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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用风险度量与管理的必要性

时间:2022-03-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人们更加关注信用风险管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面对这样的客户在银行业务中的比重上升,银行关注信用风险管理自然是最正常的事了。尤其是抵押品价值降低与波动给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带来新的难题。基于以上五个原因,全球银行的高层都关注信用风险管理,尤其是信用风险管理技术的进步,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和框架的革新。而从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来看,信用风险更是最关键的风险。

1.2 银行信用风险度量与管理的必要性

与其他社会经济主体相比,信用风险对银行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来讲,几乎是与银行信贷业务相伴相生的,是最传统的风险类型。尽管随着现代银行信用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但信用风险仍然是导致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出现流动性危机的主要根源。以国际银行业为例,Mckinsey公司的研究认为,信用风险占银行总体风险暴露的60%,是导致银行破产的最常见原因,也是导致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本银行严重的坏账问题就是基于信用风险,据报道,日本银行除了主要向房地产行业提供贷款以外,还贷款给东南亚的顾客。而在1997—1998年期间,亚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借款人没有能力还债。同时,好多为追求高于西方市场的收益率而大量放贷于亚洲地区的银行正在为其错误的信贷决策而备受指责[3]。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人们更加关注信用风险管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客户破产案上升和客户结构变化

2005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关于银行破产的研究认为,导致银行坏账上升的主要因素中,信用风险是第一位的。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开发的金融机构监控系统发现的美国银行破产的10个显著征兆中,有5个明显与信用风险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欧、美、日企业破产案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增加,从美国的情况来看,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公众公司经营状况普遍不佳,在度过了相对平静的90年代后,美国的公众公司违约问题开始涌现。另外,过去10年间在日本本土,有超过10万家非上市公司破产,客户破产率的上升直接提升了银行的信用风险。

随着大企业融资的“脱媒”现象的日益普及,银行面对的客户对象也由原来的信用级别高、信用风险低的大型企业转向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经营的不稳定和较高的“死亡率”决定了它们的信用风险高、信用级别低。面对这样的客户在银行业务中的比重上升,银行关注信用风险管理自然是最正常的事了。同样,对于低信用等级客户的争夺,使得融资利差日益减小,商业银行只得一方面争取获得聊胜于无的利润率,一方面去寻找新的、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因此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加[4]。

(2)市场因素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程度的加强,商品市场、金融市场交易商品的价格波动空前剧烈。这对银行而言,在发放抵押贷款时对抵押品的估价带来相当大的干扰。尤其是抵押品价值降低与波动给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带来新的难题。比如,在金融危机中,房地产发达国家如瑞士和日本的银行业危机,都表现出房地产价值和不动产价值的难以预计和难以通过清算加以实现的特点。作为抵押的房产等实物资产的价值贬值,使得银行规避信用风险的效果大打折扣。近年来,在我国银行客户群体中,同样因为商品市场价格波动(比如石油、钢铁)、汇率波动(比如人民币升值)等原因导致资不抵债,不能如期还清银行贷款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3)表外信用风险的增长

由于衍生市场的显著扩张、衍生业务的不断拓展,金融机构持有金融衍生产品的数量增加,已经发展到需要在贷款账簿之外进行信用分析的地步了。事实上,表外信用风险的增长,是国际清算银行在1993年引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RBC)要求的主要原因之一。在BIS的体制下,银行不得不基于每一份场外衍生合约现行的盯住市场价值,加上一个针对未来可能的风险暴露的附加值来保持资本要求数额。这方面最沉痛的教训是20世纪末英国巴林银行破产案,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新加坡Barings银行期货交易负责人N.Leeson在衍生金融交易中损失了13亿美元,耗尽了Barings银行的全部股本。

(4)监管部门对银行内部信用风险管理模型的认可

随着衍生金融品种和交易数量不断增长,《巴塞尔协议》难以解决银行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同时,新的风险管理方法必须得到法律的支持和认可,巴塞尔委员会重新修改和补充了原有的条例,在2003年颁布的新条例中,巴塞尔委员会首次认可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自己建立的各种金融风险管理模型,并允许用内部模型法代替标准法计算资本要求。内部模型可以充分考虑贷款的规模、到期日、交易对手的信用质量等方面的差异,对贷款组合风险采取折让和照顾。它对于信用风险度量模型的发展是一股很大的促进力量,使银行对信用风险管理新技术的兴趣空前高涨。

(5)技术进步使得信用风险管理技术的提高有了可能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数据的收集、整理、计算速度和效率大大提高,金融机构有能力建立历史贷款数据库和建立模型进行计算。举例来说,除了能够分析贷款损失和价值分布函数以及这种分布的尾部之外,它们还可以发展用来积极地管理贷款组合,这种管理是以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模型和技术为基础的。

基于以上五个原因,全球银行的高层都关注信用风险管理,尤其是信用风险管理技术的进步,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和框架的革新。

而从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来看,信用风险更是最关键的风险。目前,无论在重视程度还是在组织结构完善、管理工具的成熟、定量管理的规范方面,我国都处于落后状态。而银行面对的信用环境却是相对恶劣的,在我国目前的企业负债中,银行贷款几乎占到80%左右,有的甚至高达90%。作为企业最大债权人的银行,由企业财务危机带来的巨额不良贷款和由企业破产而引发的银行支付危机、挤兑风潮已成为银行面临的最大风险。近年来,海南发展银行和中农信等金融机构的关闭,以及一些城乡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的支付危机,都是信用风险的突出表现。对于大多数中国银行家来说,信用风险是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如何化解和防范信用风险,继而避免由此而引发的银行呆坏账及信用危机,已是摆在中国金融业面前的迫切课题。2007年我国银行业已全面对外开放,大量外资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了面对面的竞争,我国银行如何在管理好经营过程中的信用风险的同时,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正确评估自身的信用风险,也就是说,我们既需要工具分析交易对手的风险,也需要工具分析银行自身的信用风险。只有在清楚交易对手的风险和自身风险的前提下,才能在交易中做到:风险既定、收益最大,或者收益既定、风险最小,从而提升银行股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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