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与茶具

　　明清以来，饮茶多注重宜兴紫砂壶。壶上加盖，古壶的外表吸湿性及保温性强，宜兴的紫砂壶自古被誉为“天下第一品”。

　　许多人已将壶的造形与意味、极其精致细腻的做工，当做艺术品来欣赏，更因为它与茶的互相搭配，亦增其欣赏价值。

　　除了壶，还有许多在饮茶时必备的茶具，它们的组合，构成了“饮得佳茗”的重要一环。

　　第一节　茶壶与茶道宜兴名壶家及款式

　　宜兴壶艺创始于明朝正德年间，江苏宜兴县东南四十里的金沙寺。寺中僧人喜用紫砂泥作壶，壶制成后，既不落款又无印章，因此后世无从辨识；至供春时，制壶始署名号，故后世多以供春为宜兴壶艺的创制者。

　　龚供春：嘉靖年间人，习艺于金沙寺老僧。所制茶壶“指螺纹隐现可见，胎必累按，帮腹半尚现节奏。”传世者有栗色六瓣圆窑壶（公元1513年）。龚供春壶仿制者甚多，万历年间就有时大彬的仿制品了，而且很难分辨出来。

　　时鹏或时朋：万历时人，与董翰、赵梁、元畅同为继供春后的四大名家，有水仙花六瓣方壶传世。

　　李茂林：名养心，万历时人，所制造的壶有小圆式及菊花八瓣式。

　　白族三道茶时大彬：万历年间人，名壶家时鹏子，号少山。宜兴壶艺创于浙江省寺僧，传至大彬时，始蔚为大观，大彬广收辫子，宣扬陶艺，明清以来，推为正宗。大彬初仿佛春，亦落款“大彬仿佛春式”，后游娄东改作小壶，所制造的壶皆朴雅坚致。有瓜棱、龙带、莲瓣、印包及开光等式。

　　李仲芳：万历年间人，李茂林子，时大彬高足，所制造的壶俗称“老史壶”。此时壶艺渐趋文巧，窍毫发。有觚棱传世。

　　徐友泉：万历年间人，名士衡，师从时大彬。壶式仿古尊窑诸器，泥色有海棠红，朱砂紫，定窑白、冷金黄、浅墨、沉香、水碧、榴皮、葵黄、闪色等。传世壶有三瓣三足式、三羊环耳梅花形、眼花缭乱镦式及异兽印色盒。

　　欧正春：万历年间人，师从时大彬，多花卉果物，式度精妍。

　　邵文金：万历年间人，师从时大彬，仿汉方壶独绝，有双环耳瓶传世。

　　陈信卿：万历年间人，师从时大彬及李仲芳，有开光方壶。

　　陈子畦：崇祯年间人，以仿徐友泉最佳，有贴玉蓝树段壶、南瓜壶，并有水洗、水滴、残荷湖蟹、瑞犬等传世。

　　陈呜远：康玄年间人，号鹤峰、石霞山人，又号壶隐。壶杯瓶盒，清供果子臂搁等无所不制。有葵花八瓣壶，传世制品甚多。

　　前所述者，皆为时大彬一派，然而在这同时，独树门派的也不少。

　　陈用卿：天启崇祯年间人，有桂花四瓣壶。

　　徐次京：天启崇祯年间人，传世品中独不见壶，但有三足龟水滴及葫芦瓜。

　　惠孟臣：天启崇祯年间，荆溪人，所制大壶浑朴，小壶精妙，后世仿制者甚多。落款以竹刀剑款，壶内有“永林”篆书，小印者为最精。有高身、梨形、鼓腹等小壶传世。

　　惠逸公：王朝时人，所制造的壶，形式、大小、泥色、厚薄等都可与孟臣相伯仲，世称“二惠”。制品亦多，有狮钮圆珠壶及圆腹孟臣小壶。

　　孟臣壶与卢仝诗

　　卢仝茶诗、孟臣壶艺、曼生式款刻，这三大绝艺都集聚于此一茶壶上，是近二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好壶。此壶高66毫米，口径49毫米、全长约182毫米。把易提，沿薄而齐，纽上有“眼”，是标准的孟臣式折腹壶。壶身轻而平滑，上刻有卢仝的“七碗歌”（即茶诗），得复刻两次，共一百二十四字，行草流畅，笔笔有力，壶低落“平生一片心孟臣”款。这种在壶上刻诗落款的风格，来自于“曼生壶”的遗风。

　　以下，我们将逐一介绍卢仝茶诗、孟臣壶艺、曼生诗歌刻的典故。

　　唐朝诗人卢仝，一日正在日高眠浓之际，被敲门声惊醒，原来是好友孟谏议，着人送来新茶三百片。卢仝为此感动得诗情大发，于是走笔写下谢诗一首“谢盂谏议寄新茶”，诗中最有名的一段是：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肤清，六碗遁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七碗歌”自卢仝后，广为文人、雅士、品茗君子所传颂，在慢悠悠地品茗之余，细细地品味诗中的雅趣。

　　与卢仝的谢茶诗同为饮茶史上之佳话的是“孟臣壶”。惠孟臣，明朝天启、崇祯年间荆溪人士，他可以说是继宜兴茶壶鼎盛期的时大彬之后的名手。以制作小壶出名，壶形有平肩形、梨形、鼓腹形、圆腹形、扁形、折腹形等。孟臣壶的制作年代，最早的可以到天启年间，传世的有一白砂大壶，底款楷书“大明天启丁犯荆溪惠孟臣制”，此为一证。以后延续至清代，几百年来，经久不衰，普受欢迎。而惠氏家族也一直不断地制造孟臣小壶。

　　最后，我们要提的是所谓“曼生壶”。陈鸿寿，字恭，号曼生，浙江钱塘人，乾隆年间作宰宜兴时，由于他书、画、篆刻无一不精，又处心积虑想重振陶艺，因此亲手绘制十八壶式，并广交文艺界人士，请他们在壶上，或刻诗或作画，再度掀起陶艺的热潮。这种在壶上题刻诗、画的风气始自于陈曼生，因此称此类壶为“曼生壶”。

　　好壶一把伴人生

　　明代小壶开始盛行。明朱元璋改制后，以龙团凤饼无益于国民生计，忏然助长奢风，于是在洪武七年，断然禁止，改为散茶，这个决定，改变了茶具的命运：一是茶碗的式样，一是小壶的盛兴。

　　历史上不会记载朱元璋是否精于饮茶之道，他的决定应该纯是政策性及经济性的，然而中国饮茶却因而柳暗花明，另辟蹊径。茶饼在储藏及体积上，固然有许多优点，但在煮泡时，要烘烤，要碾碎，然后才投入大在调煮（亦有放在大壶冲泡），在等水开时又要十分专注，从初开的蟹眼，中沸的鱼眼，至大滚的松涛之壶，依茶饼的等级、种类，投点时的讲究，以及控制茶汤的浓淡老嫩，茶饼压制或紧或松，或陈或新，须要极有经验的人才能控制得恰到好处。当时壶的功能，只是置灯上，或铁铸，或陶制；体积不可能太玲珑，颜色不可能太炫目，质地不可能太细致。

　　由于制茶形态的改变，饮茶变得极为省事，既不必用到烤茶的器具，又省去碾磨工具，烧水的壶与泡茶的壶一分为二，为了配合散状茶冲泡的实用与方便，泡壶更从粗枝大叶变为小巧轻便，更由于宜兴一地所产陶土的质优及文雅而别出心裁，小壶沾承茶水恩，迅速地奠定其在茶事上的地位。六百余年来，其受人宠爱、经久不衰，更奇特的是它不因“人老珠黄”而减低价值，反而愈老愈值钱。

　　可以说小壶因茶而得宠，然而饮茶也因小壶的出现，提升至另一层境界。古人或许壶与茶不分轩轾。以较科学的角度分析这两件器物，自有其道理存在。其一是茶叶的制造，饼茶的加工。品质较差的，或许在炒菁、揉捻过后，即放入铸模中拍打烘烤成型，品质较佳者，长茶经过捡枝去梗，再和水入主模成型，不管是前者或后者，压制和蒸、烤，都会改变其组织的结构，可溶解的物质不均匀和香气的消失，以正常的推断，同一级材料的制成品，饼茶必会逊于散茶，尤其是北线武夷与南县安溪的产茶。原来的加工技术已渐臻炉火纯青境界，散茶的流行，更使茶叶的加工登峰造极，更能原原本本地表县茶叶的天然本质。其二是壶的大小，与加热的原理成反比，壶越大，加热越慢，壶越小，加热越快。饼茶的原理，是要以水的热度，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茶叶中的可溶物如芳香油、氨基酸、糖类以及单宁类等物质，迅速析出，溶于水中，变成茶汤，因为可溶解成分依浸泡的时间长短而释出深浅，同样在100℃水温中，浸一分钟与浸五分钟含量各异，壶的功能不仅在迅速加温，更在迅速隔离，如用炒菜比喻，以快火炒菜及慢火炒菜，其新鲜清脆不言可知，小壶泡茶其功能即若此。

　　因此，以小壶来泡散茶，不仅是经验的累积，也是合理的安排。从明洪武年至今，仍然是这种泡法。没有人喝过明时的茶，但是明人用过的壶，至今仍被不少人所珍藏。以唯物的观点而言，茶远胜于壶，然而用唯心来看两者则应轩轾不分，空有好壶，没有好茶，只能摩挲，徒增手泽；空有好茶，没有适泡的壶，不仅暴殄天物，更令人徒呼可惜。

　　壶与茶的完美配合是与对于好茶的了解与好茶的认识同等重要，好的茶，不仅要色香味俱全，而且要经久耐泡。好的壶，则不仅赏其外观，窥其质，更要量其实用：以外观而言，不管其高、矮、圆、满、扁，或几何或瓜果，提耳时重心要稳，左右要匀称；掀盖时，壶口要平要圆满；试流时，出水要急要长要圆满，还要注意壶面的瑕疵，壶底的伶秀、气孔的大小。以质地而言，手拉、灌浆、按塑，若外形无法判断，打开壶盖便可见分晓，一般手拉较粗糙，灌浆有模痕，按塑有刀痕，例如宜兴新壶，有白泥、有紫砂、有红泥，又有内紫外红。其硬度因烧成火候不同而导致声音有清脆、混浊之分。一般而言，清脆的壶适用浅发酵、香气高的茶。混浊的适泡重发酵、韵低沉的茶。另外新壶却有古意，无敌张线，有修饰痕迹，都要注意。以实用而言：古壶赏其稀旧，新壶爱其雅趣，瓷制品适合表现香气，陶制品适合表现滋味，壶太大，客太少，则逼人牛饮；壶太小、客太多，则让人望穿云霓。若要只喜欢喝龙井，瓷质盖碗足矣。倘若肚大能容，来者不拒，则各式茶具都要准备，大中小都可齐全。客至时，则可从容应付，得心应手。其实严格说来，了解以上三点，并不算就能了解壶，这种事，犹如佛家说法，除了要有点悟性，经验是最重要的。

　　独自饮茶亦悠然

　　关于壶的正确使用。人云亦云，毫无定则，假若一时失误，买回来的壶，气孔太小，可用钎石细针通开；不能禁水，可在壶祖先抹肥皂，再抹金刚砂，上下摩擦，即可达理想。新壶使用前，有人主张先放茶叶，让其吸尽杂味后再使用。有人则内放豆腐，外包油纲蒸煮之；有人以陈年茶汤久泡，其用意，不仅在于去杂味，更有拔苗助长的意思。正确使用：擦拭第一，陶壶有毛细孔，其密度比水分子还小。所以，泡后若能迅速去渣，不让其蛋白质分解变酸，能烘干最佳，不能烘干，则将盖微张，让其壶中水分蒸发，则不必拿住壶猛涂汗油，不必放在布轮砂磨，您的宝贝壶，自会精光日渐，瑞气日隆，而让人爱不释手。

　　古人曾云。不做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以经世致用的严谨态度来看，人有太多毫无意义的事，但就艺术而言，以心灵无形的陶冶与抚慰来看，饮茶诸事，甚至小至以布拭壶，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茶对人体的功用，已成定论，但其无形的言语，却是沟通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桥梁，诚挚、喜悦、自由，原本是喝茶的本质，“茶热清香，客至最是可喜，乌啼花落，无人亦自悠然”，这番境界，你我都乐于体会。

　　宜兴陶器千古传

　　西施与宜兴的渊源。宜兴位于太湖西侧，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的交界处，不仅特产丰富，所产陶器自古闻名，有人依史记之记载，把它的产制推至汉朝。最迷人的传说，甚至远达春秋时代，说是越国大夫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之后，功成身退，携带美女西施，过太湖，归隐于宜兴，设窑烧陶，以商买终其生。

　　宜兴产陶历史，缺少明确证据，史记所记，只是后人推论，迷人传说，料想亦是自“财源富比陶朱公”衍生，姑且不论其历史渊源，宜兴产陶，因器而各地，因壶而名者。

　　顾渚茶园新貌

　　宜兴古名荆溪，唐时叫阳羡，至宋时才改为宜兴。唐时，附近顾渚山所产的紫徇茶，因陆羽之品评，御史大夫李栖筠的进贡而成贡茶后，造成市镇的繁荣。明时，因散茶的流行，出现了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小壶，更使宜兴的声名，继贡茶之后再度鹊起，这是任何地方所未曾有的。

　　宜兴产土，质地细腻坚致，烧出来的器物为其他陶窑所不及，不但用在制壶，其他如瓦罐、花瓶、器皿、人物花鸟，无不具备，而且颜色五彩缤纷，有红、紫、白、和多种，由于器物之著名，传说附会即生，清代文人吴千在《阳羡名陶录》中就曾述说宜兴土的发现，是由于云游四方和尚的指引，才挖掘而发现，做成之壶，也因而极珍贵。

　　陶器与茶事的结合。宜兴制壶，应不止起于明朝正德年，而以白正德年后才大盛比较合理，任何文化之形成，都是经过长久浸淫而不是成于传说或一夜之间。只不过至明时，因经济重心的南移，壶泡之流行，以及文造，才开创其不朽的地位。

　　根据明人周伯高对宜兴砂壶的考证心得，说宜兴壶的珍贵，不仅在于制造，更在其原料。塑壶之土，并不是山坡山麓，俯拾可得，而必须如挖煤矿般，深入山腹或地底。从香港艺术节所展示的宜兴陶的资料显示，挖泥之车以及满身泥土的挖泥工人，印证其所言不虚；陶土挖出，静置，才能制造。然而泥的探测技巧，泥的储量多寡，工人挖掘的辛苦，已为壶器奠定了名贵的基础。

　　文人雅士寄情于壶。宜兴壶的制造，系用捏筑或片接的传统技艺。所造之器物，厚薄、高低，均能随心所欲，所以不管是名器的模仿、雅物的塑就，都达臻境。由先天质地配合后天的技术，更由于文人雅士之参与，在壶身铭诗刻词，指定形式，或创新格局，使宜兴制陶成为名公巨子、骚人墨客重资收购的对象。其与一般玩器最大不同之处，更在于与茶结合，融入生活，成为实用兼寄情之器具，是任何其他不动声色的器具无法望其项背的。

　　也许就是因为上述的原因，宜兴壶的身世才会形成传说，变得扑朔迷离，难以考据。根据最普遍的说法，第一个宜兴砂壶是一位金沙寺老僧人所研制，以后有供春者，是明四川参政吴卧山之家僮，随侍主人至金沙寺读书，因而学习老僧技艺，融入自己心得，作品供春壶，传世不多，万金难求。

　　自供春开山后，时大彬继其衣钵，以后名家辈出，各有特色，四大天王、三大国物等，都是在陶艺有特殊成就，后人给予的尊称，其作品形制的演变，依专家的研究，舍去草创期不说大略可分成四期。

　　第一期的代表人物为时大彬、李仲芳及徐友泉。时间大约在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时大彬是将大壶及高身壶改为小壶的第一人。徐友泉则以善于临摹实物而闻名。世所闻名的孟臣，是这一时期末才成名的。此一时期之制壶以节纹为特点。

　　第三期约在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末。这一期之艺术家，以陈鸣远最著名，自然形成其制作主流。后来因为外表流行釉彩、贴画，所以都以几何形之方、圆为时尚。在本期末，小现了逸公壶，与孟臣遥相抗礼。孟臣浑机精巧，逸公则以工巧见长，浑机不足。

　　第二期包括了十九世纪，其特色是文人与陶工相结合。陈曼生身为领导潮流者，以铭刻为时尚，尤以几何形之变化在此时期最多，始以“思亭壶”的出现，非常独特。

　　第四期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宜兴壶这时期大量生产，精品渐少，直至二十世纪初宜兴壶参加国际博览会获奖后，才再刺激生产，流行复古。

　　从宜兴壶之回春，中国茶具的精美，世上无与伦比。假如自金沙僧后迄今，其间不遭外人侵略，不囊括战火频繁的摧残，中国的茶具，由祖先们的使用珍藏，流传至今，数量必定不少。据说传言中的精品，在外国的博物馆中收藏极多，而国内却无法目睹。对于宜兴陶器的爱好者，这是极痛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