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希伯来公会联合会”的戴维·萨珀斯坦（David Saperstein）拉比在总结国会游说团体的成功经验时指出，“如果你有一个强有力的基层组织网络，或有一名优秀人才来当说客，那么你就会有一个出色的游说团体，但是最好的游说团体是两者兼有。”[52]改组之后的美国医学会无疑是两者兼而有之的“最好的游说团体”。
经过二十年的奋争，美国医学会在医学界已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霸主”地位，与其在20世纪初不稳定的地位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反差。1913年，美国医学会扩大了会员基础，包括所有州和地方医学会中遵守章程、声誉良好的会员，总人数从1900年的8 401人跃至1910年的70 146人，至1920年，人数升至83 338人。然而，实际增长更多的指标是美国医学会“特别会员”（fellows）的人数。1913年批准的条件规定，“特别会员”是指所有那些申请加入地方医学会、声誉良好的医生，他们同时需要订阅《美国医学会杂志》和支付年金。这一人数1914年时达到41 203人，是1900年的近5倍（详见表3-1）。以此而论，美国医学会已经拥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基层组织网络。
表3-1 美国医学会“特别会员”统计（1900—1914年）
资料来源：“Addenda to Trustee's Report，”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House of Delegates Proceedings，Annual Session，Vol.1914，Chicago：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14，p.8.
与此同时，美国医学会既有时任美国医学会药学和化学委员会委员、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的药剂师马丁·威尔伯特，又有美国医学会的主要法律顾问、身兼律师和医生二职的颇具才干的华盛顿特区的卫生总监威廉·伍德沃德（William C.Woodward）博士。两人对卫生立法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威尔伯特和伍德沃德都倾向于通过一项限制性法律，以反对含有麻醉品的专卖药和专利药品，同时他们希望这项法律是最有可能被国会通过的。而且他们还经常代表美国医学会出席全国药品贸易联合会的会议。美国医学会通过这两位代表中的一位，不断向全国药品贸易联合会报告有关动态。两个机构的合力影响着国会。[53]
事实上，除了拥有坚实的基础网络和优秀的说客之外，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美国医学会参与联邦麻醉品管制立法的颁行奠定了基础。1912年1月23日，美国发起的海牙国际鸦片会议签署了《海牙鸦片公约》（The Hague Opium Convention）。条约共六章二十五条，除熟鸦片之外，协议还规定把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及其他衍生物的制造、贩卖、使用均限制于药用及正当之需。从而“确立了麻醉品多边管制体系的国际法机制”，“建立了现行国家麻醉品管制体系的雏形”。[54]这种情况之下，无论是出于人道主义和道德的考虑，还是出于尽国际义务的客观要求，美国政府都必须通过联邦立法来管制国内的鸦片、古柯叶，及其盐、衍生物和制剂的国际和州际贸易。[55]
与美国医学会积极地动议国会颁行联邦立法同步，其他的利益关联集团亦积极地介入其间，以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在相信管制麻醉品的运动正在得到更多的支持，并有可能通过相关法律的情况下，美国药学会（APh A）试图让药品贸易的各方达成一个共识，或者至少开设一个论坛。1912年10月，美国药学会丹佛会议上，在药学会积极努力之下，建立了“全国药品贸易联合会”（NDTC）。全国药品贸易联合会以华盛顿特区为主要基地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这样可以随时召集会议，讨论变化极快的立法情况。[56]医学界、药学界与药品贸易商开始联合起来推动管制麻醉品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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