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银行垄断暴利论

反银行垄断暴利论

银行不是垄断暴利

（2012年4月7日）

近日，社会各界纷纷指责商业银行，主要集中起来就是两点：一个是说银行垄断；一个说银行躺着赚取暴利。

真是如此吗？关于是不是垄断的问题，这需要依据当前现行的法律进行调查，不过，根据相关法律定义看，没有一家银行构成垄断，假设银行形成垄断，那也是行政造成的，跟银行本身无关，真正能形成垄断的行业是电信、石油石化、电力、通信和铁路交通。

银行是暴利吗？根据现行的法律和通常的定义，银行也不能构成暴利。银行高利润形成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银行改革的成功；如果银行改革失败了，只会形成大量的不良贷款和亏损。

银行掠夺了实体经济的利润了吗？可能会减少企业的利润，但这比贷不到款要好很多；真正掠夺企业利润的是高税收，去年税收增幅高达22.8%。

“垄断”析：行政造成民资难准入

根据2008年8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规定，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法明确，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机构。

银行符合法定的垄断标准吗？显然，没有一家银行符合标准。

以世界市值最大、赚钱最多、资产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先看最重要的垄断价格问题。银行最重要的价格是信贷资金的价格，也就是存贷款利率，工商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资金价格均根据央行规定，存款有最高上限，贷款有最低下限，如果违背可以视同垄断或违反相关法律，而工行和其他任何银行都不敢甚至不会变动这些规定。

这些规定是行政决定的，如果说存在垄断，需要调查的是行政部门而不是银行，而事实上，这也是造成银行获取高额利润的原因之一。

反垄断法第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根据银监会和工行公布的数据，2011年底，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为113.28万亿元，而工商银行同期资产为15.4万亿元，占比不到15%，存贷款规模均达不到占比一半。

上述第十九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了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另外两种情形：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

无论工行自己，还是工行加第二大行建行，或者工行加建行再加第三大行中国银行，其资产、存款、贷款怎么算，都达不到反垄断法规定的最低标准，甚至差距很大。

显然，银行业离“垄断”的标准差距巨大。如果说，银行业有狭义的垄断行为和可能的话，那原因主要在准入上，一个是民营资本不能进入银行业，无论村镇银行还是城市商业银行，对民资进入都有苛刻的规定，并有严格的比例限制，这些限制和制约都是行政规定，与银行本身毫无关系，这些所谓的垄断是行政规定造成的。打破垄断，只有改变这些制度和规定。

再看另一个行业，垄断特征十分明显：根据“互联网接入与电信垄断”学术研讨会提供的数据，去年11月中国60%的宽带接入用户、65%的内容资源、62%的国际出口带宽集中在中国电信，网间互联总流量中有83%流经中国电信网络，基本上是一个由中国电信占垄断支配地位、中国电信和联通两大运营商双垄断的格局。

如果政府需要反垄断，最该开刀的绝非银行。2011年底，全国法人银行类金融机构高达3800家。

“暴利”析：高税收伤害更大

法律和经济概念上的暴利，是指生产者、经营者用不正当手段获取超过合理利润幅度的行为。如果政府界定企业有暴利，是要征收相关税收的，比如，2006年，财政部对石油开采上游企业征收暴利税。

根据中国银监会近期公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达到113.28万亿元左右，较2010年增长18.9%；全年累计净利润10412亿元，较2010年增加1421亿元，增长15.8%。资产利润率为1.3%，资本利润率为20.4%。

从资本利润率（ROE）指标来看，从2005年到2010年间，银行的资本利润率维持在15%~17.5%之间，2011年为20.4%。

笔者认为造成银行在2011年出现业绩增长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银行改革顺利推进，不良资产大幅度减少；2009年和2010年放贷19万亿元，一般期限一年，在2011年收回，情况很正常；法定的利差收入；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信贷资金价格上涨；经济未进入下行周期，银行的业绩跟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并有一定的时滞性，只有经济在下滑一定时期后，银行的坏账和利润下降才会暴露出来。

如果说，银行在2011年获取较高的利润，那也是银行业改革成果的标志之一，如果改革失败，银行决不能取得如此好成绩，同样是利率管制和各种限制，十年前的银行为何不能赚钱反而亏损呢？至于银行发展到现在成了赚钱机器，笔者一点都不奇怪，《华夏时报》在2007年7月改版之初就发表过《银行业缔造黄金十年》，对今天的状况早已做了描述。

让银行少赚钱甚至亏损很容易：降低或限制贷款利率；提高存款利率。或者银行大发奖金、造假账、乱花钱等。

允许民资进入银行、利率市场化都不是银行决定的。那是政府该干的事。即便利率市场化了，如果货币紧缩、准入门槛过高，银行将会获取更高的利润。

银行利润增长不是问题，该追问的是真正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为何不能获暴利？为何三大油企在获得国家补贴、油价创世界最高还不能获暴利？处于绝对垄断的邮政为何亏损？铁路独一家为何不出利润尽出问题？

如果提高准备金率，银行可以通过提高价格获利；下调准备金率，银行照样可以通过扩充贷款数量获利。当前，更重要的拷问是：那些真正垄断的行业，为什么不盈利？

成本低造就高利润（以工行为例）

（2012年4月14日）

近日，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接受了《华夏时报》记者专访，重点对银行改革正确认识、股民关心的银行业绩好而股价不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根据已经公开的2011年世界最大银行数据的对比，从营业收入来看，中国工商银行比英国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低，而净利润远远高于汇丰和花旗，主要是工行的成本收入比远远低于花旗、汇丰。从国际比较来看，工行和其他中资银行的高利润主要在于成本低，特别是人力成本低。

经济学家胡祖六反对银行暴利和垄断说，他认为，银行高利润得益于改革，更值得关注的是能否持续，“难道银行亏损了才高兴？”

银行高利源于低成本

向松祚表示，很多人认为中国的银行业高利润主要来自存贷款的高息差，“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中国的银行业平均净息差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的净息差大约是2.7%左右。”

本报研究各家银行年报发现，在2011年，从营业收入来看，工行为718亿美元，汇丰为723亿美元，花旗为783亿美元。工行的营业收入没有其他两大国际银行多，但是，工行却是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工行净利润为315亿美元，汇丰为179亿美元，花旗为112亿美元。

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工行甚至较其他中资银行的人力成本低。看看各家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即：营业成本除以营业收入，再乘以百分之百，就一目了然了。2011年，工行的成本收入比为36.4%；汇丰银行的成本收入比为57.4%；花旗银行的成本收入比为65%。

很显然，银行的纯利润跟银行的成本收入比负相关，成本收入比越低、利润越高，尽管花旗的营业收入最高，但是，由于其成本收入比最高，所以纯利润最低；尽管工行营业收入最低，但是，由于其成本收入比最低，所以，纯利润最高，这个世界最盈利的银行，并不是因为其赚钱最多，而是因为其花钱最少。

假如工行增加人力成本一项，工行绝不可能成为世界上净利润最高的银行了。4月12日，在录制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的胡祖六不赞同银行暴利说，将高利润归结于银行改革的成功，并要居安思危，防止未来业绩下滑。

股价偏低有原因

向松祚表示，银行盈利应当作为改革的成绩予以肯定，是银行十年改革的成绩而不是问题。他认为，银行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是国家经济健康稳定的基础。

在向松祚看来，银行和金融无论对哪个国家都十分重要。为何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冒天下之大不韪，连续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救金融体系，经济将彻底崩溃。

向松祚从改革成本上算账，国家也要求银行必须赚钱。十年银行改革，国家向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贷款注资耗费资金3.6万亿元，都是纳税人的钱。“这个钱花得值不值？当然值得，如果不改，情况会更糟。现在银行公司治理得到改善，竞争能力增强，当然，也需要银行赚钱，尽快收回成本。”银行赚钱最得益的是财政部和中央汇金公司，因为银行缴纳大笔税收，财政部和汇金是国有银行大股东，分取最多的红利。

在分析银行股价普遍偏低，市盈率和市净率几乎是A股中最低的原因时，向松祚提出了四点看法：其一，各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前景存在不确定性，而中资银行跟中国经济联系最紧密；其二，源于两个担忧，首先是担心房地产调控影响银行，他认为，中国住房按揭贷款风险很低，房地产开发贷占比很小；另一个担忧是地方融资平台，各大银行的平台贷问题不大，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其三，资本充足率和再融资压力；其四，担心欧美危机影响。而向松祚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银行拨备足够覆盖各类风险。

银行不是挡箭牌、出气筒

（2012年10月10日）

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银行的相对高利润屡遭民众质疑，加之所谓的财经评论员推波助澜，银行成为众矢之的，似乎银行成了箩筐，什么牢骚都朝里面装。

最近加入这一指责队伍的是一位市长。据最新一期《南方周末》报道，该市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还有个问题，我们银行存贷比全世界最高，存款利率是3%，贷款利率是6%，所以中国的银行全世界效益最好。老百姓存款并没有得益，而银行实际上是得益的，这是以加重地方财政负担为代价的。现在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甚至还要提高利率。全国人民都在给银行打工。”

这段短短128个字的涉及银行的谈话漏洞频出，缺乏起码的金融知识，令人遗憾。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

第一，根据其描述，他所说的存贷比，显然是指中国银行业的利差。存贷比是指吸收存款与发放贷款之间的比例；利差是指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差。第二，中国银行业效益的确全球最好，这不仅仅是利差问题，还得益于中国经济形势相对稳定和银行改革取得了成效，是成绩而非问题。第三，无论存贷比还是利差，中国银行业都不是全球最高的。这个市长的依据何在？第四，决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是央行，央行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代表政府行使央行权力。第五，银行利差的形成是现行货币政策造成的，而不是商业银行造成的。第六，商业银行对国家税收贡献最大，谁在给谁打工？

该市长还有一个逻辑混乱错误，“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还有个问题，我们银行存贷比全世界最高”，如果不是错把利差当存贷比的话，这句话就直接矛盾了，他显然想指责银行不给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后面说存贷比世界最高，意味着银行可以提供的贷款空间世界最少。还得给这位市长普法一下：银行放贷款不仅仅要遵守贷款准则，还得遵守75%存贷比底线，否则就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了。此为第七方面。

第八，全部国有银行及大部分股份制银行都是上市公司，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而赚钱无可厚非，而国有银行最大的股东是代表国家的财政部和中央汇金公司，因此，为银行打工说法极其不科学，银行赚钱收益最大的当然是国家和银行其他股东。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此进行了专业而猛烈的炮轰，他指出，“这位市长专业水平需提高。不懂啥叫存贷比，有点望文生义。银行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给政府打工。若前一句成立，结论可改为：全国人民都在给政府打工。”

这位市长把中国银行利差作为银行获利的重点，得出全国人民为银行打工耸人听闻的结论。中国银行业的利差果然是全球最高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今年3月，时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副行长的潘功胜已经提供了资料，当时，中国银行业的利差仅为2.5%，从全世界范围来说不是最高的。2010年，国际前10大银行平均利差为2.31%，而我国银行业的平均利差为2.46%，与之相比并不算高。同发展程度相当的“金砖四国”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利差则显得很低：2003年至2010年这7年，中国银行业平均利差为2.7%，印度是3.05%，巴西是11%，俄罗斯是6.4%。主要专注于新兴市场经营的渣打集团公布其2011年全年净利差为2.3%，比国内利差水平略低。

笔者早在今年4月的《华夏时报》撰文反驳过一些高级公务员指责银行垄断暴利，银行掠夺了实体经济的利润了吗？可能会减少企业的利润，但这比贷不到款要好很多；真正掠夺企业利润的是高税收，去年税收增幅高达22.8%。

笔者仍然认为，造成银行在2011年出现业绩增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银行改革顺利推进，不良资产大幅度减少；2009年和2010年放贷19万亿元，一般期限一年，在2011年收回，情况很正常；法定的利差收入；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信贷资金价格上涨；经济未进入下行周期，银行的业绩跟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并有一定的时滞性，只有经济在下滑一定时期后，银行的坏账和利润下降才会暴露出来。

商业银行之所以在高税负情况下能成为世界最赚钱的银行，必须认识到，中国银行业人力成本全球最低水平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各项收入中国银行业不是最高，员工工资福利在全球中属于较低水平。

这也是为何中国利差处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盈利最高的原因之一。

在2011年，从营业收入来看，工行为718亿美元，汇丰为723亿美元，花旗为783亿美元。工行的营业收入没有其他两大国际银行多，但是，工行却是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工行净利润为315亿美元，汇丰为179亿美元，花旗为112亿美元。

工行甚至较其他中资银行的人力成本低。看看各家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即：营业成本除以营业收入，再乘以百分之百，就一目了然了。2011年，工行的成本收入比为36.4%；汇丰银行的成本收入比为57.4%；花旗银行的成本收入比为65%。

很显然，银行的纯利润跟银行的成本收入比负相关，成本收入比越低、利润越高，尽管花旗的营业收入最高，但是，由于其成本收入比最高，所以纯利润最低；尽管工行营业收入最低，但是，由于其成本收入比最低，所以，纯利润最高，这个世界最盈利的银行，并不是因为其赚钱最多，而是因为其花钱最少。

假如工行增加人力成本一项，工行绝不可能成为世界上净利润最高的银行了。

当下，很多官员把高房价归咎于开发商，这是不道德的，罔顾地方政府垄断土地，而地价和税费占比高达70%的事实。

同样，把经济不景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难贷款，企业艰难的民怨发在银行身上是不科学、不客观的，银行不是挡箭牌，也不是民怨的出气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