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魅力在哪里？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7]语言是文化的很多表现形式之一，是物化的文化现象。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因此，中学语文教学中对语言的基本形式、组织结构乃至对思想感情的“归纳概括”等（后者也一度仅仅被当作知识来灌输）的教学应改变僵硬的方式，应将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精髓提取出来，让学生既掌握了知识，又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1.汉字

汉字对汉民族有很大的凝聚力量，自秦以来实行“书同文”，沟通南北古今，使我国成为一个政治统一体。汉字本身附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一统的力量，自古以来，虽然各地方言复杂，但汉字具有“超方言”的性质成为书面交际的重要工具，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纽带。

（1） 汉字的发展现状。

世界的古代文明，可以说就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圈，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圈，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圈，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圈等四大文明。这四大文明之中，前三者互相交往而发展，成为近代文明的源流，只有中国几乎未与其他文化产生关联而独自发展出汉字文化圈。国人对此是充满自豪感的，无论是对汉字的发展历史，还是对汉字所承载的中国独具的文字文明和文化底蕴。在过去的近百年里，世界潮流曾缩小了“汉字文化圈”，很多人认为汉字应该改为世界通用的表音文字。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字改革——实施拼音文字的作用只不过是充当了学习汉字的辅助工具。韩国在文字政策上曾先后经历了汉字时代和“韩文专用”时代。许多韩国专家指出，抛弃汉字使韩国社会出现了知识、哲学和思想的贫困，今天的经济危机，就是韩国半个世纪以来推行韩文专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它导致韩国社会出现大量文盲。所以，韩国开始反思，并于1991年11月和1994年9月在首尔先后两次举行了“汉字优于拼音文字”的国际汉字学术研讨会，并且成立了“国际汉字振兴协会”。日本也是如此，它曾减少了可识的汉字字数，但现在又增加了。《图说汉字的历史》以“事典”的形式，图文并茂地对汉字发展史上的基本事项进行了简洁却明晰的梳理和叙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现代的汉字发展史，从前印刷时代的汉字书写工具材料史到汉字印刷的发展史……意在为学习汉字、使用汉字的人提供更多的相关知识，让那些对汉字有成见的人明白:“现在就想把拥有四千余年悠久历史、担负着人类文明发展一翼的汉字塞进博物馆里，还为时尚早。”[8]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曾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圆，周长可大可小，圆心无处不在，而汉字就是这个圆的半径，汉字就是这个圆的向心力。”

（2） 汉字的文化魅力及在汉字教学中的体现。

第一，字形。

据说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惊天地，泣鬼神。的确，汉字的表意性，使她具有独具的魅力和非凡灵动的美。可以说，每一个汉字都静静散发着文化的气息和生命的芬芳。为了激活汉字的生命力，使汉字由平面走向立体，从一维走向多维，从静止走向变化，汉字教学中应努力追求汉字教学的三味:文学味、文化味、美学味，尽量将词语、成语、诗词、美学原理、历史、地理、民俗、古文化常识等熔为一炉。“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 “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9]

比如《劝学》 “非能水也，而绝江河”中的“绝”字，应理解为“横渡”，要让学生记住，最好就从字形入手，从丝，从刀，“绝”之本义为布织就后，用刀剪断布匹，使之从织布机上分离，是横剪的，那么，当人横渡江河时，从水面划过，是不是与剪布相似呢？因此，“绝”用到渡河上，就是“横渡”；用到情感关系上，就是断绝。甚至还可以联系一种抢劫方式——“剪径”，即斜刺里杀出来，“拦路”抢劫。笔者在讲授《祝福》 《孔雀东南飞》等篇目时，进行过这样的尝试，让学生翻到《新华字典》 “女”部，找出自己较为熟悉的汉字并加以分类，有表现母系社会特点的，主要跟姓氏有关，比如姓、姬、嬴等；有表现家庭职能、成员关系的，比如妊、娠、姑、嫂、姐、妹等；有表现地位的，如妻、妾、妇、奴等；更多的是贬义词，如妒、妄、奸、姘、婪、嫖等，虽然很多行为也有男人参与，但仍用女旁；还有很多是褒义词，如娇、娥、娜、娃、嫣、婉、娴等，但绝大多数是从外貌来赞美……这是为什么，这时，给学生提供“女”字的古字形象，原来是一个跪着的长发人，它的本义就是“奴”，而“妻”不过就在这个“奴”的长发上加了一只手，强抢为妻，“妻”亦为“奴”，“妇”的繁体字为“婦”，一个女人手持扫帚（“夫”则不然，夫为天）。经过这样的文化知识准备，学生自然从根本上体会到女子的生存状态，而祥林嫂的不幸，旁人的冷漠；刘兰芝与焦仲卿为何不私奔等问题的理解就得到了解决。

第二，书法。

古老的汉字生生不息，承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汉字的书写方式——书法，也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汉字与书法使中华文化焕发出异彩奇光，汉字的书写逐渐升华为一门艺术，这在世界各种文字的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重要的是，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相表里，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一体。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兼容并包，使社会达到“太和”的理想境界。书法的理想境界也是和谐，但这种和谐不是简单的线条均衡分割，状如算子的等量排列，而是通过参差错落、救差补缺、调轻配重、浓淡相间等艺术手段的运用，达到的一种总体平衡，即“中” “和”意义上的平衡。笔画间的映带之势，顾盼之姿，在注重个体存在的同时，兼顾补充其他的功用。如《兰亭序》的章法整体雅致匀衡，也是通过对每一纵行的左偏右移不断调整、造险救险而实现的。黄庭坚《黄州寒食诗卷跋》的章法也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可见，一点一画，互相牵制，互为生发，彼此衬托；一字一行，小大参错，牝牡相衔，彼此渲染，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观，通过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得到了完美体现。即使是从某个汉字的书写中，我们也可以体味到民族文化的内涵。恰如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所言，中国文字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而西洋文字则像有用而不美的贱婢。中国人执着于汉字书法，正是因为那“东方式的线条是精神的轨迹、生命的经纬、情感的缆索，在创作过程中又是主体力量盈缩收纵的网络”[10]。

中国书法艺术对中国文化的诠释深刻而周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博雅而细腻。我们从对中国书法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富有生机的精华，更看到了书法艺术中所蕴含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人教版高中语文新教材的封面的书法名作就充分展示了汉字的魅力、书法的魅力，可以引导学生赏书法，进而识作家，品文章。书法是通向“道”的高峰的最佳捷径，是通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快捷方式。书法作品是作者情感世界驱使下的笔墨的动轨迹，书法具有“书以载道”的艺术属性，它绝不是简简单单的用笔写字，书法艺术中凝结着的，是一个民族的审美追求与精神依托。“正是中国的毛笔使每一种韵律的表达成为可能。而中国字，尽管在理论上是方方正正的，实际上却是由最为奇特的笔画构成的，这就使得书法家不得不去设法解决那些千变万化的结构问题。于是通过书法，中国的学者训练了自己对各种美质的欣赏力，如线条上的刚劲、流畅、蕴蓄、精微、迅捷、优雅、雄壮、粗犷、谨严或洒脱，形式上的和谐、匀称、对比、平衡、长短、紧密，有时甚至是懒懒散散或参差不齐的美。这样，书法艺术给美学欣赏提供了一整套术语，我们可以把这些术语所代表的观念看作中华民族美学观念的基础。”[11]因此，指导、鼓励学生练习书法，欣赏书法，在浮华躁动的当今社会，不仅在文化教育上有重大意义，在培养学生个性、和谐发展的能力，使学生的行为、习惯、审美标准、人格修养及自学能力等均能有所提高，这也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第三，语音。

汉语是诗的语言，中国是诗的国度，汉字的读音有抑扬顿挫之四声，还有具体语言环境中的变声等特殊处理，由于声调的错落有致而实现了音乐般的韵律，有着极强的乐律性和动感且富有感染力。《康熙字典》上载有一首歌诀，即说明四声的读法，其歌曰:“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收藏，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根据这一原则，人们将所有的汉字统统分成两大类，即一平一仄，非平即仄。这就形成了汉字的对立和统一。一平一仄，也就是一阴——阳的关系，平扬仄抑，平清仄浊，平长仄降，平悠长仄短促，平和缓仄急剧。平仄相替、节奏方出，节奏出则韵步起，由此形成了汉语的音韵美。如此理解，不能不让人想起“易之大道”，阴阳之易理。

语文教学，特别是诗歌教学中要善于通过对汉语音韵美的体味来体会意境，把握情感。现代诗歌理论家李汝伦说:“字声的平仄合乎音乐的配置，使诗词具有了独立性。” “可以吟而不唱，可以唱而不吟，也具有音乐美，即使动眼不动口，在眼中出现文字，也能显示它的铿锵扬抑，因为有通感在起作用。”[12]比如徐志摩《再别康桥》第一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内有三个“轻轻的”，师生们一般把注意力集中在分析它的轻柔美，作为高一的学生，有谁不懂“轻轻的”就是“轻柔”呢，但是其中的美感却不易体会，不易进入作者精心营造的意境美中。这时，可以教给学生读法:想像轻轻悄悄走到朋友身后，捂住他的眼睛的情景——踮起脚尖，收腹提气，微启嘴唇轻轻送出三个字——“轻轻的”，此时，万般柔情，千种意绪不就自然呈现了吗？再如李清照的《声声慢》通篇押入声韵（原调押平声韵）——“戚、息、急、识，摘、黑、滴、得”，于是整首词韵律风格大变，由原来的舒缓变为急促，由哀婉一变而为凄厉。当然，《声声慢》中音韵美还体现在叠音词的运用上，“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相叠的二字读时宜前字短，后字稍轻而长，尾音可稍上扬，这样，词人的凄苦悲凉在处理得当的音韵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现代文中也要讲究音乐美，讲究节奏感，比如叠音词的朗朗上口，铿锵有力；排比句的气势磅礴，流转自如以及扩展到叙事上的轻重缓急，谋篇布局上的顿挫抑扬无不富含音乐之美。因此，在教师指导下，让学生在琅琅书声中品味妙境，怡情养性，接受文化的熏陶是语文教育行之有效的方法。

总之，汉语汉字的人文属性非常突出，它重人生、人伦、人情、人性，讲审美、体验、感悟、直觉，体现了汉民族独特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积淀着汉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民族情感。所以，从根本上说，学习汉语言，就是让学生感受汉民族先贤智者伟大的心灵、深邃的思想、超凡的智慧、杰出的创造，就是接受汉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的熏陶和感染。

二、 语言组织形式

一百多年前，一名叫亚瑟·亨·史密斯的美国传教士在他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对汉语作了一番认真分析研究以后，在语法方面得出了汉语“会导致智力混沌”的结论。这种观点对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很大，鲁迅逝世前发表《立此存照（三） 》结尾:“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作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13]但是同时，史密斯也在语用功能角度对汉语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我们并不是抱怨中文不能传达人类的思想，也不是说人类的一大部分思想，很难或不可能用中文阐述清楚……”[14]语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反映着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等。语言扎根其所属的文化土壤中，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同民族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显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一个民族的语法结构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不了解所学语言的文化，便无法正确理解、解释和运用所学的语言。中西文化在价值观念、思维模式方面的差异直接且根本地影响和决定了语言的语用原则和表达方式，影响到学习者对该语言及文化的认知和掌握，学习某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

季羡林说:“最近几年，我才豁然顿悟，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同中国的汉语不是一码事，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东方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基本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表现在语言上，就形成了西方与中国的语言差异，在中国首先是汉语。”[15]恩格斯给妹妹玛丽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说自己写的是多种语言的信，然后对这些语言进行了风趣的描写:意大利语像和风一样清新而舒畅，它的词汇犹如最美丽的花园里盛开的百花；西班牙语像林间的清风；葡萄牙语宛如满是芳草鲜花的海边的浪涛声；法语像小河一样发出淙淙的流水声；荷兰语像烟斗里冒出的一缕浓烟，给人舒适安逸的感觉。[16]

每一种语言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质，汉语也是如此。王力先生说:“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17]“人治”就带来了灵活性、不定性，带来汉语重意味轻形式的特点。比如“也可以清心”几个字构成的回文，怎么读都行，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不可把握的。

比如，汉语句子只有25%属于主谓结构，其余在西方语言中不是被视为省略主语，就是省略谓语，而这些省略本身就是汉语句法的特征。汉语句子的核心构架有一定的模糊性，所以汉语句子主谓与非主谓结构并存，这一现象也和中国传统文化所宣扬的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由此可看出，语言的构造同民族的心理——思维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在相当程序上语法结构方式正是一种心理模式和思维方式的语言表现，而心理——思维文化对于语言的词语、句法结构具有潜藏的、内在的支配力。有人曾经笑谈，如果亚里士多德这样的西方先哲们用的不是印欧语言，而是汉语，那么恐怕整个西方的思维史，甚至历史都将改写。汉语中，同时受等级观念影响，因此写句子时往往突出主要部分，将次要的修饰成分置后，比如相对于现代汉语的古汉语某些倒装句式，有的强调动作而后置状语——“相与枕藉乎舟中”，“李氏子蟠，学于余”；有的为强调宾语而后置定语——“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常用词语中有一些说法，虽颠倒过来基本意思不变，但不符合习惯，如父母、兄妹、夫妻、男女、高低、官民、子女等，重要的放前，次要的放后，这就是汉人“求中” “有序”思想的表现。汉人不重本体重事情，一个句子里面主语、宾语可以省略，而谓语一般要出现，并有固定的位置，因此，往往只要有谓语就可以成句，省略句里可以省掉主语、宾语、介词，一般不能省谓语，而且，古汉语有一个特殊现象，一个动词或形容词，如果它不作谓语，就有特殊的标志“之”，以便区别它与谓语的地位，所谓不在其位，不得谋其政，哪怕形式上也不能马虎，正如官有品，品有服，乱来不得。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高”与“远”是形容词，可以作谓语，但是在这里分别作了“居”和“处”的宾语，那么就必须“庙堂”与“高”之间，“江湖”与“远”之间加上一个“之”字，取消它们作谓语的权利，就是取消这两个短语作句子的独立性。

对称美，和谐美也是中国艺术的一大特点，因此，成语中以四字格为多，而且往往有对称关系，比如“风餐露宿”中“风”与“露”，“餐”与“宿”分别相关；“外强中干” “花好月圆”等等也是如此，而三字格因打破了和谐美、平衡美而往往是贬义词，比如:打秋风、吃老本、打板子、吊膀子、拿架子等等。放到句子中，比如“山上有很多树——枣树、梨树、橘树、核桃树、花红果子树。”在这句中，字数相等的“枣树” “梨树” “橘树”放到一起，显得整齐和谐，而后两种树打乱了和谐，按字数多少排在了后边。中国学生学英语时，在遣词造句方面，喜欢使用比喻，经常变换句型，用词组代替动词，“同义反复”的现象经常出现，如“groundlesslies，impracticalil-lusions，cruel-persecution” （毫无根据的捏造，不切实际的幻想，残酷的迫害）等，这些经常被外籍教师视作语病。因为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写作时，更习惯用动词本身而不用其词组，尽量避免同义反复。这反映出中西方的审美文化的差异:英语追求言简意赅的优美，而汉语追求语言形式整齐与内容丰富的美。

因汉字是意符、音符和记号并用，是一种象形文字，起源于图画，长期的接触使用，促进了右脑形象思想的发展。在思维的基本智力操作中，中国人偏好综合（英美人偏好分析），与此相适应，形成中国人思维上整体优先，而英美人则部分优先的思维操作特点。这在表达时间和空间方式上得到充分证明，例如讲时间，中国人的顺序是年——月——日——时——分——秒，而英美人恰恰相反，是秒——分——时——日——月——年；空间概念上中国人是国家——省——市——街道，英美人又相反，是街道——市——省——国家……中国文化中长幼、上下不同身份的称呼是很讲究的，不注意就会失礼。它最大的特点是“贬己尊人准则”，对自己，如:小弟，拙文，寒舍，贱内等；对他人、长辈、上级的称呼要用一定称谓职务、头衔，以示尊敬，如:兄台、贵、您、您老，王局长等。

三、 写作技巧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主要受老子、庄子、孔孟儒学思想影响，这些伦理学强调为人、处世和治学之道，因此思维模式比较隐晦曲折，重视潜意识和内有。（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模式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重理性，重逻辑，在发展形式上呈直线型，在语言表达上具有开门见山，实话实说的特点。）含蓄委婉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特点，也是诗赋文章的一大风格。

在修辞上，喜欢用比喻、象征、暗示、反语、衬托、双关等手法。古汉语中有一种名称作状语的情况，就是比喻式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狼奔豕突”中的“狼”与“豕”就是把奔逃的人比作狼和猪，“土崩瓦解”则把迅速解体的状态比作泥土分解，瓦片打碎，既婉曲又形象。传统诗词中也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多意象，人们赋予了它们固有稳定的含义，比如“松竹梅”是坚贞不移的象征；“莲”是高洁的象征，又因谐音“怜”而用来抒写柔情；“柳”因谐音“留”和它柔美的姿态而成为别情的象征物；“杜鹃”寓意思乡；“红豆”代表爱情；“竹马”暗喻两小无猜……

而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唐代诗人朱庆馀和张籍了，朱庆馀写了《闺意》:“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酬朱庆馀》做了唱和诗:“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镜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乍一读这两首诗，还以为是一对恋人的艳情之作。后来作者朱庆馀把最初为《闺意》的题目改为“近试上张水部”，原来诗人只是以“新妇”自比，以“舅姑”比主考官，以“画眉”比自己的诗文，以“夫婿”喻指当时在诗文上颇有名气，而且又乐于提拔后进的水部郎中官张籍。通过优美的诗韵，巧妙地表达了一名应试举子，在面临关系到自己仕途的一场考试前，那种特有的不安和期待心情。而张籍的诗中同样以“明艳”的“越女”比籍贯为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朱庆馀，以这位出自镜湖（今浙江镜湖）湖心的美女的歌喉抵得一万金，比喻朱庆馀的诗文功夫，以此打消他的“入时无”的顾虑。

在表现手法上爱用描写景物，营造意境等方式抒发情感，情景之间的关系在诗歌鉴赏上是永恒的主题。春女思，秋士怨；落花流水，夕阳楼头，金风玉露，古道西风，明月松林，孤雁失群，倦鸟归巢……无一不浸染作者浓重的情感色彩。也可以说这里表现出中国特有的天人合一思想，万物皆有灵，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有的通篇不直言心事，却句句吟心声，如刘禹锡《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句句应景，句句伤今怀古，以清山依旧，流水依旧，明月依旧来衬托繁华不再的“空城”，真可算得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言有尽而意无穷是诗歌追求的一种效果。朱光潜先生曾对“空白”作过精辟的概括:“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意，而尤在无穷之意。”[18]意境“空白”是艺术审美本质的展现，是对审美意味世界的充分建构，同时，也体现出中国诗哲学的精神内核——“超以象外”方能“得其环中”。意境“空白”、物我融合、天人沟通，使诗人的精神可以自由地飞翔，读者的心灵能够诗意地栖居。诗人和鉴赏者在这片“空白”的世界中优游，“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在现代诗歌和散文中，这些特点仍然很明显，比如徐志摩《再别康桥》中以夕阳下的“金柳”来表现自己与康桥依依惜别的深情，孙犁《荷花淀》中在荷花淀伏击战前对荷花淀景物的描写:“那一望无边挤得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作者在这里用一个明喻写了大荷叶如“铜墙铁壁”，用一个暗喻写了荷花箭是“哨兵”，给人一种警觉、安全的感觉，情景交融，对战斗起了衬托与渲染的作用。果然，后来妇女们经过这场战斗的洗礼，一个个变成了保卫家乡、保卫国家的抗日战土。

虚虚实实，虚实相生，以虚衬实，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是常用的手法，这种故意留出一部分空间让读者或观众或听众去思考、去想象、去补充、去发挥的艺术，就是我们所说的“空白”艺术，其实，这与中国传统的阴阳相生，有无相存，它们是统一的。虚为阴，实为阳，虚补实，让实少一分呆板直露，实壮虚，使虚不至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者相依相存，共同创造奇妙的诗歌境界。比如李白的《蜀道难》，以虚写实，从蚕丛开国说到五丁开山，由六龙回日写到子规夜啼，天马行空般地驰骋想象，创造出了让人惊叹不已的蜀道形象。李商隐的《锦瑟》运用“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四个典故，以虚写虚（过去的经历、梦想、挫折等），让后学者畅想不已，被喻为古代“朦胧诗”。而李煜的《虞美人》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却又以实写虚，将抽象的“愁”化为具体可感的江水滚滚，新鲜美妙，让人回味。此外，因受对称、整齐等思想影响，中国古典诗歌还讲究对仗、对偶等艺术形式，平仄的协调，结构的严整，带来了诗歌的音乐美，所谓的“诗”就是“歌”。

四、 篇章结构

美国语言学学者罗伯特·卡普兰在《跨文化教育的文化思维模式》中指出，中国人的写作和思维方式是曲线式，类似一种涡轮线，在作文上表现为作者围绕着主题绕圈子，从不同的、不切主题的观点来说明主题，而不是直截了当地谈及主题。英语母语使用者的思维方式是直线式的，读他们的作文就好像跟着作者从主题的引入到正文，最后到结论。[19]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学生的英语作文往往是文章已接近尾声，主题才被触及，使外籍教师不知所云。这种情形可以从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一“和与中”，即注重统一、和谐、温柔敦厚的思维方式中找到根源。

一种叫“率然”的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14]蛇如此，人也如此，社会更是如此，表现在文章上当然也如此。诗歌创作讲究起承转合，环环相扣，似分似合，分久终合，放到现代散文身上，就是一句“形散而神不散”。就连武侠小说经典人物老顽童周伯通双手互搏，看似步调不一，实则目的集中。此外，诸如伏笔、铺垫、抑扬、呼应等手法无一不是围绕“和”与“中”等思想的。中国文化在思维模式上表现为归纳式，在写作时下意识地避免只谈事物的一方面，因为那会被认为是走极端，不公允，是使自我游出群体，从而破坏了和谐；另外，那样做也说明了写文章的人缺乏看见事物内部决定其发展变化的各种力量之间达到平衡的能力。重主体的思想表现在古汉语句式上往往是倒装，而表现在篇章结构是则是树立唯一的表现的目标，然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不过怎么样都只是一只风筝，飞得再高，线头仍牢牢抓在人手中；或者纵横捭阖，条分缕析，不过也就是论点论据论证，全都要围绕“中心”论点来进行。

比如郁达夫《故都的秋》要写北平之秋，刚刚提及，就转而写江南的秋，原来，他不是跑题，而是拿人人喜爱的江南之秋来与故都的秋作对比，以表达自己对故都的秋的热爱；接着，分写故都的秋院、秋槐、秋声、秋雨、秋枣，分实则是总，总的是故都的秋的清、静、悲凉的味儿；可是，怎么又离开故都去写古今中外人士对秋的感觉呢？原来，他要让人们知道中国文人悲秋的原因，实际上也就是自己对秋满怀深情的原因，顺势带出纯粹的秋在北平；然后，照应来了，首尾呼应，通过江南秋与故都秋的对比，再次表白自己宁愿折寿也要换来故都的秋的愿望——以生命为代价，照应的同时，情感也得到升华。

再如，受天人合一、天人协调影响，在结构上，律诗有四联:首联、颔联、颈联、尾联，与人一一对应；诗有诗眼，文有文眼；对文章好的开头、主体、结尾的比喻分别是凤头、猪肚、豹尾，它要求文章要做到开头像凤头那样美丽、精彩，主体像猪肚子那样有充实、丰富的内容，结尾像豹尾一样有力。

有句俗话，“文如其人”，从广义的角度来讲，人不是具体的个体，而是群体的人，是人的思想，是人的感情，人们的宇宙观、世界观、思维方式等等，无不体现在“为心声”的“言”中。我们并不否认语文教育过程中知识的传授和获得，因为文化是孕于知识之中的，而且只有与知识获得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传承这个问题才是有意义的。

注释

[1]　闰承利.素质教育课堂优化艺术[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41-148.

[2]　钱威，徐越化.中学语文教学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1-26.

[3]　余虹，陆兴忍.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学语文教学[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3:34-36.

[4]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R].北京: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2002.

[5]　方朝晖.重建价值主体[M].北京:中央广播大学出版社，1998:46.

[6]　李泽厚.禅意盎然[J]求索，1986 （4）.

[7]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18.

[8]　[日]阿辻哲次.图说汉字的历史[M].高文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9]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M].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4.

[10]　余秋雨.文明的碎片[M].北京: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312.

[11]　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286.

[12]　对联入门教程［EB/OL］.汉语在线论坛.http://www.4uup.com/bbs/archiver/?tid-9.html.

[13]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4]　何南林.文明语言的原始本性［EB/OL］.语言文字网.http://www.yywzw.com/nlhe/nlhe-015.htm

[15]　季羡林.汉语文化语用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28.

[16]　陈建先.回归语文教学的本位［EB/OL］.中国素质教育网.http://www.qedu.com.cn/xiaoxue/xxmsfc/2007/4/074914284937_2.html.

[17]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M].上海:中华书局，1954.

[18]　陈波.言意之辩:诠释与评论[J].江海学刊.2005 （3）.

[19]　李庆华.从俗语看中西时间观念［EB/OL］.http://www.linguist.org.cn/doc/uc200608/uc2006081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