华跨国企业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披露,跨国企业在中国感光材料市场的占有率高达80%以上,其中柯达公司超过50%,富士公司超过25%,其他如柯尼卡公司等占8%—9%。国内操作系统软件市场基本由国外软件所垄断。微软(中国)公司的桌面操作系统软件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5%,支撑软件市场的同时也占据着垄断地位;瑞典利乐公司控制着中国95%的无菌软包装市场。跨国公司在开拓中国市场的过程中,扩张自有品牌的市场范围,同时采取措施扼杀中方的品牌。许多国内企业为了解决资金短缺、效益不佳等问题,在与跨国公司合资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放弃原有品牌,这实际上是削弱了中方企业的竞争力。

3.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削弱和冲击

跨国公司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经济实体,其投资战略往往与东道国的产业政策导向有相当差距,外商投资目标与中国的引资目标存在一定的差异,外资趋向于投资利润率高、回收期短的轻工业项目和重工业面向最终消费者的项目,而对中国急需引入外资的重工业基础项目和技术密集型项目投资不多,由此中国的产业结构没有得到强化,反而弱化了部分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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