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就是和人性博弈

三、不与民争利

再有一个原则就是“不与民争利”。这是儒家的传统中很强的概念。在《史记》中有一个记载，有一个叫公仪休的人，他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他在鲁国当宰相，当了大官以后回家，看菜地里种着菜，他就把菜拔掉了；看他老婆织布，他就把织机毁了，这是为什么呢？他的道理就是，他当了政府的官，政府给他俸禄，那么他就不应该做这些事情，因为他种菜织布就会拿到市场上卖，他已经拿了俸禄，再去卖这些东西就会和别的老百姓竞争了，可能他的东西卖出去了，别的老百姓就卖不出去了，是吧？这就是与民争利。他一旦担任公职，就要约束自己，不能再做这些通过市场获利的事情，这样做是对其他老百姓的一种损害。反过来，还要用自己的俸禄到市场上买东西。这个故事过去很有名，这叫作“拔葵去织”，是一个成语。

这是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在后来的多次辩论中被提出来，比如在汉代《盐铁论》的争论中，在北宋新旧党的争论中，都会提到这个原则。如果有人提设立国有企业，当时叫官营的工业，就会有些士大夫站出来说，这样不对，这样做是与民争利。所以，从儒家这种纯正的原则出发，它是反对国有企业的。

总体来讲，儒家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取向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取向。应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结论。儒家主张遵从自然秩序的原则取向，强调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强调的是“轻徭薄赋”，强调的是最佳税率，强调的是小政府，也强调“不与民争利”。而经济自由主义，我们就不花太多的时间来讲，因为学经济学的大家都知道。

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取向会使一个社会更有效率和走向繁荣。当然，这有很多层的逻辑。第一层逻辑是，如果老百姓之间自由交易，而且自愿达成契约，这样的契约是最有效率的；如果不是自由自愿的，交易或契约就会缺乏效率。其实这也是我们反复讲过的。新古典经济学讲，自由自愿的交易就是最有效率的交易。但是如果不是自由交易的话，定价就不在均衡点上，交易量也不均衡，不是有过剩就是有短缺。价格可能是政府制定，可能低于均衡价格，但会导致供给减少，需求不能被满足，整个社会就会丢掉这么大一块福利。所以只要是自由交易，就会带来财富的增量。整个社会这样的交易越多，效率越高，社会越繁荣。反之，如果政府干预过多的话，导致的结果就是更加贫穷。

当然，这样一种原则，更一般地说就是一致同意原则。只要一致同意，就会达到更高效率，叫作“同意即最佳”，只要这个交易是双方同意的，它就是一个最佳的结果，它对应的就是所谓帕累托最优。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在这个基础上，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会产生效率更高的结果，比如说，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一个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社会，我们能看到它的分工越来越细化，它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政府干预甚至是计划经济，它的分工和专业化就很难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我的博士论文《分工与交易》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计划经济时期为什么无法推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造成的。

再有一点，经济自由主义还导致一个社会的制度不断地演进，变得越来越有效率，比如交易制度。它是演进的，一开始是偶然的交换，后来是集市的交易、定期的交易、专业的商人、大型百货商场、连锁店和贸易中心，等等，是一系列地随着交易的进行，不断演进的有关交易的制度。从金融市场就能够更容易地看到，金融制度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很多，如金属货币、纸币、股票、存款、贷款、期票、汇票、期货、期权等。

简单地讲，经济自由主义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基础。经济自由主义的表层意思是给个人经济自由，尊重市场，小政府，轻税赋。它的深层含义就是遵从自然秩序，人类注定不能完全了解这个社会、世界、宇宙。那么当人类不知道、没有把握的时候，只能做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对自然秩序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就是尊重、畏惧它。那么敬畏的结果是什么？它自然会给人类一个好的结果。这是一种信念，就是自然秩序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带来好的结果。这不是人的理性计算所能把握、所能预料的。这是经济自由主义更深层次的思想，是一种哲学。

我比较早地对儒家感兴趣，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从经济自由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我写的有关经济学和儒家思想，或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比较的文章，最早的是1993年的一篇，叫作《中国先秦哲学和现代制度主义》。当时我对制度经济学特别着迷，同时也开始读一些中国的古典文献。前几年，我写了一篇短文叫《天何言哉》，就是用孔子这段话来讨论问题，因为那时，我国的政治领导人也在总结改革的经验。我说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天何言哉”。不是政府有多伟大，而是我们遵从了这样一种自然秩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政府明白了不要去介入和干预经济事务，恰恰是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慢慢地从竞争领域退出，“不与民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