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12日的《经济日报》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上海宝山准备办一个规模不大的中外合资企业，从立项到签约已经盖了126个图章，历时一年零三个月，跑了市内14个委办、19个局，但手续仍没办完，图章还要盖下去。
无独有偶，1988年3月16日的《扬子晚报》也报道说：这年年初，贵州某地上马一个工程，盖了170枚公章还远未了结，严重影响了开工时间。
有人研究说，处理一个文件只需要7分钟，但耽搁在中间环节的时间却能多达4天。
记得有这样一篇讽刺文章：某单位申请添购一只普通水壶的报告，竟“旅行”了半年之久，而且最后还因各种批示矛盾、含糊，使下级无法具体执行。其过程是：总务科副科长批：“同意购买”；王科长批：“不同意购买”；办公室李主任和王主任只画了个圈；行管局孙副局长批：“要注意关心群众生活，应该添置”；钱副局长批：“一只水壶也要旅行，何其荒唐！不精简机构，不整顿作风，怎么行？建议以此为例，在干部中进行教育”；张局长批：“同意”。
局长到底同意哪种意见呢，申请者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一百多个公章，科长、局长们的划圈，都充分说明了流程的烦琐。这种烦琐的落实流程，最终让落实的主体失去了耐心，从而影响了工作的落实。
烦琐的落实流程是产生官僚主义的罪魁祸首。革命导师列宁对官僚主义向来深恶痛绝。他曾大声疾呼：“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他对官僚主义者的处理也绝不手软。
一次，几个农民为申诉地方政府非法征用他们的马匹，写了两封请愿书给人民委员会总务处。总务处把请愿书交给野总司令部动员委员会审查，动员委员会把信转给首都事务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又把请愿书退回人民委员会。并在信封上写道：“工作太忙，根本没有功夫来管这些琐事。”这两封请愿书在三个机关转了三个星期，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列宁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当即给国家监察部负责人写了一张便条，建议“把写这个批语的官僚逮捕起来”。
曾是IT产业创新精神代表的施乐公司，发明了许多包括鼠标、图形用户界面、激光打印机等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但这些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走向衰败的施乐公司不是因为缺乏创新或是战略决策，而是因为其庞大的官僚体制使得公司内部业务流程繁杂，不能迅速地提供资源使其先进的技术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创意的产生和战略执行，最终导致了产品开发始终落后于对手，从而在创新上输给了竞争对手。
可见，落实流程的繁琐对于机关和企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要想保证政策的快速执行，落实流程的顺畅，必须要简化或者合并那些非增值的流程，剔除或减少那些重复出现和不必要的步骤所带来的浪费，落实才能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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