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日，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上调中央改革办担任专职副主任。
中央改革办领导大多出自中央部委，陈一新是唯一来自地方的官员。他曾是浙江省委、省政府核心智囊之一，先后出任金华市委书记、温州市委书记，具有丰富的政策调研经历和改革操作经验。在离开温州前夕，他特意召集各县（市、区）党政一把手座谈，提出温州未来要做“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模范生”，还强调说，“底层创新与顶层设计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以底层创新成果赢得上级认可和支持，并为顶层设计提供更多经验”。上调中央改革办以后，陈一新很快奔赴安徽、广东两省，督查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工作。在安徽定远县，他提出要让更多的群众知道改革成效，真正形成全社会理解改革、关心改革、参与改革、支持改革的氛围；要加大支持底层创新的力度，为顶层设计提供经验，同时检验顶层设计的科学性。
此前，在中央深改组第十七次会议上，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越重，越要重视基层探索实践。基层改革创新，要尽可能多听一听基层和一线的声音，要最大限度调动地方、基层以及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6]
在这个背景下，陈一新上调中央改革办，其肩负的使命不言自明。特别是眼下，既得利益者不愿放手，改革出现“空转”的苗头，亟待择天下英才而用之。这样的英才未必局限于体制内，一方面要能洞悉地方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优劣势，另一方面又不存在与中央各部委之间的利益纠葛。未来几年，中央和地方能否起用更多“改革促进派”，将最终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毕竟，距离2020年，时间越来越迫近了。
那么，如何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回望一部改革开放史，我们不难发现，关键在于“地方党委对本地区改革承担主体责任，既要把中央部署的改革任务落实到位，又要结合实际部署实施地方改革、鼓励支持基层创新”。也就是说，各级党委必须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大局着眼、从长远考量，把改革促进派和实干家用起来，让他们吃香、受追捧，成为“香饽饽”。只有汇聚一朵朵改革浪花，改革大业才能够潮起潮涌。
“郡县治，天下安。”县委书记处于改革发展最前沿，这个群体仕途的升降浮沉，精准地应和着革故鼎新、选贤任能的时代节拍，因而也成了洞悉中国政治密码的独特标本。1995年6月，中组部表彰了100名全国优秀县（市、区）委书记。他们是从2800多人中精心遴选而来，入选概率仅为3.5%。在“政治锦标赛”模型下，经济绩效被作为官员选拔的核心指标。此后，李玉妹主政莱芜5年，现代化的“钢城煤都”迅速崛起。毛万春担任洛阳市委书记期间，经常与网民互动。20年后，已有2人晋升到正省级，14人晋升到副省级，此外至少42人晋升到正厅级。“领跑者”杜家毫，已升任湖南省委书记[7]。至于他们被“用起来”后，是否有所作为，历史自将评说。
2015年6月，中组部再次表彰102名全国优秀县（市、区）委书记。不同的发展阶段赋予了他们不同的责任与担当。与20年前评优标准侧重于GDP业绩有所不同，新一轮评选更突出县委书记的改革创新意识[8]。例如2013年夏，浙江开化县委书记鲍秀英甫一上任，就提出抢抓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契机，践行“两山”思想、追梦国家公园。通过积极争取，衢州市委不再考核其工业经济和GDP，实行以生态为先、民生为重的单列考核。此后，鲍秀英从抓规划开始，壮士断腕、治气治水，着力寻求转型突破。2015年，开化县被确定为浙江省唯一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鲍秀英也被提拔为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2016年年初，在中央深改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她的继任者、新任县委书记项瑞良与会，详细汇报了开化县“多规合一”试点进展，获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
客观地说，允许这些改革先锋的存在，已经证明历史在进步；如果能把这些改革先锋用起来，那么则更能证明时代在前进。而要做到这些，一要为改革者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使“敢闯”者有所“依”；二要为改革者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使“敢试”者有所“靠”；三要辩证认识对改革者的争议，正确处理改革中的失误。
表7—1 部分市县改革家的仕途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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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10月。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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