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内部文件）明确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1]
仅从现已公开的规划纲要内容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中期目标是到2020年，在交通、产业、生态、城镇、公共服务等领域都要有所突破或重大进展，而且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格局初步形成。特别是到2020年，北京市人口要控制在2300万以内，通过疏解存量、严控增量，把人口规模有效地控制住。长期目标是到2030年，首都核心功能更加优化，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最重要的是到2030年，京津冀要成为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区域。
可以看出，人口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升级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的核心概念。从三地来看，未来北京的主要目标是转型，天津是转型、发展并重，河北主要任务还是发展。对河北来说，主要依托两个关节点，一是顺利地承接北京疏解的非首都功能，二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1.人口控制与非首都功能疏解下人口流动产生的新的教育刚性需求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严控增量、疏解存量、疏堵结合”来调控北京市人口规模。据测算，按照北京水资源利用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到2020年北京水资源的最大承载能力人口规模为2300万。数据显示，2014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2151.6万人，全市常住外来人口为818.7万人。常住人口规模的控制是北京市解决大城市病一个重要瓶颈。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北来京人口占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的22.1%，远高于其他地区。因此，北京人口疏解已经成为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一个重要内容。比如，为了控制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除了严格的人口调控政策之外，北京市已将大红门、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等区域性商品批发交易市场迁往市中心50千米以外地区。这必然会在河北等地产生新的人口流动，可能形成对搬迁地流动人口包括教育在内的新的刚性需求。
2.产业结构升级将形成新的劳动力需求结构（人才专业结构和空间结构）
产业的升级转移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另一个重点。一直以来，京津冀许多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尤其是工业与制造业企业，在京郊、天津和河北都广泛分布，缺乏有效协调。通过相关模型计算，京津和京冀的产业结构相似度远低于津冀，表明目前京津和津冀间优势产业重合度较高，存在严重的产业趋同的竞争倾向。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在京津冀三地的产业结构中，北京70%到80%为第三产业，高度聚集了科技和金融产业；天津则是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均接近50%；而河北则仍有将近12%的农业，近50%的第二产业。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北京为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四大中心；天津市是“一个基地三个区”，即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也是“一个基地三个区”，即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全国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可以看出，在新的定位模式下，河北面临着远远高于其他两个地区的环境治理和产业升级压力。从2014年开始的一系列京冀区域协作协议及备忘录中已经看到两地产业结构调整的迹象。如，2014年7月，北京与河北省签署的7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分别为《共同打造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框架协议》《共建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协议》《共同加快张承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协议》《共同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协议》《共同推进物流业协同发展合作协议》《交通一体化合作备忘录》等文件，涉及商贸物流、生态等产业。2015年以来，三地政府就科技创新协作、交通一体化网络布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产业发展规划统筹衔接、环京县市区落户等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和专项规划。因此，转换三地产业竞争优势、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都与教育结构尤其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专业结构调整有着密切关联，这需要三地政府、产业行业、教育系统共同努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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