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过程的分阶段目标落实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伴随着京津冀各个领域的协同发展，因此，教育协同发展的阶段划分与阶段目标必然与京津冀整体协同发展相一致。

1.《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阶段目标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及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标志着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正式实施。纲要规定，近期到2017年，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进展，在符合协同发展目标且现实急需、具备条件、取得共识的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深化改革、创新驱动、试点示范有序推进，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中期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区域一体化交通网络基本形成，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产业联动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积极成效，协同发展机制有效运转，区域内发展差距趋于缩小，初步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利共赢新局面。

远期到2030年，首都核心功能更加优化，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区域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公共服务水平趋于均衡，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区域，在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三个阶段发展目标的确定既标志着三地协同发展的方向，也决定着从近期、中期、长期协同发展需要落实的步骤与务须达到的成果。教育协同发展作为战略实施中的重要一环，也需要与上述目标一致，分阶段推进三地教育协同发展过程。

2.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阶段特征

2017年之前的近期阶段，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启动、倡导和试验阶段。在启动和倡导同时进行的情况下，三地展开不同模式、不同路径的各种协同试验。这个阶段是不断借鉴以往的经验、外地的经验甚至国外的经验，尝试新的协同途径的阶段，可能会有弯路，有失误，有调整，也一定会有进展和成功。随着交通一体化和产业升级转移等取得突破性进展，三地各级各类教育的协同发展已经能够从先期试验中取得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协同发展的框架基本搭建完毕，包括基础教育的帮扶落实制度基本确定、帮扶模式基本建立、帮扶的重点领域已经十分明晰；三地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开始在先期探索的基础上，产生协同发展的共识，对职业教育的布局结构调整已经有了相对完备的规划；三地高等教育的产学研结合已经初具规模，初现成效。

2017—2020年的中期阶段，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全面展开阶段，并在大城市病的疏解方面取得初步成效。该阶段应该以近期目标的实现程度为基础，对于先行先试证明切实可行的政策举措、路径、模式等，可以逐渐上升为不同领域的具体政策，确定为协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对于成功的经验、管理模式和协同发展路径，可以大范围地推广并根据不同组织的实际情况作出适当调整。即在中期阶段，协同发展全面展开，协同框架已经基本全面搭建起来，各种有利于协同发展的诸如人才库建设、各种信息平台、远程服务平台等已经建立，三地各级各类教育组织以及教育与其他行业产业的合作等，都已经步入正轨，协同发展取得了较大成效。三地基础教育有了较为充沛的资金支持，师资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接续教育政策得以落实，帮扶的流动人才不再为子女的教育问题而担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涌现出典型的模式，多数产教融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途径；高等教育的产学研结合不仅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而且在一些领域已经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2020—2030年的远期阶段，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大城市病基本解除，教育协同发展在为首都核心功能优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且京津冀区域教育发展具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该阶段各级各类教育协同发展的模式、路径均已成熟，产教融合取得突出进展，产学研结合成为常态，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为流动人才的子女入学解除了后顾之忧，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合格的技术人才和研发人才，促进了行业产业的发展。京津冀教育发展浑然一盘棋。

3.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要依据不同阶段教育属性区别对待

由于各级各类教育的属性和特点不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任务和策略也不同。

基础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着基础作用。然而三地基础教育资源分布却不平衡，因此基础课程设计的协同发展、三地基础教育资源与服务的供给平衡在近期阶段就十分重要。

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紧密，在协同发展中承担着为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重要作用。因此，职业教育应在适应三地产业结构动态调整，协同发展与创新职业人才培养，重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并发挥多方主体主动性，共同制定策略，推动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和人力资源积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地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并不要求三地均衡发展，而更注重与产业相协调，布局优化，要求在中期阶段就能够形成布局合理，并与三地行业企业相融通的局面。

高等教育作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相比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具有相对较高的自由性和开放性；相比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更具学术性。同时鉴于高等教育需要历史积淀的特性，高等教育在三地的不均衡分布特点，北京天津高等教育在中期阶段会逐步扩大其在河北省的辐射作用，在多地建立了分校或者分院，并形成三地各种高等教育与企业的联盟、集团等。在远期阶段，各种联合招生制度、合作培养制度等制度的成功实施将使京津冀高等教育入学和培养更为公平。

最后，教育功能的疏解不是孤立运作的，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更好地服务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土地、财政、办学、管理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的引导与支撑，而且需要其他社会公共服务部门相关政策、制度、管理的改革与改善，以及相关公共服务措施的落实与完善。因此，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进程不仅要依托《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也要参考其他部门的规划纲要，并在制定与实施中建立沟通协同机制，以促进合作协议的达成和共同目标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