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活动和医疗科学既然是为人类的生存繁衍和发展服务的，是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必需，因此，它也就必然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步发展。它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不变的水平上。医学的发展是从对疾病的研究开始前进的。医疗是为了治疗罹患疾病的人，研究疾病就要研究患病的人：“人为什么会患病？患病的人哪儿出了问题？医药为什么能治病？医药怎样的去治病？凡此种种问题，都要具体的从研究“人”开始，于是人体的“组织”“器官”“系统”的构造是什么样的？人的生理结构有什么特征……的研究便提上了紧迫的日程；借助于同时期的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的知识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医学对人的研究就像一把锐利的解剖刀，原来在医师们眼中、心中完整的、活生生的人，在科学的研究中，逐渐地被分解；分解成某一组织、某一器官、某一系统，患者于是不再是完整的人。但这种分解对于医学的进步来说完全是必要的，有益的。因为它使医师对患者的了解更具体，更深入。因而，医师们在疾病面前有了更多的办法。当一个医学士开始医学学习的时候，他们要了解作为生物体的人的特征，他们要学习解剖学。但是任何医学士的解剖学学习都不是从对人体的解剖开始的。他们需要先解剖青蛙、小鼠和狗，在解剖这些小动物的时候，带教的老师也许会向他们说：“当人体被打开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的，也是有这样的组织、器官和各个系统的。”这里的这个对比，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它完全撇开了人的社会属性，只让医学士们先了解作为生物体的人，这当然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他们对人体、对生命的“神秘感”和“敬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学习，医师们才会非常了解作为生物体的人。以后当他们接诊患者时，当他们倾听患者的述说时，随着患者的述说，他们便会如同有了透视功能的眼，立刻会“看到”“想到”这个患者是哪个“器官”、哪个“组织”、哪个“系统”出了毛病！不需要借助任何机器，他们就会洞悉他们面对的这个患者的疾病发生的组织、器官的位置。如果没有这个知识，如果患者述说了半天，医师还不能想到患者是哪儿出了问题？他就当不了医师（或者根本就不是医师），患者也会拒绝这样的医师。再从治疗疾病的过程看，也是由于科学和医学科学的进步，现在医师们借助现代科学、生物学、化学的知识，对于用药或手术治疗的进程，也已经可以如同看到自然界的任何发展过程一样，看到医疗救治的发展过程，看到其变化，看到其发展，预见其趋势。比如给患者用了某一种药之后，医师完全可以知道约多长时间是药效最高的时间；用药后人的机体会发生哪些变化等，从而指导和帮助患者合理用药，科学服药，取得最好的疗效。因此，现代科学的全面介入医学，这是医学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要求和必然的过程。这是科学的进步，医学的进步！当代医学正是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有了飞速的发展和进步。也可以说，医学是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以彪炳千秋的成就为人类的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势的形成
但是正如著名科学家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的诘责：“人类精神方面的不健全已经给社会进步造成障碍，因此也给技术进步带来障碍，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这个诘责用于对医学发展的观察，同样令人振聋发聩。因为在医学的发展中，如果由于大量的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而导致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势——“技术至上”“忽视人文”，这也会让现代医学进入死胡同。当冷漠取代温情，当沟通交流变得稀缺，当治疗变得如同流水线上的机械作业，医学也就会蜕变成被药物和机械仪器所奴役的工具。医患关系再也不会有温馨和亲密。所以，现在许多医学界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帮助医学深入发展的同时，又带来了把人的生物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割裂的弊端。当高新技术这把双刃剑介入医患之间时，患者往往就成为了疾病的标签，成为了肉体的物质，是CT图像，是组织、是器官、是细胞、是基因。这就是医学发展历史曾经的合理与必要，而现在又成为社会广为诟病的严重弊端。这个弊端，不仅为社会公众广为诟病，也是医界有识之士敏锐觉察的、需要改正、并且正在努力改正的。著名的医学界前辈、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都熟悉希波克拉底誓言和1948年在此基础上世界医学会（WHA）制定的《日内瓦宣言》。这些都是对医师们的道德要求。同样我国也非常重视对医师的道德要求。所以中外自古以来，都对医师这一职业有特定要求，‘医乃仁术’，没有爱心的人是不被这个职业接受的。”他还指出：“‘医乃仁术’，医德很重要。医师只有具备人文知识，对人的心理、生理、病理都有深入的理解，才能把工作做好。因此，要重视献身教育，人文教育。现阶段，这句话无论强调多少遍都不过分。”他还指出，“医学是建筑在人文和科学基础上的学科，既有人文修养的特征，要是有借鉴了物理学化学等各学科的成果。例如，CT等用的就是物理学的成果，化疗药物包括靶向药物都与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分不开。医师如果只知道怎样利用，而对原理一无所知，那么就只能成为匠。所以，技术学习和提高也很重要。”他又指出，“医术和艺术是相通的，治疗患者其实和艺术一样体现一种人性和仁术的美。没有这种美就不是艺术，没有体现患者生命的顽强和医护人员的爱心，医学就没有了灵魂。”孙燕院士的文章当然绝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也不是仅仅老一代的医学大师们的观点，而更是大多数医师们心灵深处的肺腑之言。是医师们的核心价值追求，是医之魂的彰显。医疗服务中的人文关爱的缺失，主要是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带来的消极的一面，它也会在医学和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中得到解决。
还应该看到，在医疗活动中，有时还确实需要医师在治疗中，暂时的把人的社会性和生理性剥离开去的；这里有两个医学大师的医疗实例：我国一位著名的中医医师唐由之，在1975年时，曾经参加为毛泽东主席治疗眼疾的7人医疗小组。准备为毛主席做治疗白内障的手术。7人小组包括了中医和西医的医师。在一次讨论治疗的方案时，唐由之从大家的分析中意识到手术可能要由中医师做，也就是他来做这个手术，想到责任的重大，非常紧张，血压升高，满面通红。参加讨论的周恩来总理安慰他说：唐大夫，你不要紧张，我们先不作决定，你先带几个人做好一些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唐医师的紧张情绪在历时近1个月的时间中，慢慢地平静了下来。7月23日晚上，唐医师成功地为毛主席做了手术。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主持人再次提及唐医师的这次治疗活动，并且问他，“既然你想到要为毛主席做手术就很紧张，那么，做手术时你是怎样克服紧张情绪的呢？”唐医师非常明确又非常简单的回答说：“手术时，我只看到的是一个白内障的病灶，根本就没有想到是毛主席！”这就是医疗活动中没有任何过错，并且非常必要地把人的社会性从治疗中的暂时剥离。没有这样的剥离，就不会有成功的治疗。再看看另一位医学大师的一次治疗案例。裘法祖院士，我国外科鼻祖，有过许许多多的成功的经典手术案例，但是却有过一次没能完成的手术，一个极为简单的阑尾炎手术。那么，著名的专家，却没能完成最简单的阑尾炎手术，何故？原来被手术的患者是他自己亲爱的儿子，裘医师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他挚爱患者，也挚爱自己的儿子，当他知道儿子需要做手术时，便马上表示要亲自为自己的儿子做。但是，当他在手术中已经打开了腹腔之后，一心想到被手术的是自己的亲爱儿子时，却再也下不去手了！最后这次手术是由助手来完成的。想到是自己的儿子，没能够把人的社会性的剥离，手术都无法成功的进行。可见有时在治疗活动中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的暂时剥离，是医疗的必需，不能都视为人文关爱的缺失。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北京一位著名的医学教授，内科专家，在汶川地震之后，坚决要求去汶川参加救灾活动，医院考虑他年事已高，最初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但是，在他坚持之下，还是同意了他去汶川参加救治活动，到了汶川前线，由于很少有内科的患者，他又去外科手术帐篷中帮忙，作助手。手术帐篷中的第一天，他一早进去作助手，到了中午他却坚持不下去而退了出来，为什么呢，他过后告诉我们，这一上午，在这个帐篷中，进行了多次的截肢手术，这么多人的肢体，就这样不得已地被截了下来，他作为一位内科大夫，几十年的从医经历中从来就没有这样的痛苦经历，他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情景。可是，外科的医师们却正在从事这样不得已而为之的工作，难道人们会以为外科医师们太冷漠吗！我也看到一位外科医师在汶川救治医疗服务时的文章，他说，当他听到一位年轻的姑娘哭着请求大夫为她保留伤腿时，他的心里都在流血流泪，但是为了保住姑娘的生命，还是不得不为她截去已经坏死了的患肢。这难道是医师的冷漠和残酷吗？恐怕谁也不会这样的认识吧！看了这样的一些报道，我想，我们对于医疗行为中的所谓医师冷漠的误解，可以得到冰释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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