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合理性

三、技术的合理性

1.“合理性”概念的解析

“合理性”，这个术语已经有各种的理解和说法，如有“合乎逻辑”、“合乎理智”、“合乎本性”、“合乎人性”、“有根据的”、“有理由的”、“有条理的”、“合乎情理的”等等不同说法。实际上，这些不同说法反映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合理性”所蕴涵的不同意义。

如在古希腊，宇宙被看作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必然的和有秩序的过程，而人的任务即在于认识这个过程的必然性；人之所以能认识宇宙的秩序，就在于人的理性是整个宇宙理性的组成部分，并集中体现了宇宙的理性结构的合理性。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和英国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建立一种同封建制度相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境界，他们将“理性”概念从认识论引申到社会领域，认为凡是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就是合理性。在18世纪中叶，法国启蒙学者F·W·A·伏尔泰提出建立合乎理性原则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理性王国，认为贵族和僧侣的特权一旦废除，社会就将根据理性的原则得到改造。这里的合理性还包含着是存在物之真实性的根据的意思。在现代，M·韦伯提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概念，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视为一种趋向合理化的过程，即以手段支配目的、以工具合理性支配价值合理性的过程。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工业化的产生是理性主义由价值理性为主向工具理性为主的变异的过程和直接结果；工具理性虽可造就经济的飞速发展，却不可避免地带来道德的堕落、价值的衰微、人成为机器的附庸等异化现象，即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是一种“工具的合理性和价值的不合理性”或“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不合理性”。在后现代哲学文化中，R·罗蒂将“合理性”区分为两种意义。一是在较强的意义上，“合理性也就是‘有条理’，就是说，拥有事先制定的成功标准”。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自然科学作为合理性的典范”，但“人文学科就休想有资格成为合理的活动”。二是在较弱的意义上，合理性指的是“某种‘清醒的’、‘合情理的’东西，而不是‘有条理的’东西。它指的是一系列的道德德性：容忍、尊敬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说服而不是压服。”在这种意义上，“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区分与艺术同科学之间的差别就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了”⁽²⁹⁾。

在我们看来，“合理性”是建立在比“理性主义”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理性哲学（philosophy of reason）的基础之上的。尽管人们对理性哲学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作为理性哲学核心内容的四个原则却是人所公认的。“第一个原则是：我们只应该接受建立在经过彻底地、批判地考察的证据和正当的推理之上的真理；第二个原则是：现实是可知的，因为它具有一种理性的因而从理智上说是可理解的结构；第三个原则是强调自我认识的重要性；第四个原则是人类具有在选择手段和目的方面合理地指导自身行为的能力。”⁽³⁰⁾“合理性”这一概念在内涵上，它至少有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一是指事物本身的必然性，亦即事物之“合乎必然性”或“合乎秩序”、“合乎规律性”。众所周知，G·W·F·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二是指理论逻辑上的必然性，即人类对“合乎必然性”或“合乎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即是说，一切事物，当它们在现实的必然性、规律性及其认识的基础上得到肯定的解释时，就被看作是合理的。三是指具备理性的评价原则和评价标准的意思；说某个对象是否合理的，总是相对于一定的评价原则和评价标准而言的；评价原则及其评价标准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合理性，归根到底意味着它们是否具有现实的必然性，亦即评价原则及其标准的合理性是它们对于事物本身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反映。

2.技术合理性的多元性

技术合理性，是合理性在技术中的集中体现。显然，我们应该从多元合理性并存的背景上来看待技术的合理性。按照合理性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技术合理性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类：

一是技术的本体论合理性与认识论合理性。即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技术合理性是指本体合理性，它追求的是关于宇宙万物终极存在与本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的是外在于人的普遍理性的确定性和完满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合理性是指与技术本体合理性相对应的认知合理性，它旨在对真实的世界作纯理念性的认知建构，并予以一般的说明。技术的本体论合理性与认识论合理性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本体论合理性是认识论合理性的前提；另一方面，认识论合理性是对本体论合理性的进一步展开和说明。

二是技术范畴合理性与逻辑合理性。所谓技术范畴的合理性，是指追求技术范畴的清晰、准确性；逻辑合理性，是指逻辑上的连贯与一致。显然，逻辑合理性是以技术范畴合理性为先决条件的，因为任何恰当的逻辑规则都只适用于精确的概念和范畴，而不适用于不精确的概念和范畴。

三是技术的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所谓工具合理性，即是一种被限制于对手段工具而非对目的的领域的理性，它追求知识、追求工具的效率和对各种行动方案的正确抉择。如M·霍克海默所说，工具合理性“本质上关心的是手段和目的、关心为实现那些多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显然自明的目的的手段适用性，但它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³¹⁾。而所谓价值合理性，则是一种涉及目的的领域的理性，它追求目的本身的合理问题。技术的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认识和把握技术合理性的多元性，对于理解技术的合理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启迪人们决不能囿于合理性一元论，用一种合理性去否定或代替另一种合理性。譬如，既不能用认识论的合理性代替本体论的合理性，又不能用工具合理性代替价值合理性。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当技术的目标确定之后，只要技术的方法能够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技术就是具有合理性的。”按照这种观点，技术合理性就是一种工具合理性。其实，包括工具合理性在内的任何一种合理性都不能涵盖技术合理性的全部意义。

3.技术认识模式之本质在于寻求技术合理性

技术认识模式与技术合理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合理地说明技术认识模式必定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同时理性总是力图证明技术的合理性。事实上，技术认识模式之本质正在于寻求和说明技术的合理性。技术认识模式中所述及的许多重要范畴诸如技术问题、技术客体、技术主体、技术行为、技术规则、技术方法、技术目标、技术方案、技术设计、技术实施、技术评估等以及将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逻辑化所形成的技术认识的过程模式，其实质都在于探求和说明技术的合理性。技术认识论之所以跃入技术哲学家的视野，为技术哲学所聚焦，正是由于它不仅关涉到“技术如何可能的”、“技术究竟怎样成为理性的”、“技术进步何以可能的”这样的重大问题，而且在于它构成了人类社会之理智氛围以及技术和社会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