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产业升级发展面临的瓶颈与制约

第一节　目前产业升级发展面临的瓶颈与制约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上海作为沿海改革开放地区和特大型经济中心城市，直接面对外部环境波动变化的新挑战，产业结构升级发展中面临着许多制约：一是宏观政策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制约上海产业进一步升级的体制瓶颈亟待突破，政府职能转变、所有制结构调整、市场体系建设等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居民消费环境形势不利，促进经济、社会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任务艰巨，就业、社会保障压力依然较大，消费潜力有待发掘。二是产业发展支撑要素产生供需矛盾。人口、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等约束更加突出，特别是土地资源和环境容量约束趋紧，能源供求和安全问题凸显，产业升级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与生产要素的匮乏成为突出的矛盾；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创新体系和创新环境有待完善，服务业发展仍比较滞后，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从根本上制约了上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宏观产业发展环境制约

从宏观发展趋势看，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蔓延加深，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尚未得到根本缓解，上海仍面临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和自身发展转型的双重挑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道路曲折复杂。

（一）全球经济衰退有所缓和，但外部环境依然严峻

欧美国家经济已经出现触底企稳的种种迹象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出现第二波的可能性大幅下降。但世界经济处于下降通道，特别是2009年以来美国储蓄率和失业率持续快速上升，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外需环境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中国还面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结束、国内市场全面开放的新形势，我国经济增长和重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发达国家运用知识产权、反倾销、反补贴等手段针对我国的贸易战加剧，上海的制造业也将因此受到较大冲击。此外，国际汇率变动和国内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的升值，以及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出现大幅波动，都增加了上海工业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上海产业结构升级异常急迫。

严峻的外部环境对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上海产业转型与产业升级的负面滞后效应正处在高度扩散与释放时期。由于上海经济外向度比较高，受外部环境恶化影响明显大于全国，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对上海工业带动效应相对较小，加上工业投资长期低位徘徊，上海工业增速慢于全国，回落幅度大于全国。

首先，服务业发展处于锐减阶段。国内外消费需求的强弱，始终是关系上海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兴衰、产业结构升级的又一重大因素。因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已经超出地区的范围，对整个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造成冲击，致使上海的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因而它们对上海乃至中国货物出口的需求也相应下降。受全球经济下滑和外需大幅减弱影响，上海外贸出口与全国一样出现较大幅度下降。2009年上半年实现外贸出口总额625.5亿美元，同比下降22.3%，增速同比回落47.4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1.5个百分点；国际集装箱吞吐量1167.3万标准箱，下降15.5%。6月份外贸出口下降15%，比5月份缩小14.7个百分点，主要是达丰、达功、英业达、英顺达四个电脑生产企业出口合计增长47.1%，江南、外高桥两家造船企业出口合计同比增长2.6倍⁽¹⁾。

其次，外资引入减少。受金融危机冲击跨国公司总部调整经营战略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将更趋多元化，上海与国际大都市的商务成本落差缩小，国内各大城市投资环境呈现“均质化”，上海扩大利用外资的难度在加大。上半年全市吸引合同外资66.6亿美元，同比下降19.7%，降幅进一步扩大，其中6月份同比下降29.9%。同时，外商投资企业注销、减资现象有所增加，2009年上半年外资注销企业数同比增长33%，减资额同比增长超过10%，部分外资项目因资金紧张建设进度明显放缓⁽²⁾。

最后，民间投资和产业投资乏力。上半年，上海国有经济投资同比增长24.9%，非国有经济投资则同比下降2.1%；工业投资同比增长0.6%，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3.1%，增速分别低于基础设施投资22.3和26个百分点。如果今后一段时期民间投资和产业投资仍不能有效激活，将影响到经济持续回升的后劲。

（二）消费增幅滞后于收入增长

居民消费的形成和变动主要是消费者根据自身的经济收入和消费偏好自主选择的结果。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采取谨慎的消费策略是城市居民、家庭应对危机的普遍做法。

消费市场环境的恶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资本市场的低迷，使国家较有消费能力的阶层财富缩水，以致国内大宗耐用消费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如汽车、高端电子产品等，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外向度较高的区域经济体来说，外部需求环境的恶劣变化极度影响了上海产业能级的提升；二是国内、长三角甚至上海地区的居民消费需求能力下降。

上海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经明显放缓，增幅略滞后于上海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较国内外其他城市，上海居民消费明显不足。2008年，上海的消费率为37.4%，纽约为71.7%，伦敦为65.8%，东京为57.7%，而北京市的消费率在2007年就已达到48.8%。显然，上海的消费率大大低于国际化大都市的平均水平。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08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比2002年降低了5.3个百分点。

由于未来经济情况在短期内不明朗，居民对未来的消费预期不确定性较大。在影响预期消费的诸多原因中，物价较高，医疗、养老、子女教育压力大，以及攒钱以备不时之需是最主要的三类因素。此外，预期收入降低、购房压力大也是影响城市居民家庭预期消费的重要原因。导致上海市民消费不足的原因首先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影响消费能力提高。仅从2009年上半年看，上海居民收入增幅在长三角城市中是最低的，一季度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同比回落6.6个百分点，为2002年以来最低。家庭人均净收入比2008年同期下降6.2%，为2002年以来首次下降。其次，上海市民消费观念偏于保守。“为抚养子女做准备”、“为今后养老做准备”、“预防生病”成为上海市民储蓄最主要的三种原因。第三，也是比较重要的原因是现代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却严重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强的服务需求。据对部分高收入消费群体进行的消费意向调查报告显示，全部调查对象中，有45.9%在2008年前往香港购物，且人均前往香港购物次数达到了1.64次；31%的人在上海的消费金额小于或等于在海外的消费金额，消费外流现象严重⁽³⁾。随着近年来居民收入及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企业非核心业务活动外置，对各种服务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需求。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和现代服务业的缓慢发展导致四种情况：服务供给的单一化、简单化；服务供给的低水平、粗放式经营；服务供给的分割化、低附加值化；服务供给的短期化、短视化。

居民消费能力的不足又进一步阻碍了对高端商品和现代服务的需求，延缓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不利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先进制造业的升级。

二、产业发展支撑要素制约

目前上海无论是现代服务业中的智力密集型领域，还是先进制造业中的高端环节，都面临外部发展环境趋紧，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而自身都存在产业规模小、自主研发创新能力薄弱、国际竞争力不够强等问题。更为关键的是，第三产业诸多行业的传统体制和垄断严重影响上海产业升级的路径；教育、医疗、住房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极大地束缚劳动力的正常流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缺乏必要的经济要素支撑。

（一）土地空间不足

上海是一个人口多、土地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容量十分有限的特大型城市，土地面积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0.07%。在全国特大城市中，上海市土地面积只及北京市面积的37.7%，为天津市面积的56%。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下，全市6377.10平方公里的陆域土地资源已几乎全部利用⁽⁴⁾。随着城市功能转换和浦东开发的加速推进，既要为浦东开发开放和上海的社会经济建设提供用地服务，同时又要为市民工程提供用地保障，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紧缺的矛盾十分突出。从长远看，土地资源总量的有限性和可用量不断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资源环境已对上海产业升级发展产生了刚性约束。

1.土地资源总量有限

90年代，在国家的支持下，上海每年新增10万亩建设用地，为上海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力的支持。但由于滩涂围垦周期长，而且需要巨额投入，增加土地总量有限，上海每年新增建设用地已经减少到5万亩。在基本农田保护政策下，建设发展和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

2.土地利用的结构和布局不够合理

首先，交通用地不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上海虽已建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但交通用地只占全市土地面积的2.42%，比例过小。不少公路和桥梁标准不高，不但影响车速，而且限制通过能力。许多交通干道穿镇而过，居民集镇沿道路两侧分布，干道与干道之间、干道与铁路之间没有立交工程，有不少车流不能顺利通过的“瓶颈”地段，常常造成堵车现象，既影响城乡经济联系，又浪费了运力与能源。

其次，市区人口和工业过分集中，土地载负量极其沉重。10个老城区土地面积278.81平方公里，只占全市土地面积的3.51%，却集中了全市52%的人口。以1996年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22634人，其中黄浦区58964人，南市区60049人。中心城区用地结构中，商业、服务用地占3.4%，低于发达国家城市10个百分点；工业、仓储用地占26.73%，高于发达国家城市14个百分点；市区人均道路仅2平方米，为伦敦的1／10，巴黎的1／4，莫斯科、东京和北京的1／3；住宅用地、公共建筑和城市绿化用地也都偏低。中心城区过高的人口密度不仅造成住房、交通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使得基础设施负荷增加，防灾减灾能力下降，区域生态安全空间不足，这也将严重制约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建设。

再次，郊区城市化水平不高，郊区工业和农村居民点布局分散，影响土地利用效率。目前郊县县城人口一般在5万人左右，与大都市的卫星城市不相适应；郊区城市化水平为37%。上海郊区204个乡镇，每个乡镇有一个或多个工业点，工业布局分散，工业用地191.17平方公里，占全市工业用地的57.29%，工业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0%，土地产出率约为市区工业用地产出率的1／3。以2004年为例，当时上海的面积是6400平方公里，其中市区为620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年产出8.12亿元；郊区5780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年产出0.42亿元。2006年工业区每平方公里产出50亿元左右，而香港10年前每平方公里工业用地的产出是30亿美元⁽⁵⁾。

土地资源的短缺已经成为上海市产业升级发展的瓶颈，加快产业转型，提升产业单位面积产出，集约节约用地势在必行。

（二）人力资源发展与需求不匹配

按照上海重点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及“八个千亿”的战略规划，上海人才储备和支撑体系与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对高端专业人才的需求形成尖锐的矛盾。上海在新旧经济互动、转型中，普通劳动者过剩与高科技人才紧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人力资源开发面临严峻挑战。这已成为制约上海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而引进相关人才，又受到户籍指标、子女教育、家属入沪、购房租房等方面的诸多制约。根据上海人事主管部门的预测，现有12大类高级人才严重短缺，尤其是一流的产业管理、风险控制和专门人才，特别是通晓国际惯例、具有国际市场经验的开放型、创新型高端人才十分缺乏。

第一，高科技人才的短缺不仅是信息技术人才，随着基因技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和产业升级，高新技术人才的缺口会越来越大。在信息技术人才方面，软件人才的危机日益逼近。人才的卖方市场使软件企业无法真正选择自己需要的人，软件人才的身价倍增大大增加了软件企业的成本；产业结构的转型加重了软件企业对软件人才的依赖。

第二，金融保险专业人才严重不足。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抵御金融危机，如何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使上海成为聚合力较强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目前来看，上海金融保险业人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结构、质量上都存在严重不足，严重滞后于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熟悉国际惯例的高层次、国际化的金融保险专业人才更是严重缺乏，难以适应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日益增长的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上海加入WTO后，金融和证券业的运作和传统在改变，如传统的柜台式银行正在消失；绝大多数银行业务已经可以在网上进行；信用卡、预付卡等电子货币超过传统纸币的流通；顾客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房屋和汽车按揭和保险的交易；股票债券的交易完全上网；投资服务和交易资料也全部可在网上进行；公司企业可以更快更容易地融资或贷款；金融业交易的交割和处理时间进一步压缩；金融风险管理全部自动化和电子化；银行的公司人文传统也悄悄地发生变革。国际著名的商业咨询服务公司Deloitte＆Touche指出：金融和证券公司“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自己”，以求在长期的网络交易竞争中获胜。上海要能真正抓住新经济给金融业发展带来的机遇，迫切需要既懂计算机又懂金融业的专才和通用性人才。

第三，上海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不仅要面对各类高层次人才短缺的挑战，还将面对传统的人才管理机制的挑战。IT行业、网络企业的高技术含量和相对的管理滞后，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网络企业加强人才风险管理已迫在眉睫。

第四，人才环境不够完善。首先，人才培养机制与产业发展不能较好地匹配。除与新材料、电子信息有关的专业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及硕士授予权外，其他如生物医药、石化及精细化工、精品钢等相关产业都没有博士授予权。很多专业缺少博士点和硕士点。一些普通本科院校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大多仅限于工程设计方面的人才，不能满足上海制造业对高层次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目前上海高校工科类重点专业建设缺乏优势；其次，人才生态环境存在较大改进空间。《上海银行业人才生态环境实证研究报告》显示，上海银行业人才生态环境整体指数为67.79，与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在全部57项评价指标中，只有社会治安环境一项评价结果均好于以上四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仅占评价指标总数的0.02%。以银行业就业人才的结构为例，上海银行业从业人员中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分别为61.78%和38.22%。此外，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所有从业人员的48.02%⁽⁶⁾。据报告分析，分支行核心管理人员、个人银行客户经理、企业银行客户经理、专业风险内控人员、银行业务产品经理、资金业务交易人员、投资管理人员、合规人员、专业法务人员、信贷人员、金融衍生品经理和战略规划经理等12类人才是未来几年上海银行业最需要的人才。

（三）自主创新力量不足

上海工业的技术研发特别是原创能力较弱，多数行业仍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和核心技术仍然比较缺乏，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加快原始创新、二次创新和集成创新的任务十分艰巨。2006年上海高技术产业用于企业消化吸收的经费投入与引进技术经费投入之比为1.6∶10，这意味着每投入10元钱用于技术开发中只有1.6元钱被消化吸收⁽⁷⁾。这说明企业在引进技术上的吸收消化的再创新能力很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缺乏创新动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协同研究能力不强。上海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不少，具有研发能力的企业也不少，但难以形成合力，难以形成综合实力。迄今为止，上海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产学研合作机制，缺乏一个比较有效的社会科研资源整合机制。2002年上海全市R＆D资源普查的结果显示，全社会R＆D经费中外部支出总额为7196亿元，仅占当年全社会R＆D经费投入总额76173亿元的10.4%。直接后果是导致大而全、小而全，以及低水平重复、低层次竞争的现象屡屡出现，造成科技资源与经济资源无法有效结合，企业的创新能力增长很慢；中央资源与地方资源难以有效整合，中央所属的大院大所对当地经济发展贡献的潜力未能充分挖掘。

二是企业研发资金的制约。企业研发费用的投入主要受到资金来源的限制，现有的渠道主要有三个：上级拨款、银行贷款、企业自筹。据统计，在2002年上海国有企业（包括中央和地方）研发费用构成中，上级拨款（包括上级集团公司和政府财政的拨款）总共只有1亿元，银行贷款只有1685万元⁽⁸⁾。显然，融资渠道不通，政府的投入也严重不足。

（四）融资机制不完善

尽管上海的融资市场发展比较快，但就其规模和辐射范围而言，距离发达的融资市场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主要受制于三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市场主体缺乏内在约束机制。融资市场的主体包括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和个人。其中专业银行和商业银行是融资市场运转的核心，在完善的商业银行体系下，各金融机构之间及它们与中央银行之间的资金融通是融资市场发展的基本条件。但由于我国专业银行尚未企业化、商业化，没有真正建立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求平衡、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又属地方创办，对地方的依存性较大；融资市场业务，包括同业拆借、贴现和短期信贷等，都受到信贷规模的约束，使融资市场不能充分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运作。由于市场主体缺乏内在约束机制，故其市场行为不可能规范化。

其次，市场客体质量不高。融资市场客体中，短期信用工具占较大比例。融资市场要利用良好的信用工具、交易媒介，使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相衔接，各种融资活动得以顺利进行。而良好的信用工具至少具备这样一些条件：一是要有较高的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便于资金供给者接受；二是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并不断出现符合中央银行调节信用的基本数量要求；三是流通渠道多样化，也就是发行主体与投资主体多样化。显然，按上述条件，上海融资市场上的客体还存在较大差距，即融资工具种类不多，流通渠道很少，信用基础不牢固，从而使上海融资市场规模难以扩大，影响了上海融资市场的功能发挥。

最后市场管理不完善。由于利率机制僵化，市场利率刚性，利率水平不能完全反映市场供求情况。一是市场信息不灵敏。融资市场的信息是市场利率，应具有灵活性和准确性，能适应不同层次的货币资金供求变化，发挥调剂资金余缺，调节资金流量的杠杆作用，实现资金配置优化。但我国长期来利率机制僵化，行政干预过多，利率缺乏市场性，应变能力差，无法发挥调节资金的杠杆作用，使上海融资市场缺少必要的调控手段。二是中央银行缺少强有力的调控工具，无法对同业拆借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当市场出现异常时，往往只能搞“一刀切”，对市场的平衡发展极为不利。三是对市场主体管理仅注重中介机构，而忽视其他，导致中介机构忽而设立，忽而撤销，而违章拆借却屡禁不止。四是对银行管理依然靠信贷规模控制，且没有充分考虑贴现融资的安排，造成专业银行办理贴现时不仅有资金问题，还有规模问题。如银行要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只能从既定的信贷规模中挤出一块；银行经济利益并无增加，而且票据承兑与贴现较一般银行贷款复杂，故在没有足够利益驱动情况下，银行则无必要弃简从繁，积极开展票据承兑与贴现业务。五是现行统计监测制度不完善，各金融机构统计口径不一，部分金融机构上报的数字不能反映其融资业务的真实情况，中央银行无从及时作出调控。

上海融资市场的环境及市场主体和客体都存在一些问题，限制了上海融资市场的发展。融资难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如果仍然依靠传统的融资方式显然难以筹集到适合企业发展的资金，中小企业在目前的金融危机背景下，必须开展融资创新，才能达到融资的目的，进而促进上海产业转型和升级发展。

（五）能源匮乏、环境恶化与资源分割的制约

资源环境制约因素日益突出，上海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首先，能源供应不稳定，结构不合理。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所占比例较低，来源单一，能源安全压力很大。保障工业运行的煤、电、油、气在五年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处于紧张、短缺的状况。上海市能源利用面临以下挑战：一是节能降耗任务十分艰巨，未来五年压力会越来越大；二是能源供需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二次能源（电力）紧张将逐步转为一次能源的矛盾；三是能源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加重，环境容量对能源发展的约束进一步加大；四是国家能源资源价格改革深入推进，能源价格存在上升压力。

其次，随着本市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任务越来越重。污染物排放总量仍在持续上升，而且污染物排放种类也不断增加，导致全市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加大，产业发展的环境约束条件日益显著。一是常规污染物排放压力大，二是新型污染物控制任务重，三是城市环境质量形势严峻。在排入水体的各类污染源中，工业废水排放量约占全市排放总量的50.6%，其中石化、钢铁、电力等七类重化工业排放占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比例达75%左右。在全市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中，电厂和工业排放达76%。

最后，长三角作为一个联动发展的区域经济体，内部资源联动效应不明显，地方保护和资源分割现象严重。上海与周边省市之间缺乏行业内的产业链分工协作和地区间合作联动，难以形成区域间的共同发展和集群效应，产业梯次布局不明显。各省市对于自身的产业布局都进行着强有力的引导，但没有充分考虑到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导致产业布点分散、产业集中度低，省市之间存在产业不良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