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人能保住工作

①智能机器不会一次占据整个经济, 但它们会慢慢地颠覆我们的经济和工作世界。

②由于结构性的变革，大量中等收入工作终将消失，精英分子大幅受惠, 缺乏技能的劳工陷入勉强糊口的困境。

③服务业中的微职业正在兴起，部分因为看不到报酬丰厚的工作机会，年轻人中推迟成年的趋势正在增长。

我们也许已经相信，机器不会让所有人都失业，事实上智能机器的兴起将会给很多人带来极大的利益。然而，毫无疑问，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它们会使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失业。

我们拿经济学家所用的“劳动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来说，它是指除了儿童和老人以外，真正在工作的人所占的比重^（1）。你从下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劳动参与率已经持续下降很久了。人类劳动突然好像没有那么不可或缺了，但真的是这样吗？劳动参与率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商业周期、储蓄、福利政策，还有生命周期和性别因素。我们现在暂且只关心智能机器在未来几十年会如何发生影响。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电脑时代一个子部门的发展情况。

民间劳动参与率（CIVPART）

注：阴影区域表示美国经济衰退期。

来源：美国劳动部劳动统计局。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丹尼尔·拉京重绘）

我还记得电脑象棋刚刚出现的日子，那是20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一个参加锦标赛的小孩。那时有一台名为“尤物”（Belle）却长相难看的机器怪物——看起来很像一台尺寸过大的计算器，不时会被拖来拖去参加锦标赛。如果分组结果显示你在下一轮中将和机器对战，你是有权拒绝的，因为毕竟象棋比赛是为了人类竞技而举行的。不过大多数优秀选手都愿意与机器较量，不只是因为他们通常都能轻松获胜，还因为他们相当好奇。“尤物”比赛时，需要有一名服务员把它在桌上推来推去，需要有人打开和关闭它的开关，还需要有人将比赛步骤输入进去。这台机器有时会遇到技术故障，从而胡乱输出，或者彻底停止运行。必须有人试着修复它，否则它就只能退出比赛。这台机器并不能为优秀棋手的比赛增添多少价值。

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开始建造一台可以打败世界象棋冠军的机器。这家公司聘请了大量程序员和硬件专家，当然还有一些顶级象棋选手，例如特级大师乔恩·本杰明（Joel Benjamin）。可以说，他们正在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他们的梦想是建造一台可以打败任何人的自动机器。但在那之后，竞争的性质几乎是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追求最高质量的竞争。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电脑程序和顶级象棋大师开始试图联手——人类参赛者会在比赛中咨询电脑。相继而生的就是所谓的“自由式象棋”（Freestyle chess）。在一场最高水平的人机合作自由式比赛中，顶级象棋大师会和电脑坐在一起，这位大师会事先费尽心机揣摩比赛战略。电脑程序比赛时在战略性上仍然存在缺陷，因此，特级大师补充或是引导了电脑的战略性思考，却也要依赖电脑对短期战术做出精确计算。

由于程序有了改进，2004——2007年间，自由式象棋对熟悉电脑程序的选手非常有利。这些人不需要且通常也不是很好的象棋选手，但他们能迅速处理信息，并且迅速找出比赛的关键部分，再用最强大的软件进行深入分析。

如今，最顶尖的自由式象棋选手开始担心下一代电脑程序，或者甚至就是这一代程序[例如“里布卡”（Rybka）系列]会击败顶尖的自由式象棋团队，或是与之打成平手。人类要想改善独立比赛的程序也许并不太容易。如果程序的棋力近乎完美，那么人类搭档的智慧还有什么发挥空间呢？或许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改善生产？

智能机器将会靠着这样的逐步进化改变很多产业。第一步，机器很少有所助益，人们只是为了建造更好的机器进行前期投入。第二步，程序操作领域的专家们将不得不与机器进行合作，弥补机器能力的部分空缺。随着程序的优化，就进入了第三步，这时人们对电脑程序的掌握已经非常熟练，对相关产业专业知识的了解却维持在最低程度（不过仍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这些工作者本质上只是信息处理器，只不过他们能理解整体情境。到了第四步，也就是最后一步，独立程序的能力已经如此之强，以至于它们不再那么需要人类。发展至此，之前与电脑合作的人们会在其他地方寻找新的工作，例如智能机器分析还不发达的产业。

我的描述与机器会取代所有人的夸张说法截然不同。在现代经济的大部分领域，人工智能和相关概念仍然非常不成熟，还远不可能取代人力。另外，大多数情况下，电脑的进步方向并不在于与人脑更加相似，事实上机器仍然只是人类的补充。

电脑程序之所以在象棋领域表现优异，是因为象棋比赛是一个完全规范化的环境，至少在理论上，正确答案都可以通过单纯的计算得到。并且，大量这类运算都在现有硬件的能力范围之内，就算这个硬件只是一台个人电脑或者一部苹果手机。与需要判断商业周期或者评价人员个性的企业相比，象棋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领域。象棋软件可以在无须计算对手心理和反应的情况下寻找“最佳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象棋和最需要策略性和心理分析的扑克比赛不一样。在扑克比赛中，最优秀的选手仍然是人类，因为电脑不懂得如何在心理上压倒对手，如何虚张声势，或者是解读桌子对面那个人的小动作。一件事越需要推断其他人的心理状态，智能机器就越需要人类的协助。我们人类确实有自己的天分。

智能机器不会一次占据整个经济，但它们会慢慢地使我们的经济发生变革。随着各个经济部门开始使用新型智能技术，有效的人机合作团队这一概念将会发生巨大变化，并且变得形态各异。

在现代社会，很多这类人机合作的工作不会比在新泽西花园州高速公路（New Jersey Garden State Parkway）上开一个收费亭困难多少，收费亭的工作也是一种人机合作。即使收费亭完全由机器运作，在某些情况下也必须有人类到场。例如，出现了某种误解，司机使用机器的方法不正确，司机没钱了，或者机器坏了。

但是，有的工作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引入新型智能技术。例如，自动化的音乐节目主持人（DJ）就不那么令人期待。“丹尼斯”（Denis）是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的一名DJ，雇用它只需要花费200美元和一些编程时间。它会讲笑话，预报天气，以及上网进行搜索。可是丹尼斯仍然需要人类提供脚本，其中包括上网搜索什么内容——是的，它只不过是一个程序。大约在2012年，这类DJ程序完全不受欢迎，丹尼斯也被指责听起来“像是机器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丹尼斯这样的DJ将会需要大量的人类协助，不过这些人可能并不需要是技术天才或杰出的表演者。这类需要意味着新的工作机会，虽然并不是DJ工作本身——因为电脑程序已经接手了一些传统的DJ功能。新的工作会需要一些对DJ任务的了解，还需要知道电脑在电台里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即使不是技术天才和程序员，也可以争取到这类职位，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如此。

高失业率仍然是美国经济的一个特征。失业率在2011年经济危机结束之后仍然高于9%，在2012年刚刚降到8%以下。这一趋势表面看来不错，但事实并非如此。计算失业率时，只有那些正在积极寻找工作的人才会被计算为失业者，而在2011——2012年下降的失业率中，有将近一半是因为很多美国人已经完全放弃寻找工作。如果我们修正这个定义里的诡计，把这些放弃寻找工作的人也包括进来，那么如今“真正”的失业率可能仍在10%以上。

以标准方法计算的失业率很可能会继续下降，但到目前为止，它的下降速度异常缓慢，而且很多人仍然没被算在劳动人口之内。不到十年之前，情况还与现在大不相同，那时的失业率只有4%。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创造刚好够多的工作岗位来适应劳动人口的增长。很多只有兼职工作的人希望能有全职工作，还有很多人被困在没有发展机会的工作岗位上。美国劳动人口的很大一部分都处于未充分就业的状态。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状况极差的劳动力市场，他们基本上也不认为我们在短期内能回到零失业的状态。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继而发生的经济衰退已经结束了，但是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现在才表现出来。确实有很多短期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来自金融危机的余波，但是我们面临的不只是短期问题。美国人口正在不断增长，而工作人数却持续下降，这一趋势早在经济衰退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现在的工作报酬能让多少人满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还是看一看劳动参与率。2012年的数据表明，大约有63%的劳动人口正在找工作。然而，这些人并不是都能找到工作，因此劳动人口中的就业人数大概只有58%。这一数字创下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低。（这一数字在80年代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那时候想要工作或者有工作机会的女性很少。）

这些劳动参与率方面的数据告诉我们，因为某种原因，超过40%的美国成年人（不包括老年人）并不认为工作是值得的。他们找不到适合他们的工作。

如果我们只考虑年龄范围在25——64岁的人呢？在20世纪50、60年代，这个群体中大概有9%的人没有工作。如今这个群体中没有工作的人已经超过了18%。更具对比性的是，即使在80年代早期经济严重衰退的时候，这个年龄段没有工作的人也只有15%，仍然比今天的情况要好。正在从劳动人口中退出——或者是被赶出来的年轻男性数目惊人。这些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在这种情况下，当前流行文化中出现宅男这一形象并不奇怪——那些宅在家里玩游戏的年轻人对于保住工作毫无兴趣，可能对追求异性也不太用心。就业参与率的下降大部分来自年轻人，而不是过早退休的人。

事实上，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有很多年长的人开始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这些年纪大的人工作得更多，而那些本应该为未来打算的年轻人却工作得更少了。人们渐渐习惯了这样一种情况，他们无法找到一个工资水平可以接受的满意工作。

有关残疾的数据再一次显示了劳动力市场的严峻形势。十年前，大概有500万美国人领取联邦伤残津贴；现在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820万人，政府在该项津贴上的支出已经达到了每年1150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1500美元。然而，从死亡人数和事故数量来看，美国的工作场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安全过。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该称这些人为懒汉，或者怀疑他们到底在哪方面出现了残疾。无论你如何解读个体的情况，从整体来看，他们不过是这样一批人：他们认为与领取伤残津贴比起来，现代社会的工作并不具备吸引力。工人在失业后更倾向于申请伤残津贴，这一情况并非偶然。

还有200多万美国人则身处监狱，美国监狱人口占国家人口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我并不是要为那些真正的犯人开脱罪行，但你可以把他们归为因某种原因没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满意去处的人。

这些与劳动相关的问题已经不只是一般的经济问题了，工作本身一定也出了问题。在过去十年中，美国的经济产出有所增长，人口也有所增加，但工作机会却一直在减少，并且，如我所说，中等收入的表现一片惨淡。显然，一个重大的结构调整正在发生。

男性工资的状况甚至比中等家庭收入的状况还要逊色得多。众所周知，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已经有了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比以前更加有抱负，并且更少遇到歧视，总而言之事情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些社会进步在某一时期给女性带来了特定的收入增长。但是男性的情况就不同了，1969——2009年，一个典型的或者中等的男性工作者的工资已经下降了28%左右。我曾经看到有人试图对这些数值提出异议，但他们得出的结论仍然非常让人窘迫。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斯科特·温希普（Scott Winship）就曾经争辩说，从1969年到现在，男性工资事实上“只”下降了9%。但这仍然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你不妨想象自己是1969年的一名经济学家，被要求预测接下来40年美国男性的工资走向。你知道不会有灾难性的小行星撞击，也不会有核战争；20世纪60年代的骚乱将会逐渐平息，而不是蔓延到全国；共产主义的浪潮很快过去，世界上仅剩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谁能想到男性工资会普遍下降呢？

这一事实令人震惊。

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解释失业问题时，都会借用凯恩斯主义、新货币主义及“总需求”的逻辑，将原因归于经济中的消费不足。他们认为，在房产泡沫破裂之后，资产价格会降低，债务会增加，人们对未来会感觉更不确定。于是大多数人会减少开支，这就会导致销售和生产率下降，最终引起就业下降。这个理论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对2008——2009年这段时间，但它不能解释长期趋势。面对任何支出不足，经济体系可能保持稳健，也可能表现脆弱。我们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就很脆弱，这种脆弱性与劳动力市场的整体问题相关。这一整体问题就是：劳动力市场对很多人来说变得越来越差。这一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在不抛弃短期支出假设的前提下，我们需要更深入、更本质的解释，来回答为什么劳动力市场在支出下降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是哪些因素在与支出下降共同起作用，从而决定了有多少人会得到并保住他们的工作。

现在我们来看看2008——2009年工作的大量流失。随着经济衰退的到来，突然间支出开始减少，流动性紧缩也更加严重。需求下降，信用额度受到限制，大型项目也不断减少。企业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来保证每个人按时拿到工资，或者由于经济环境风险变大，他们想要更多的现金储备。但他们的解雇是选择性的。他们会通过几个独立的步骤来判断哪些员工创造的价值更多，一旦认准了哪些是生产力较低的人，就会让他们离开。这些解雇需要花费很多精力，而且也会使留下来的相对优秀的员工士气下降，这些员工并不喜欢他们的工作受到如此严格的监督。然而，这一必要的过程已经完成。失业率的巨幅上升主要发生在2009年。那是由支出剧减所引发的短期事件，但也是延续数十年的长期趋势的一部分。这一长期趋势就是借由重组或解雇来提高公司的生产率。

与以往衰退结束期的情况相比，下岗工人找到新工作的速度要缓慢得多。即使危机已经结束，公司利润回升，他们也没能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更重要的是，被创造出来的新工作更有可能提供较低工资而不是中等工资。本质上，由于结构性的原因，美国经济日益显示：它已经无法负担这么多中等收入的工作了。商业公司可以通过把这些工人塞到其他地方而赚取更高的利润，但不会让他们再像从前那样获取高收入或中等收入。

金融危机只是非常不幸的短期事件，却突然揭露了更基本的长期结构问题，也就是大量工人都处于小材大用的过度就业状态。这就是俗称的“真相大白”的时刻，而其影响将继续困扰许多工人。经济学家尼尔·杰莫维切（Nir Jaimovich）和亨利·肖（Henry Siu）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发现大部分劳动力市场分化都是经由经济危机这一中间机制实现的，因为危机时期正是中产阶级的工作逐渐消失的时期。当衰退结束以后，消失的中产阶级工作也并没有再次出现。

房产泡沫的破裂和金融危机意味着人们失去了很多财富，而商业则失去了大量流动性，同时信用贷款的获得也更加困难。突然之间，人们必须以更节省的方式，在更狭隘的范围内来做决策。消费者只能选择那些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而公司必须确定哪些是他们非常想要的雇员，哪些是他们重点强调的计划。个人和机构都再也不能“四面出击”了，于是对未来的预期以一种狭隘和集中的方式反映到现实之中。更长期的情况是，大量中等收入工作终将消逝，而且我们也已经从突然而痛苦的教训中意识到，这一趋势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彻底、影响也更加深远。经济越能复苏，我们就越是明显地感觉到，一次重大的结构变化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这些结构变化正在与经济复苏的表象融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有更大规模的支出和更大数量的需求——正如凯恩斯主义者和其他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更多人就能找到工作。但多数新工作看起来会与从前大不相同，因为这些旧的工作不再出现正是商业复兴的前提。很大一部分新工作将是依赖于简单劳动力或者直接个人服务的低收入职位，例如为公司跑腿或者照顾老年人，对于占据失业大军主体的低教育水平的工人来说尤其如此。

当经济繁荣的时候，对体力劳动的需求将会很大。如果公司的订单络绎不绝，你就需要有人把货物从货架上卸下来，用盒子把它包装起来，贴上邮件贴纸，并且将它搬到邮寄室。这些劳动并不像摘棉花一样原始，但仍然是简单体力劳动。当简单任务出现的时候，曾经在劳动力市场显得毫无用处的工人就能找到工作，例如把包裹速递给性急的顾客。这些任务并不需要多高的技术或者士气，也不需要很高的精确性，你只需要完成它就行了。但现在经济并不繁荣，而我们还在等待更多体力劳动机会的出现。

对于更复杂的、不那么依靠简单体力的工作来说，工资弹性有多大并不重要。你大概不会愿意雇用一名不请自来的体力劳动者，除非公司和债权人现有的商业计划中原本就包含了这一投入。这个人可能会说：“我可以少要30％的工资！”或者：“我可以无偿劳动！”这些往往都不重要。更可悲的是，即使你的商业计划需要额外劳动，这些工人中的很多人你也根本不想雇用。有的人真的不值得你费神去请，除非对额外劳动的需求真的非常迫切。

我相信这些“边际产出为零”的工人只占劳动大军的一小部分，但他们的比重却在增加。至少他们的存在使我们的失业率在短期内都不太可能降回4%。

如果你随便问人力资源部的一个人：“劳工队伍里有多少人是你完全不想雇用的，无论什么情况，无论工资多低？”通常答案会是很大一部分求职者，而且我保证在我自己当雇主的时候也是如此。或者你可以看看有多少人被美国军队拒之门外：吸毒、服药、体重不达标、信用记录差、有犯罪记录等问题使得很多人根本没有报名参军的资格。奥巴马总统麾下的教育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曾表示，如今17——24岁的年轻人中，有3/4都因为或这或那的原因不适合到军队服役。3/4，你是不是很难相信？

除此之外，一些非常直接的数据表明，那些下岗工人并不像我们以前想的那么有价值。

我们来看看失业率增长最快的2009年后三个季度吧。在那段时间里，被称作“平均每工时劳动生产率”的统计量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这个指标可以用来衡量美国的工作产出。在第二季度，这一数字上升了8%，第三季度上升了7%，第四季度则上升了5.3%——三个季度连续上升。这些数字代表着每小时的工作量会创造多少产出。这个统计量是一个平均数，也就是说，如果工作效率低于平均值的工人被解雇，那么就算整体产出下降，该数值也会上升。例如，如果一个工人每小时生产价值20美元的产品，而另一个人每小时只能生产价值10美元的产品，那么平均值就是15美元；开除那个生产率较低的人将使平均值上升至20美元。

2009年第一季度之后，每工时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大幅上升。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我们在2009年春天发明了有用的纳米技术，或者某种了不起的新型高效生产机器？我不这么想。真正的原因是我们解雇了很多产出值低于工资的工人。老板们把生产率较低的工人从高收入工作中抽离了，并且不打算再让他们中的大多数回到原位。这个现象导致了平均生产率的上升。

如果雇主们解雇的是分布均匀的一批工人，即使总产出会因为总劳动的减少而下降，平均工时生产率也不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多次经济衰退中就是这样，然而从那以后，经济衰退开始体现并助长劳动力市场的长期趋势。如今，雇主在面临衰退时会做出艰难而正确的抉择，也就是为了公司的未来必须牺牲一些中层、中等收入的工作。这只不过是我们时代信息革命的一个前兆，这一现象预示着信息革命将如何重塑整个劳动力市场。

另有证据表明，现有的失业者找到工作的概率极低。这方面的数据包括失业“流入”率（指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和“流出”率（指那些找到工作的人）。在最近的这次经济衰退中，流出率的情况尤其糟糕，因为很多人似乎陷在失业的困境之中无法脱身。这就意味着新出现了一大批长期失业者。与此前的衰退相比，这次的失业更多地集中于固定的一群失败者身上——其中很多人现在可能面临着永久性失业。

那么下岗工人，或者至少是那些仍然有能力并且有意愿工作的人，又面临着什么呢？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必须找一份低收入的工作。社会上有很多低收入的工作，甚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但它们都呈现出以下这些显著特点。

1. 很多这类工作都出现在国外。如果这份工作不需要大量和复杂性的资本投入，那么将它留在美国国内不会给雇主带来任何优势。

2. 很多美国人还没有做好接受这类工作的准备，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心理上。他们习惯于寻找“中层工作”，而这类工作恰好属于那些正在消失的领域。

3. 相关法律和规定正在导致美国社会的雇佣成本增加，其中包括强制性健康福利补贴、诉讼风险及更高的最低工资水平。

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失业的年轻人只能缓慢地实现再就业，并且他们再次找到的工作往往只有很低的工资。

缓慢的再就业也并不一定一帆风顺。经济学家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他在2013年成为了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和安德雷斯·穆勒（Andreas Mueller）对超过6000名失业者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其中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收入比以前低的工作。另外，这种固执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至少2011年以来都是如此。无论多么不切实际，多数人还是坚持等待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不是当下美国经济提供的机会。

在现在的美国，雇用一个人的成本明显上升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疗保险成本。健康保险每年都在变得更贵，奥巴马的健康保险计划使雇主雇用未参加保险工人的成本变得更高。一家公司，至少是超过一定规模的公司，要么必须提供保险，要么接受罚款。新法律的强制规定也使得更便宜、更小覆盖率的健康保险计划难以发展。无论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新法里的医疗保健计划，它确实增加了雇佣成本，这就意味着好工作的减少。据凯撒家族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估计，如今一个四口之家每年的平均健康保险费用已经超过了15000美元，并且在未来十年内很可能达到32000美元。这一价格已经超出了很多工人的劳动价值。别忘了2010年美国个人收入（不是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26363美元。如果我们强迫或督促雇主提供健康保险，那么对他们来说，向很多工人提供高工资是得不偿失的。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导致雇佣成本上升。虽然各州的具体数值有所不同，联邦最低工资在2008——2009年确实有所增加。但心怀不满的工人上诉和赢得官司的能力，甚至是在被解雇时威胁上诉的能力都没有减弱的迹象。这些发展对整个社会来说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但抛开这个问题不谈，我们确实正在远离那个可以快速轻松地雇用工人的时代。这些因素使任何雇佣行为都变得更加困难。

正如我们所料，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美国人转向了自主创业。举例来说，2010年，平均每月就有565000名美国人加入创业大军，这一数字创下了十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并不是我们突然间变得更有活力了；相反，大部分人都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报酬丰厚的工作。自主创业听起来像是值得鼓励的企业家创新行为，但这往往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没有以合理的工资吸纳每个人。

罗娜·艾克诺姆（Rona Economou）的故事十分典型。她曾在曼哈顿的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拥有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30岁时她被解雇了，而且事实证明再找律师工作并不那么容易。经过自我反省，她在下东区埃塞克斯街市（Essex Street Market）摆了一个希腊食品小摊“布布其”（Boubouki）。这段日子，她每天都要在早上5：30起床，搬运很多沉重的口袋，而且没有一天能够休息。她的生意不一定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更不一定能让她变得富有，看起来她的生活也没有更加自由。未来很多工作都将是这样——和发展中国家大量现有工作一样。有时候经济学家会美化发展中国家里“小企业家”的活力，但事实上，如果可能在工厂里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些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美国经济已经经历了自由职业的迅速增长，包括承包商、独资经营者、咨询师、临时工及自主创业者。政府并没有对自由职业市场进行确切统计，但非官方证据表明，自由职业已经通过在线广告和临时雇佣等方式遍地开花。在2005年，也就是上一次正式统计的时候，美国已有1/3的劳动人口是某种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然而这些人并不是富裕的个体企业家，最近增加的自由职业主要是兼职而不是全职工作。多数时候，从事自由职业只是出于维持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出于追逐名利的雄心。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区别会变得模糊，自由职业会更加可敬，或者成为一种常态，况且它们还提供了一点儿收入和个人自由。更多的自由职业者会把自己想成自由代理人，而且在没有传统福利体系束缚的情况下，雇主将更愿意雇用他们。

现在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自由职业，或者应该称之为微职业。当然，它们都是服务业。例如，克里斯腾森（Christenson）一家曾经请过一个工人——事实上是一个科学家——到他们家从制肥箱中取出“蚯蚓肥”。他们是在网上找到这个人的。艾瑞卡·杜梅（Erika Dumaine）24岁时曾经从诺德斯特龙（Nordstorm）买了一双鞋，然后把它们送到买主家中，从而获得了70美元的酬劳。住在芝加哥的约翰·伯克斯（John Burks）有一次不小心把钥匙掉进下水道里，他在网上发了紧急招聘广告，找人帮忙把钥匙弄出来。不到1小时就有人接了这份工作，酬劳是80美元。

在年轻人中，推迟成年的趋势正在增长，部分原因正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报酬丰厚的工作机会。这一新兴年轻人群体有时被称为“飘摇一代”（Generation Limbo）。他们在家待的时间更长，他们从事自由职业和兼职服务——例如在酒吧或者书店里——或者是网站兼职写手。他们的第一份甚至是第二份工作都不太可能发展成“事业”。我并不是说飘摇一代里所有或者大部分人都过得不开心。他们拥有可能让上一代人感到嫉妒的自由和灵活，他们也有机会与朋友和家人共度许多时光。要是只看脸书的话，你会觉得性、聚会、特色美食似乎无所不在。然而，这群20多岁的年轻人面临的长远职业前景可能不会太好。要是我们想一想现在这一代在未来几十年会如何表现，就会觉得美国经济的“种子资金”（seed capital）并没有得到补充。

以上所说不过都是一些轶事。不过，正如第一章已经说过的，整体趋势是由数据显示出来的：从2000年起，毕业生（这里仅指那些有大学学位的）的实际所得一直在下降。

如今，很多年轻的劳动者都属于临界收入者，也就是说他们满足于得过且过，在每一阶段都不会雄心勃勃地去追求更高的工资或者更好的证书。布鲁克林的威廉姆斯堡区（Williamsburg）充满了年轻的临界收入者，但不断上涨的房租正在迫使他们搬到城里其他地区，例如布鲁克林的边缘地带，或者是布朗克斯（Bronx）。柏林是以聚集大量临界收入者而闻名的一个城市，众所周知，这里的很多年轻居民只是不思进取，至少是对市场上的工作机会兴味索然。这里1/5的人口以领取社会福利为生，失业率是全国水平的两倍，而且，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有追求可能是一个贬义词”。在一个富有的社会中，有时候只要得过且过并享受生活就足够了。这听起来很没有冒险精神，甚至很没有美国精神，但我们将会在未来几年内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人。

总的来说，劳动力市场的这些趋势正在给雇主们带来更高收入，使他们更关注工作场所的士气，也更需要严谨自律和服从指令的工人，这些趋势还加剧了顶层收入的不平等，大大增加了智识精英的收入，催生了大量服务类自由职业，制造了低技术工人的困境。这些都是未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也就是新工作时代的基本特征。

（1） 经济学里“劳动参与率”的常规定义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虽然失业但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根据后文来看，这个词在书中也应该是常规定义里的意思，而不是作者在本句解释中所说的意思。——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