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培训相关理论依据

本书内容主要涉及如下四个理论依据：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1758年，古典经济学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发表了《经济表》，认为农业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很大，各国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依靠土地收入，城市与农村应该团结协作共同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城市的发展对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城市的发展为农村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城市的资金可以帮助农村实现土地改革；城市的发展还可以为农村提供法制和制度上的支持。大卫·李嘉图的观点与亚当·斯密的分析类似，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认为城市的发展可以带动农村发展，并提出农村与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屠能在《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研究了城市与农村在物质方面的共享，假设存在着“孤立国”，并分析了孤立国中城市与乡村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支持。在古典经济学中，许多经济学家不同程度地研究了农业的重要作用。

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常常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城乡关系问题，且大多集中于城乡劳动力市场，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这里的“二元”是指一国经济中同时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与社会制度，一般称其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1860年，波克发表了《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证》一文，提到印度尼西亚的基本发展情况，把该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划分为印尼传统农业部门和荷兰殖民者经营的现代化工业部门。刘易斯在《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二元经济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在二元经济结构里，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收入水平较低的劳动力，所以农村劳动力是剩余的，可流动的。工业部门可以从传统行业获得劳动力而且只支付较低水平的工资，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到城市，农村工资和城市工资水平相差不多，城乡差距逐渐缩小。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的补充，他们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从而形成“刘-拉-费模型”。拉尼斯和费景汉进一步把城乡协作发展分为传统农业经济、二元经济和成熟经济，强调二元经济中农业部门需要依赖科技水平的提高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保持农业和工业的稳定增长，但是“刘-拉-费”模型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一些现象时也存在许多局限性。

哈里斯和托达罗对“刘-拉-费”模型作了一个调整和提高，他们用“期望收入”替换了实际收入，认为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关键因素是城市期望收入，从而建立了“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以下简称H-T模型）。之后，很多学者都分析和运用了H-T模型。史得格斯（1982）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作了分析总结；加伯特分析认为提高城市就业率的政策会对基尼系数产生影响；贝尔分析了城乡居民之间流动的问题；泰蒙普（1999）提出了城乡发展不均衡的条件，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经济增长模式与收入差异之间的关系；费尔兹对H-T模型扩展的重点在于突出福利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作用。

在国内，周天勇认为H-T模型不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他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将农民进城务工的时间和其所从事行业进行了分析；蔡舫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马轶群等从城市劳动者的户籍归属出发，建立一个包括农业部门、城市工工作单位和农民工工作单位的模型，用以分析户籍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

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明显增大，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而城乡差距问题主要是因为农村还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要提高农民的整体收入、减少城差别，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是主要途径。

刘易斯认为农业生产会产生许多边际产品（劳动力每增加一单位使产品产出发生的变化）为零的剩余劳动力，所以人均产品是影响工资水平的关键因素。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以不靠科技水平的提高也能促进农业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费景汉-拉尼斯则认为边际生产力提高是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导致的，影响农民收入的首要因素将变成边际生产力，并最终导致农村人口的转移。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马格林等人则强调，工业部门的边际收益比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收益高是出现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原因，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转向边际收益较高的工业部门。巴罗-萨拉伊丁发现不同国家之间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会给劳动力输入国与输出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带来影响。不同国家之间的移民政策影响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收入水平较低国家的劳动力很难获得移民的机会。蔡舫认为城乡差距是否缩小是影响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还要看人口流动的法规政策是否能够满足。

根据农业部固定的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业部门内部的转移的比例较小，只有10%左右，收入水平更高的非农部门则吸纳了90%的劳动力。

3.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最早产生于1962年，该理论的代表者是舒尔茨和贝克尔。人力资本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形式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所构成的资本，通过投资从而带来收益，产生一定的价值，主要包括劳动者的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健康状况等。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可以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素质的投资，用于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投资，以及用于劳动力在国内各行业间自由流动的投资等。通过投资可以提高人的能力，能为投资者带来一定的效用。人力资本理论表明，人力资本的增长是导致经济增长的关键；教育是使社会获得人口收入分配平衡的重要因素，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的一些观念，即由重视物力的投入转移到人力资本投资上来；由致力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到重视劳动力素质技能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使社会资源的合理分布和自由流动更趋于合理。受教育和培训越多的人越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提高教育水平不仅能提高生产率，还能使工作人员在不同的职业和行业间自由地流动，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重新分配，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重新分配。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曾指出：“所有的投资中回报率最高的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对于个人获得经济地位起到重要作用，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指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前提。因此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人力资本在个人经济地位中发挥的作用将会更多。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面临着如何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并且在新环境中如何发挥自身能力的问题。因此，对农民工来说，在进城务工前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培训是非常必要的。培训对民工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与正规教育相媲美。经过培训，人力资本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4.需求层次理论

根据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可以划分为五个递进的层次：生理、安全、情感与归属、尊重以及自我实现。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个体的需求层次递升次序并不完全固定，而是具备一定的规律：一是需求的普遍性，需求是每个人的心理需要，且每个人都有满足需求的愿望和动力；二是需求满足具有递进性，更多层次的需求显现激励作用仅发生在之前的迫切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之后。

农民工外出务工首先是为了获取足够的生活收入来源，同时在获取收入的时候能够保证人身安全，也即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随着城市的就业机会增多，加之城市社会治安的不断改善，这两项需求都是容易满足的。按照需求层次理论的满足递进性，在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更多层次的需求开始变得更有激励效应，如感情与归属需求，以及受尊重的需求开始得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重视。这时候，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则体现出来，而满足这两个需求需要农民工群体获取更多的城市生活知识，以及进入更高阶层的工作职位，而所有知识和技能的获得需要农民工参与相关的培训。

因此，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随着农民工在城市中立足，满足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之后，农民工群体将不断希望获得更高的需求满足，但是这些需求的满足并不能通过自身实现，需要借助外力的辅助。现实中我们也发现，随着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增加，他们开始希望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也有更大的意愿接受一些知识和技能培训，而这些意愿的产生均源自农民工自身需求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