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改革绩效评估作为突破口

较之其他领域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改革试点绩效评估影响范围更广泛、启动时间更紧迫、受重视程度更高。故此，可将改革试点绩效评估作为突破口，来提升全社会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整体水平。

国际经验表明，成熟、完备的法律框架是绩效评估成功的前提和保障。从法治角度看，改革试点绩效评估就是以强制性法律规范评价、约束、规范、引导改革试点行为的“应然”模式和规则体系。它既包含对改革试点投入与产出的量化测量，又包含对改革试点行为正当性、合法性的价值判断；既包括对改革试点行为的评价规范，又包括对评价结果的公布和运用以及对改革试点行为的反向指引。我国绩效评估总体仍停留在抽象层次上，缺少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政策指导，更缺少相对成熟、完备的法律框架。“于法有据”是新时期推进改革的一项要求，因此建议拟定并出台统一的改革试点评价条例（或办法）。这样有利于摆脱传统模式下的自发性和随意性，突破条块分割体制和“信息孤岛”现象，保障改革试点绩效评估有效、持续、健康推进。

彼得·德鲁克认为：“绩效存在于组织外部。”因此，改革试点绩效评估除了党政机关的自我评估、上级评估外，还应当涵盖公众评估、专家评估和媒体评估等。官方评估方面，可进一步强化改革领导机构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协调作用，加强人大、政协对改革试点的绩效评估与监督检查作用。公众评估方面，可通过社会调查、民意测验等多种方式，定期征询公众、企业等受益主体对改革试点的满意度。例如对公立医院改革的绩效评估，就必须格外重视患者的意见和建议。第三方评估方面，可采用改革专项财政资金方式购买服务，以增强第三方的公正性和独立性，避免地方和部门“花钱评自己”。

拿什么作为绩效的评估标准，人们往往各执己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有改革者都会选择合适的时机宣布改革取得成功。面对这个难题，波里特提出“拿目前的状况与如果它不改革的状况和改革之前的状况进行对比”，这一观点为各方所认同。从指标设置看，除了经济投入、短期产出外，还应将社会公平、民生改善、政治清明、生态环保等纳入其中。从测量方式看，单纯的定量指标容易导致短期性，而定性指标则更多依赖于评估人员的主观判断。因此，建议将调研素材、案例分析、社会舆情和公众满意度、上级满意度等主观意见转化为客观指标，实现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的深度融合和优势互补。

改革试点的评估结果，既可以对外公开也可以内部把握，但最终的落脚点必须是推动改革试点的绩效改进。应当将评估结果与部门的奖励及下一年的预算相挂钩，与领导和公务员的职位晋升及评优、薪酬、末位淘汰等挂钩，让改革促进派受益、让改革不力者受损。形成绩效评估报告后，还应将评估结果反馈给部门和个人，以取得及时的回应；比较个人、组织、地区以及不同项目之间的绩效水平，以扩大改革试点的竞争性；更加关注评估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整改；以适当的方式反馈给公众，使改革试点置于公众的监督、评判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