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

阅读材料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

吴国盛

中国科学技术在明代(1368～1644年)继续缓慢地发展，并且出现了四部集传统科学技术之大成的科技名著。但在清代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即使按照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固有的发展模式，其发展速度亦大大减慢，更何况与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相比，老大腐朽的清朝更是一落千丈。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清朝学者，以他们“没落”的心态抗拒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科学，使中国人对近代科学的创建贡献甚微。原有的传统科学技术得不到飞快的发展，对西方新兴的科学又予以抗拒，结果是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世界水平。

1.明末四大科技名著与传统科学技术体系的终结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明代中国科学技术在固有的模式下继续全面发展，并在末期诞生了四大科技名著，它们是李时珍(1518～1593年)的《本草纲目)、徐光启(1562～1633年)的《农政全书》、徐霞客(1586～1641年)的《徐霞客游记》以及宋应星(1587年～?)的《天工开物》。第九章已经介绍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这里只谈后两部著作。

徐霞客出生于江苏江阴县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当时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发达，人们思想开明活跃，徐霞客在应试不第之后决意云游天下，得到母亲支持。自22岁开始直到去世前一年，他游历了江苏、浙江、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西、福建、陕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16省以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徐霞客都注意记录山川地貌、物产风情，因此由他的旅游日记辑成的《徐霞客游记》是一部极为有价值的地理学著作，特别是在对西南各省地貌的考察方面，该书有许多开创性贡献，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称“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

宋应星生活于明清交会之际，江西奉新县人，对生产技术尤有兴趣，47岁时开始编写《天工开物》，三年乃成。全书分上中下三部分共18卷，内容包括农作物栽培、农产品加工、制盐、制铺、陶瓷、冶炼、养蚕、纺织、染色、造纸等诸多部门，是一部关于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故而农书很多，但关于手工业的书很少，自春秋时期的《考工记》以来，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书籍出现，这正是《天工开物》的特殊价值所在。

《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都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是对我国传统科技知识的集大成，但也预示了传统科技体系的终结。明代的中央集权统治达到了极点，思想专制严重地束缚了理论科学的发展。明朝恪守旧历而且严禁民间研究天文，结果导致天文学发展陷于停滞状态;理论数学也随天文学的停滞而不再有重大发展，连宋元时期已取得的杰出成就都未能继承下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与生产有关的技术有广泛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萌芽一再遭到扼杀，不可能出现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和全面飞速发展。

2.清朝社会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

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摧毁了明王朝的统治，清兵乘机入关，建立了清王朝。作为一个以少数民族为统治集团的封建王朝，清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比汉族统治者远为严酷的专制政策，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首先，清兵入关后对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实行大规模破坏，严重摧残了原本十分脆弱的资本主义萌芽。清朝在稳定了局面之后，用了一百多年才赶上明代中期的手工业生产水平，大大延缓了技术发展的速度;其次，清朝因害怕汉族知识分子造反，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实行残酷镇压，一次大案所牵涉到的人不仅有著书人，还有刻书、印书、卖书之人，受牵连的数十人甚或数百人不是杀头就是充军，这种高压政策使得知识分子很少再关注现实问题，而宁可埋头故纸堆，做死学问;第三，因东南沿海反清力量强大，清朝实行海禁，严禁海上通商，这种闭关自守的政策严重阻碍了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科学技术陷于越来越落后的境地。

清朝所维系的一个新的大一统中央政权，虽然保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使得传统科学技术有可能在原有模式下得以发展，但是发展的速度已大大减慢，而且闭关自守的政策使中国人未能及时接受西方愈来愈先进的科学，从而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

3.传教士与西学东渐

西方科学技术最初是通过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们传入中国的。传教士来华目的当然是传教，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首先必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站稳脚跟，必须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传教士很快就发现，注重实用的中国人对西方的科学比对西方的宗教更有兴趣，因此，为了取得信任．他们首先献上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传教士大批来华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他们之中比较有科学知识的因而在华影响也比较大的有1582年来华的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hoeus Ricci，1552～1610年)、1662年来华的德国人汤若望(159l～1666年)、1659年来华的比利时人南怀仁(Rerdinandus Verbiest，1623～l688年)、l613年来华的意大利人艾儒略(Julius Aleni，l582～l649年)等，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数学、地学、物理学和机械学知识。

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6卷，是传教士来中国翻译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编译了《同文算指》，介绍西方的笔算;穆尼阁(Nicolas Smobolenski，1611～1656年，波兰人，1646年来华)引入了对数，中国学生薛凤祚将其所传编成《历学会通》，其中包括对数表和三角函数对数表。

天文学方面，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著述了《浑益通宪图说》、《经天该》和《乾坤体义》，介绍西方当时的天文学理论如日、月蚀原理、七大行星与地球体积的比较等;徐光启在传教士们的协助下按照西方天文学理论重新修订历法，编写了《祟帧历书》，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新法末得实施。清朝时，汤若望将新法献给顺治皇帝，得以颁行，后南怀仁继续主持皇家天文历法工作，补造了6种天文仪器:天体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纬仪、地平经仪、纪限仪。

地学方面，利玛窦来华时给中国带来了第一张世界地图，该图后来多次修订和重印，诸版本中以《坤舆万国全国》最为著名，西方的经纬度制图法、大地的球状理论、五大洋、气候五带等就是这时传入中国的。当时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人们不相信地球是一个球体，不相信中国之外的世界如此之大。利玛窦之后也有不少传教士将西方的地学知识进一步介绍给中国人。

物理学方面，汤若望作《远镜说》，介绍了望远镜的制造、用途和原理，以及有关的几何光学知识;邓玉函(Joannes Terrnenz，1576～l630年，瑞士人，1621年来华)与王徵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讲述了静力学的基本原理，描述了各种机械的静力学原理。此外，汤若望还将西方的火器制造技术介绍给了中国朝廷。

顺治和康熙两朝(1644～1722年)对传教士比较信任，西学大量传入。康熙四十七至五十七(1708～1718年)年间，由传教士领导在全国开展地图测绘工作，并绘制成了《皇舆全图》，此图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地图。传教士们将中国地图带回欧洲，使欧洲人对亚洲有了新认识。在康熙本人的支持下，传教士张诚(1654～1707年，法国人，1687年来华)和白晋(1656～1730年，法国人，1687年来华)和中国学者梅瑴成主持编写了《数理精蕴》，这是一部介绍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但雍正(1723年)以后，当局开始对传教士不满，西学传入受阻，1773年，因罗马教皇解散传教士们所属的耶稣会，西学东渐工作中止。

传教士带来的西洋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并没有生根发芽，只是在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时才得以传播，如修订精确的历法、对全国版图进行测绘，再如制造先进的军用火器以及宫廷中供观赏和摆设的自鸣钟等机械玩具。对我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体系整体上没有什么触动，有时甚至遭到严厉的抵制。如杨光先对汤若望主持的新历法强烈地反对，理由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只有历法和算学有个别例外，历学家王锡阐(1628～1682年)和算学家梅文鼎(1633～1721年)注意吸取西学的长处，在历、算两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间普遍的心态是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他们或者认为西学在我国古已有之，只是后来失传，或者认为中学西学不分高下，或者认为西学还不如中学，或者认为西学实际上源于中学。包括徐光启、李之藻、梅文鼎这些接受西学比较积极的科学家都不能例外。

4.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及其原因

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是与欧洲科学技术的先进相比较而言的，由于中国与欧洲长时期处在相互隔绝状态，各自独立地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从而形成了各自的科学技术传统。但不同的传统之间是可比较的，如果不可比较，就谈不上先进与落后，谈不上中国在中世纪的遥遥领先和在近现代的落后。

落后并不意味着没有发展，它只意味着相比较的双方在发展速度上有快有慢。清朝在传统科学技术模式下仍有一些发展，只是速度较慢。与之相反，欧洲诞生了近代科学，这一新兴的科学传统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它与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相互适应，使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达到了一个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降。于是，两相比较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显得十分落后。

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原因可以分解为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不能在清代励精图治，达到更快的发展速度?第二，为什么欧洲新兴的近代科学能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发展?第三，为什么中国不能在清朝也诞生一个类似的近代科学?

假如中国科学技术能沿着自己的轨迹以自身传统的方式进一步加速发展，那么即使西方同时在大踏步前进．中国也决不至于大幅度落后。可事实是，整个清代，中国传统的科技不仅没有加速发展，相反，其发展速度比中国科技的黄金时代宋代低得多。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应该从传统科学技术体系内部找原因，其次应该注意清朝特定的社会条件即科学技术发展的外部条件，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前者具有决定性。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它极强的实用性，在封建社会中表现为直接满足封建王朝各方面的需要。由于它的极端实用性，一旦现实不提出直接的要求，它就没有了发展的动力，这一点与希腊人所开创的科学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希腊人不讲实用，为理论而理论，这就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的空间。希腊人的数学和自然哲学时隔一千多年后仍然能推动欧洲科学的发展，充分显示出理论的力量，而实用性科学眼光不够远大，为自己设定的发展空间是极小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科技直接服务于封建社会的需要，封建社会结构本身就为它设定了一个发展的极限，过了这个极限，除非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实用型科技就只有停滞不前。而不幸的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延续了两千多年，中国实用型科学技术体系实际上在宋元时期(10到14世纪)就达到了其高峰也就是达到了它的极限，此后在封建社会结构的约束下不再可能有太大的突破与发展，明朝和清朝发展的明显变慢就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要想在清代突飞猛进，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根本上改变实用性特征，或者改造社会结构，使其为科学技术开辟发展空间。但是这两条道路在当时都是行不通的。科学传统是整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要想彻底改变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巨大的历史变革(像中国近代史上多次残酷的流血战争)，大的改变也是不可能的。正如李约瑟所说，中国科学“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水平，因此作为这一光辉传统的继承者的清朝学者们，根本不可能设想对自己传统的改革和突破，相反表现得最突出的倒是天朝大国的优越感。

至于改造社会结构更是不可能，反动的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实行极端严厉的控制，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扼杀思想自由。直到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改造社会结构的外部力量出现，以及无数仁人志士普遍意识到中国社会必须变革的时候，打破封建制度的时机才真正出现，才真正有可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道路，但这时中国的科学已经大大落后了。

为什么欧洲诞生的近代科学能如此富有活力、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呢?这个问题也是本书余下的部分所要着力探讨的，但可以简单地概括出如下几个原因:首先，近代科学的兴起是与欧洲资本主义的成长相伴随的，资本主义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正好是一种滚雪球式的加速过程;其次，近代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数学化的科学遗产，使自然知识的追求在一个无限广阔的数学空间中进行;再次，近代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密切结合，相互加速，科学与技术相互促进;最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民主制度以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科学研究自由，解放了知识分子受约束的创造力，为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人们一般把“为什么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问题等同于“为什么中国没能产生出近代欧洲所产生的那个科学”，这个等同不是特别适当，因为这两个问题并不完全一样，首先“中国没产生出近代科学”并不意味着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必然落后。其次，“为什么历史是这样(出现速度变慢现象)”的问题与“为什么历史不是这样(未出现近代科学)”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问题．前者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积极的解答，而后者只能找到消极的解答。例如对后者的一般回答是，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因为中国不具备欧洲产生近代科学的所有决定性条件。例如，中国缺乏足够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因为封建传统过于雄厚;中国缺乏希腊式的数理自然观，知识界流行的是有机自然观:中国的理论科学(自然哲学)与应用科学(技术)缺乏密切的联系，士大夫阶层与工匠阶层有一道很难跨越的鸿沟等等。但前一问题是一个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对它的回答是:由于中国科学的发展速度变侵，西方发展变快，所以中国落后了。为什么中国科学在近代发展变慢了呢?答案是:因为其依附于封建社会结构的实用性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