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只是未来的开始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是全球最著名的管理思想家。在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成为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之后，作为一个善于透过现象见本质的人，德鲁克问这位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如果你对一个行业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你是否依然会进入这个行业？答案如果是不会的话，那你会怎么办？”

德鲁克的问题在于挑战那种狭义观念，把历史传统强加在公司的文化中，认为公司的一步步成长是来自于公司的过去。韦尔奇的答案，引发了这个全球知名品牌的大变革。不管这两位管理大师是多么英明，但这两个问题的确揭露了一些领导人盲目的观念，以为过去那些成功的方法以后也会成功。所以对于德鲁克提出的两个问题，我会加上第三个：如果你重新发现并且重新解读了过去的成功方法，并将之转变为一种全新的引人关注的视角，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对我而言，艾森曼局长在城市打击违法犯罪上手法的确很高明。他是一位要求严厉的领导，同时也是一个不合传统的人，可以看做是警局界的杰克·韦尔奇。艾森曼曾在威廉·布拉顿（在纽约城的任期结束后，成为洛杉矶的警察局长）身边工作，管理纽约市的交通。在此期间，他曾作为一个局外人参观过普罗维登斯市。根据《管理》杂志的报道，当艾森曼接管斯坦福德市时，他这样训诫他的员工：“你们要彻夜思考工作问题；你们每天都要充满活力，迫不及待地投入工作；你们要思考自己的工作；你们每天做梦也要想着你们的工作……你们要把工作当做你们的爱好。”在他来到普罗维登斯后，他让所有人知道当地有一位新的警长上任了。他承诺城市每次出现枪击案件时，他会亲自到现场查看。在他的任期内，他一直履行这个诺言。据称当时他是这么承诺的：“即使是凌晨两点多、即使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只要有枪击案件发生，我就会去。所以你们最好也都已经在场，最好都不怕被雨淋湿。”

和绝大多数强硬的领导者一样，艾森曼也不惧怕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官员。他想要好好治理这个腐败的机构，所以他并不看好警察局以前的升迁、提拔以及管理方式。某人物杂志曾这样描述艾森曼：“艾森曼到达普罗维登斯市时，他意识到这是一个运作功能不完整的机构，到处充斥着腐败、无序，没有规则的管理章程，没有人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在他接手不久，他甚至必须要到财务部门拿到工资名单，才能了解所有的警察在做什么。”

毫无疑问，他的到来给普罗维登斯带来了一场疯狂的变革。臭名昭著的巴蒂·西亚提（Buddy Cianci）在2007年完成了他的监狱刑期而出狱，他在出狱后主持了一个广播节目，试图煽动那些反对艾森曼和大卫·司思林（David Cicilline）的势力。司思林是前任市长的接任人，在两次选举中得到了80%的支持。他非常支持警察局长的工作，认为艾森曼是美国最棒的警察局长（前任纽约和洛杉矶的局长最佳警察比尔·布拉顿也非常赞同这个说法）。西亚提想要贬低艾森曼为“唱高调的警察局长”，并且煽动那些受到惩罚的保守派警察或者帮派人士将艾森曼的邮件或电话在他的节目上公开、曲解，从而将艾森曼置于公众的关注之下。《纽约时报》在报道西亚提的广播节目时这样说：“这个节目充满了嘲讽和虚假信息，电波中仿佛也沾染了许多有毒气体。”

同时，西亚提在市议会、市政厅的密友们也不放弃任何骚扰、侮辱艾森曼及其同事的机会，对于他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上宣称要减少犯罪率一事进行攻击。一个观念狭隘的市议员抱怨说：“他总是全国巡讲，向大家炫耀他的丰功伟绩，他并不满足于当一个区区的警察局长，他的野心远远超出他现在的工作职责。”

艾森曼认为解除暴动、革职官员都是他工作的一部分。2009年10月，在一次科技创新会中许多创新者来到普罗维登斯市，讨论战略、创新以及社会变革。在此期间，艾森曼局长也应邀在会议上做演讲。这是一个聚集各地名流的会议，有许多的科学家、产品设计师以及营销专家到场。当会议主席对艾森曼赞不绝口时，艾森曼讲起了他在警局的工作。“非常感谢大会主席对我的高度评价，”他开玩笑说，“但是其实正如有些人所评价的那样，我的工作就应该是定一张票，或者交一两个朋友而已。”接着，艾森曼向大家描述了他难以实现的工作目标，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在过去几年里保守派对他们发出的强烈抵制。“到现在为止，我每天早上还得靠我老婆帮我发动汽车。”他不无睿智地幽默引起了场下听众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所以，在向后回顾的过程中，也会找到向前推动的动力。上任后不久，艾森曼重新对警局进行了布局和安排，将整个城市划分成九个独立的地区，每一个分区都有分警长负责，这为杂乱无章的管理现状投入了第一股力量。艾森曼说：“当我发现这里居然没有分区、没有独立管辖区时，我真的很惊讶。整个城市被分成了27个巡逻地。你知道为什么吗？没人知道为什么，整个警局没有人能够解释这是为什么。”

这些新划分出来的地区长官不仅仅要因地制宜，制定本地区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而且要自己筹钱建立直辖区总部。艾森曼局长不会支付直辖区总部的房租、水电费，以及运营费用。这些都需要新上任的直辖区长官们自己找企业或者学校提供场地或者提供赞助。艾森曼说：“我告诉地方长官，我不会给他们任何经费，他们必须要靠自己，这就是典型的白手起家。”

艾森曼也发起了一个具有创造性的项目，叫做“警察与文献”。一般来说，当遇到棘手的案子时，警察总是到布朗大学医学院与教授们一起讨论案子。有时，教授们也会到警局的会议室向警官学习他们是如何破案的。这种广开言路的做法可以让当地警察学习到不同的观点、想法以及思考角度。2008年，艾森曼局长将这个创意项目推进地更加深入。艾森曼局长在普罗维登斯的某一个犯罪高发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警局培训部门，主要训练医生医护技巧，并用于推广精湛的医学技术。艾森曼要求直辖区警官在社区要与居民多沟通，通过交换经验、分享个性、试验新技术，从而减少枪支、药品、家庭暴力等各种社会问题。艾森曼说：“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像医学院那样的机构，通过研究建立行之有效的机构。那就好好想想，怎样才能创建这样的机构，为警察局实现这样的价值吧。”

在艾森曼的任期中，他所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治安方面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他所在的警察局成为历史上最优秀的警局之一，这可以追溯到美国工业革命之前，在这一点上，艾森曼一直觉得很自豪。最近，艾森曼每星期安排一天晚上与其他警官们一起进行街道巡逻，他希望其他警员也会像他这样尽职尽责地工作。他还去参观学校的教室，给孩子们读书，与他们交流，彻底扭转了孩子们对警察局的恶劣印象（在一次高中生的会议上，艾森曼询问在场的孩子们，如果有人曾经亲眼看见认识的人被枪击或者杀害，就请站起来。结果，在场四分之三的孩子都站了起来）。而且，艾森曼还认真研读警察管理的历史，使社区巡警起到了应有的重要作用，让许多优秀的警察重新认识到工作的职责和重要性。艾森曼在过去三十年里无数次的会议中、官方白皮书中以及学术研究中探讨警力机构改革，无不展现出他渊博的知识。而且，他有一本很厚的笔记本，专门记录他从犯罪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局长那里学到的领先观点以及值得注意的地方。

换句话说，艾森曼对于警署机构变革的领先观点无一不来源于对行业历史的透彻了解。也就是说，对历史的了解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全新的诠释和启发。经过时间验证的答案帮助他解决当下的问题，并为他的处事标准和观念提供了另外一种解读方式。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未来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完全抛弃，过去发生的一切是未来的开始。

艾森曼解释说：“如果仅仅认为警察是法律的执行者就错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来没有开过枪，而我却曾经帮助孕妇接生过孩子。那才是需要我去做的事情。法律执行力是美国人常用的一个后现代名词。警察工作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伦敦，在那个时候，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英国首相，被看作是英国保守党的创建人）和警察们的职责主要是维持治安，当有需要时，也会为社区服务。我们现在就是要回到那个时代的理念上。”

当我第一次遇到艾森曼时，他给我了一张名片，上面有他的办公电话以及他的手机号码，告诉我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随时可以与他联系。在警局里，无论官职大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片。警官们常常呼吁生产商、医生、银行将这些名片贴在墙上、放在候诊室中或者摆在收银台上。他们希望人们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很容易联系到他们。

艾森曼说：“我们现在正处在悄无声息的变革之中。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警察工作的最大进步在于有了‘911’电话。我们告诉所有的美国人：‘有需要就拨打电话，我们的职责就是帮您解决问题。’但是这种方式是匿名的，而且充满了距离感。人们往往只有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才会见到我们，见面的时候互相也不认识。我们现在并不是放弃‘911’不用，而是希望做得更多更好。我们要警局官员重新认知自己的工作，重新融入当地的社区工作中。”事实上，对于警局工作而言，一个重要的改变是虽然问题持续增加，但是“911”的呼叫数量却下降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拨打“911”求助电话，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会打给他熟悉的警察。艾森曼说：“有一次深夜，我正准备去一个犯罪现场了解情况，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巡逻人员打来的，他说社区的人们已经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改变。”

当读者读到这本书时，艾森曼也许就不再是警察局长了。到2011年1月，他已经上任8年了，大城市里警察局长的任期是相当长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比尔·布拉顿作为警察局长在纽约工作了2年，在洛杉矶工作了7年。）。而且，作为艾森曼最亲密无间的伙伴，大卫·司思林市长2010年11月决定不再重新竞选市长而要竞选国会议员的消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但是不管艾森曼选择继续留在普罗维登斯工作，或是转去其他治安差的城市工作，他的这种变革始终会是一个传奇。他说：“社会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家庭警察的时代，这种做法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且，这才是我们希望的未来警察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