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施策，调动积极性

改革只有找准“痛点”、精准施策，让下层民众有更多获得感，才能充分调动他们参与改革的积极性。王安石变法的初衷，首先是为国家理财增收，而不是从根本上把蛋糕做大。从改革举措看，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是对豪强垄断利润的限制与打击；方田均税法、免疫法，是对豪强偷税漏税及免税特权的矫正；保甲法是对国家养兵费用的节约与转嫁；唯有农田水利法，是发展生产力、“公私两利”之举。青苗法虽有保护农民免遭破产之害的意图，但实际操作下来，结果却极其可怕：国家规定的低息贷款，变成了官府垄断的高利贷，利息竟达原先设定的35倍。《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王安石向神宗表白，人们不愿响应改革，“多观望不尽力”，因为“尽力则犯众怨，犯众怨则中伤以法，而朝廷或不能察，不能察则反得罪，不如因循偷惰之可以自安”。结果，一幅精心绘制的《流民图》，成为压垮变法的最后一根稻草。心灰意懒的王安石，只好请辞出局了。对比之下，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则将激励发挥到了极致：废世卿、奖耕战，把战功作为获得奖赏的唯一条件，为民众提供了向上层流动的通道，“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改100步一亩为240步一亩，使农民阶层特别是自耕农的生活有了极大改善。由此，逐渐培养起一个庞大的新兴地主阶层，他们成为变法的受益者和有力支持者。

需要注意的是，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施政，必须依靠原有官僚系统推进。因此，改革者应力求避免置众多官吏于恐惧之地，对他们实行分化策略、转化策略、共赢策略和给出路策略。在北宋庆历新政中，范仲淹的改革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将限制特权、整顿冗官置于首位，兼及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堪称是矫治时弊的良方。但具体执行则过于生硬，以推行按察法为例，范仲淹取来各路地方长官班簿，“视不才者一笔勾之”。如此操作，一下子剥夺四类官员的官位，大小官吏无不人心惶惶，进而使改革阻力成倍放大，国内政局亦受到严重冲击，结果新政不到一年即告夭亡。明朝张居正改革则不然，仅仅把整顿吏治作为突破口，重心始终放在财税、军事等改革上。张居正通过推行考成法、整顿驿递等举措，全面提升行政效率与执行力，打破原先的庸政、懒政、怠政，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随后，张居正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推动财税、军事等改革均取得积极进展，“一时政绩炳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