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人是如何让人类成为人类的奴隶的？

1831年，英国首个修正法案通过前夕，杰里米·本瑟姆，这位英国著名的立法家，同时也是当代最具实效性的政治改革家给他的朋友写信说：如果自己想过得舒服，那么就必须先让别人过得舒服，要想让别人过得舒服就必须先表现出你对他们的爱，要想表现出你对他们的爱，就必须用你的真心去爱他们。”杰里米为人忠厚淳朴，他将自己心目中认为最真诚的东西写了下来。国内很多人都赞同他的观点，并且他们认为自己绝对有责任让那些正经受着苦难与不幸的邻居们也得到应有的幸福，是时候向他们伸出援手了，他们准备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在当时，工业发展仍然受到中世纪规定的束缚，因此“自由经济”（蒂尔戈德的“自由竞争”）概念的宣扬原本是相当有必要的。然而把“自由经营”作为最高准则，却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可怕情形。工人体力的限度即为工人的工作时间。只要一位女工仍然可以坐在纺织机前，还没有累到晕过去就得继续工作。甚至五六岁的孩子也被雇佣到棉纺厂里做工，并美其名曰让他们免于在街头遇到危险，虚度一生。政府还颁布了一项法律，穷人家的孩子有义务到工厂里做工，如果不遵守法律，那么将用铁链把他们锁在机器上，作为惩罚。他们也会得到回报，工厂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粗粮使他们活命，以及一个猪圈似的地方可以睡觉。通常，由于劳累过度，他们会在工作时打瞌睡。为了让他们能够时刻保持清醒，监工会拿着鞭子到各个车间巡视，看到工人打瞌睡、需要做点什么好让他们清醒清醒继续干活的时候，就会狠狠地抽打工人的指关节。不可避免地，成千上万名儿童死于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和非人待遇。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工厂主也是人，也有同情心，他们也发自真心地希望“童工”制度能被政府取缔。但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儿童也是人，他们当然也拥有“自由”工作的权利。不仅如此，要是琼斯先生不雇佣这些五六岁的童工到工厂里干活的话，那么这些孩子就会全部被他的竞争对手斯通先生雇佣到自己的工厂，而琼斯先生就会因此而面临破产的危险。所以，只要国会一天没有颁布法令废除童工制度、严禁所有工厂雇主雇佣童工，琼斯先生就不能擅自决定停止使用童工。

但是现在那些旧贵族们已经被踢出了国会（这些贵族以高傲的姿态鄙视着暴发户工厂主们，并且毫不避讳地对他们的巨额家产表示不屑），那些从各个工业中心来的代表们成为国会的主要力量。因此只要法律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允许工人组织工会，那么目前的情形就不会出现任何转变。当然在那时，那些智者和社会学家们对国家现存的种种问题并非置之不理，只是他们力不从心，没有办法改变现状罢了。整个世界都被机器所征服，其速度快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因此，人类要想完全主宰机器，让它为人类工作、做人类的奴仆，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及无数怀有崇高理想的人们的共同努力。

非常奇怪的是，当这个残酷的雇佣制度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时候，第一个向它发起冲击的竟然是非洲和美洲的黑人奴隶。起初，西班牙人将奴隶制度制度引入美洲大陆。他们曾经试着让印第安人做他们的劳工，在农庄和矿山里工作。可是当印第安人被迫远离野外随心所欲的生活时，大多数人相继病倒死去。为了避免出现印第安人从地球上消失的情况，一位仁慈的传教士向西班牙统治者建议把非洲的黑人奴隶运送到这里做工。那些黑人不仅个个身体强壮，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中适应、生存，同时，在和白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可以让他们更加了解基督，从而给他们一个拯救自己灵魂的机会。因此，从诸多角度来考虑，把那些愚昧的黑人运到这里为心地宽厚的白人做工对他们双方都有利，是最好的安排。然而随着机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对于棉花的需求也日益增多，面对这样的情况，黑人们的劳动强度与以前相比大大增加，生活条件也更加艰苦。与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一样，大量黑人不堪忍受监工的残暴虐待，相继死亡。

白人在美洲犯下的暴行渐渐传到了欧洲人民耳朵里，很多国家都开始掀起废除奴隶制的运动。在英国，首先由威廉·维尔伯福斯和卡扎里·麦考利（他的儿子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写的英国历史诙谐幽默，妙趣横生，让人惊叹之余仍久久回味）发起组织了一个团体，进行废除奴隶制的倡导活动。首先，他们尝试运用了各种手段使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让原本正当的“奴隶贸易”变成一项非法交易。之后在1840年，英国所有殖民地都废除了奴隶制。法国1848年爆发的革命让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就此成为过去。1858年，葡萄牙人也重新颁布一项法律，承诺以20年为期限让所有奴隶都能重获自由。1863年，荷兰正式将奴隶制废除。同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赦令让农奴们重获自由，而在此之前，俄国的农奴被强行剥夺自由长达两个多世纪。

在美国，奴隶问题相当严重，在国内不断引发危机，最终引发了一场长时间的内战。尽管《独立宣言》中已经明确地写下“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原则，但是对于那些黑皮肤、终生在美国南部各个州的种植园里为种植园主做牛做马的人们来说，这个原则并不适用。时间渐渐逝去，北方人越发厌恶奴隶制度的存在，与之相反的，南方人却坚持道，如果废除了奴隶制度，那么他们就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继续维持庞大的棉花种植产业。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众议院和参议院始终为了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北方人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南方人也不屈服。当最终双方无法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时，南方各州便提出退出联邦，以威胁北方。这个时刻是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很多事情都有发生的可能，而这些事情之所以最终没有发生，是因为美利坚合众国有一位杰出且富于仁爱之心的伟人。

1860年11月6日，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他是伊利诺斯州的一名律师，完全靠着自学成才。作为共和党人，林肯强烈反对奴隶制的继续存在，他深知对于人类而言，奴役所代表的罪恶本质。他审时度势，思虑再三，认为北美大陆绝对不能容忍两个互相敌对的国家同时存在。因此当南方一些州自发建立起一个“美国南部联盟”的时候，林肯决定面对挑战。于是北方各个州开始从民众中召集志愿军，人民响应政府的号召，几十万满怀抱负的热血青年应征入伍。之后战争打响，并持续了4年之久。准备充足的南方军队在李将军和杰克逊将军的英明领导下，不断将北军打败。在这之后，新英格兰和美国西部的工业地区开始展现它们的雄厚实力，并成为北方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北方军官在废除奴隶制的战争中一举成名，他就是查理·马特尔，即格兰特将军。他向南军发起了一连串猛烈攻击，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可以喘息的机会。1863年初，林肯发表了《解放奴隶宣言》，至此美国所有奴隶重新获得了自由。1865年4月，在阿波马克托斯，李将军率领着南方仅剩的一支部队向格兰特投降。在南方投降的几天后，林肯总统在剧院里遭到一个疯子的刺杀，不幸身亡。他的伟大事业就此完成。整个人类文明世界，除了仍然处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的古巴之外，都不会有奴隶制的存在。

当美洲的黑人们重新获得久违的自由时，生活在欧洲的“自由”工人们却被“自由经济”体制勒得喘不过气来。事实上，在经历了如此冷酷残暴的虐待之后，工人大众（所谓的无产阶级）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很多当代作家和社会观察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他们住在贫民窟里，房间简陋不堪。他们吃得也不好。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仅仅够应付工作。一旦有人发生意外事故或因疾病死亡，那么他的家人们将失去全部生活依靠。但酿酒业（靠着它们在政府中的权势，从而影响立法机构）却仍然不断给他们提供廉价威士忌和杜松子酒，让他们用酒精来麻痹自己，忘却所有烦恼和生活的压力。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样的结果并不是由于一个人的努力，而是凝聚了两代人的聪明才智，他们为实现将世界从机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不断努力，为了消除机器的突然到来所造成的诸多问题而奋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破坏掉。因为这样的行为无疑是极其不明智的，如果可以正确运用部分人所积累的财富，那么全人类都有可能从中获益。不过，他们却极力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在拥有工厂和财富、有权决定工厂运营与否且无须考虑基本生活需求的工厂主和那些为了全家的生计而必须接受工作、无权置疑工资高低的工人之间寻求一个真正的平等。

他们尝试着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条文使工人和工厂主之间的关系能被规范。在各国进行的改革中，改革者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如今，绝大多数工人的待遇已经大大改善，受到较为充分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时间减少到了平均每天8小时的强度；他们的孩子可以到学校中去接受正规的教育，不需要像往日那样到矿坑和梳棉车间里做童工。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人整日对着不断向外冒黑烟的大烟囱，耳边不分昼夜地响着火车发出的隆隆声，盯着堆满各种各样剩余产品的仓库，他们不禁陷入思考之中。他们很想知道，人类到底会被这股无形且巨大的能量引到什么地方，这股力量的背后又隐藏了什么目的。他们还清楚地记得，曾经，人类在不开展任何贸易和工业竞争的环境下平平安安地度过了几十万年。所以，人类难道就不能改变现有的社会秩序，将那些牺牲人类幸福换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利润的竞争制度废除掉吗？

事实上，很多国家都产生了这样的观念，即在懵懂中憧憬着更加美好的生活。在英国，罗伯特·欧文，一个拥有很多纺织厂的工厂主，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社区”，取得了一些成就。然而随着欧文的去世，曾经繁盛的“新拉纳克”社区便渐渐衰落。在法国，一个叫路易斯·布兰克的新闻记者尝试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车间”，然而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单单靠成立一些位于工业社会之外的小社团和组织，其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很有必要在制定出具体有效的补救措施之前，先对整个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以及支撑它们的体系进行彻底的研究。

在罗伯特·欧文、路易斯·布兰克、弗朗西斯·傅立叶这些现实派社会主义者之后出现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理论社会主义研究的代表。这两个人里，马克思更有名气。他是一个聪明的犹太人，曾经和他的家人一起在德国定居。由于受到欧文与布兰克所做的社会实验的影响，马克思开始对劳动、工资和失业等一系列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然而他的思想很不受德国当局的欢迎，他被迫离开德国，逃到布鲁塞尔，之后又辗转来到了伦敦，并在那里的报社当记者，为《纽约论坛报》撰稿换取生活费，过着清贫拮据的生活。

那时，没有人注意他的经济学著作。但是在1864年的时候，马克思建立了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3年以后，他所著的《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发行。马克思认为，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就是“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斗争史。机器的广泛引进和应用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通过消耗自己的剩余价值购买工具，通过雇佣工人在工厂里劳动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最后再将这些财富投入到更多工厂的修建中，按照如此顺序不断地循环往复。同时，马克思还认为，社会的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将会变得越来越富有，而相反地，第四等级（无产阶级）将会变得越来越贫穷。基于这个理论，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预言，即资本主义下的财富通过如此恶性循环不断发展，最终会有某一天，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将归一人所有，而剩下的人都将成为他雇佣的工人，靠着他的慈悲善心发放工资，维持生计。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为实现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而斗争。1848年，正值欧洲最后一场大革命爆发，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宣言》中列出了那些政治和经济措施。

可想而知，当局政府对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深恶痛绝。很多国家（尤其是普鲁士）都纷纷制定新的法律，严厉打击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新的法律授权给警察，让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地驱散社会主义者组织的集会，将在公众中进行演说的社会主义分子逮捕入狱。然而残酷的镇压并未产生效果，也没给当局政府带来丝毫益处。对于没有强大后盾作为支撑的新事业来讲，牺牲者反而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欧洲各个国家，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不断增加。并且他们很快便意识到，社会主义者原本就没打算掀起革命或流血冲突，他们只是想通过一些手段增强其对各国议会的影响力，以便使工人阶级的利益可以得到充分的保护。一些社会主义者进入政府机构，担任内阁大臣，和那些进步的天主教徒以及新教徒们共同合作，努力把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更加合理地分配通过使用机器和累积资本所产生的新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