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科学本土化探索及其局限
关于科学的本土化或称科学的中国化，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过程。关于中国科学的本土化究竟从何时开始又在何时完成，学术界很少有人去认真思索。而这一问题应是中国科技发展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中国近代结束了仅仅以科学知识引进为主的阶段之后，在科学技术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下，这一过程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说，中国科学本土化受着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已经开始，与当时中国科学界是否在主观上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开始主动探索，则是两回事。而后者正是我们要探讨的。
20—30年代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也是中国科学本土化开始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科学界已经强烈感受到如何使西方科技在中国真正发展并生根的困惑，并提出了科学本土化这一重要课题。1926年创刊的《自然界》发刊词中集中地表达了这种困惑：
西洋科学的输入中国，大约有三百多年了。……等到国内少数的先觉，感到科学的重要，凭借政治上的势力，遣派留学，译印书籍，这还不过是五六十年前的事。到了最近三十年中，国内的知识阶级，几乎没有一个不承认科学的价值。优秀的青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在国内外学校里攻究科学的，成千累万；翻译出版的书籍，风行一时，已成为市场上的商品照。这样看来，将来中国科学的发达，一日千里，殆非吾人意想所能及。不过从别方面看来，总觉着这种科学，仍然是西洋的，不是我们中国的。好像一枝荷兰瞿麦（carnation），栽在中国式的花园里，总显出他是舶来品，不是土产。”
这种困惑产生的原因，就是如何解决“西洋的科学”与中国的科学之间的关系。该文紧接着说：
我们也知道“科学是世界的”，西洋的科学，就是中国的科学，本来没有什么国界的区别。不过我们国民，若对于科学一点没有贡献，又不能把科学来应用于日常生活上，大多数的国民，还是沉溺在非科学的迷梦中，没有一点科学知识，请问这科学和我们国民有什么相干？科学既然和我们国民没有什么相干，那么这个世界的科学，当然只可以认作西洋的科学，不是中国的科学。(88)
正因如此，中国的科学发展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课题，那就是“要把西洋的科学变成中国的科学”，也就是要实现“科学的中国化”或叫“科学的本土化”。可以说，当时中国的科学界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并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他们认为要完成这一项重要的工作，必须具备以下三个重要条件：
第一、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本国的文字语言为适切的说明；第二、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来说明他；第三、还须回转来用科学的理论和事实，来说明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这种工作，我们替他立一个名称，谓之“科学的中国化”。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变成中国的佛教，这工作称为“佛教的中国化”。科学的中国化，也是这样的意思。(89)
有关科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这是中国科学界20年代开始认识并且实施的一项推进中国科学发展并在中国生根的重要工作。概括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科学界为了实现科学中国化，进行了如下重要探索：
首先，“科学的国语化”的探索。时人认识到科学中国化的第一条件是要“在文字语言上”，“从考订名词术语着手”。“如果科学上的名词术语，不能用本国文字语言为正确的表示，那么科学决不会有进步的。”(90)中央大学地理系张其昀教授还因此提出“民族之科学化”和“科学之国语化”的口号。他认为只有“有了国语的科学或科学的国语，才可用以传播科学知识，使其普及于民间。”(91)中央大学化学教授张江树更是对于科学的中国化运动树立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他说：
今日中国之所谓科学，均来自欧美，……故流行之科学书籍，以各国原文本及中文译本，为占多数；国人自编之中文科学书籍，既不为学者所重视，亦且寥寥可数。今之学校，大学无论矣，即中学教本，亦喜用原文，……其果，某科某科其名，外国文阅读其实；科学训练谈不到，字典式之知识，亦模糊不清。……故今日不欲改良科学教育则已，如欲改良科学教育，非先请国人，用中国文字，中国体裁，编辑合乎中国社会情形之各种科学书籍不可。(92)
翁文灏还专门写了论科学名词的译名的文章，认为科学名词译名的取舍有两大原则，这就是“从先”和“从众”。(93)科学名词审查工作虽然最早开始于1915年的博医会医学名词委员会召开的医学名词审查会，但更广泛深入的工作是20年代科学名词审查会做的。科学名词审查是一项科学中国化的基础性的学科建设工作，是中国科学史上第一个科学界的共同行动纲领，为科学名词的统一和标准化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除出版了科学名词的审定本和审查本外，还出版了一系列的科学名词词典，促进了近代科学中国化事业的发展。
其次，在科学著作的翻译和撰写中，开始注意到不仅“要用本国的文字语言”，更要“用我国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来说明科学的理论和事实”，同时“用科学的理论和事实来说明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若科学上的说明和国民的环境不能适应，就容易产生出许多误会和隔膜。”因此，翻译外国的科学著作时，必须要用本国的事例来加以说明，不能连外国的事例也照搬了，否则会使中国的学生产生隔膜而难以理解。(94)他们深刻地指出，“美国翻译德国的教科书，凡书中所举例证内德国的事物，多改换了美国的事物；译外国教科书，当然应如是”。(95)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本国的事物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和把握。《自然界》等一批科学杂志正是致力于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
科学中国化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科学教科书的中国化。1931年4月，蔡元培在大东书局作了《国化教科书问题》的演讲，指出采用外国教科书是文化落伍国家接受现代知识所“不得已的过渡办法”。(96)因此，他极力提倡大学教科书的中国化，即由中国人自己来编写出版大学教科书。早在1924年，中基会成立以后，就建立了编译委员会，着手编译科学书籍和教材。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聘请蔡元培领衔，邀集国内各大学及研究所的学者共56人，组成《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拟定选题，推荐著译者，征求书稿。自1933年起，陆续出版300余种，分文理、政法、农工商、医学、教育等类，各院各科大体齐备。著作人均为大学教授及学有所长的专家，有较高的学术质量。这奠定了民国时期中国学者自编大学教科书的基础。(97)
再次，寻求中国特色的国家科研体制和科学教育体制，也是探索科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从20—30年代，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中国初步形成了英国皇家学会型，即民间分散型的科研体制。但这种体制由于没有借助政府的力量，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发育成长。经过多年探索，1928年，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并形成了较完备的组织管理制度、学术评议和奖励制度及人才教育和培养制度。它在“实行科学研究”及“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等方面的业绩，表明有中国特色的、官办集中型的国家科学体制的确立。与此同时，科技教育的体制也随着1922年新学制及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一系列规定，走上了既适合时代发展，与国际接轨，又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那么，对于我们所要更深入研究的是，在20—30年代这一中国科技发展最迅速的时期，经过努力的科学本土化事业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究竟有没有完成呢？
我们知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之前，倡导者们极力引进西方科学，通常被称为中西科学间的融通，而实际上这种融通并不存在，准确地说只是西方科学的移译和介绍。20年代以后，科学本土化的努力虽已开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样远未完成。
根据笔者的研究分析，关于科学的本土化还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一个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反映在当时科学技术书籍和教材上。尽管早在20年代，一些力图实现科学本土化的科学家们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但多年以来，各类科技书籍和教材仍然是简单移译、生搬硬套的多，根据中国实际创作的少，有些学校的教材更是直接采用外文原版书，虽有利于学习外文，但对中国的科学本土化却极为不利。如前所述，中基会在1924年成立以后，就成立编译委员会，力图改良旧有的“字典式”教材的毛病，翻译一批科学书籍和教材。然而，教育界对其翻译工作仍颇有微词，认为取材多不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张江树就如此批评道：
译本初似较原本为胜，且欧美科学先进诸国，尚不免借重译本，以补其本国科学书籍之不足，在科学落后之中国，当然有提倡鼓励的必要，理由未尝不充足。惟译书非易事，今之科学译本，非文字少简明，即意义多脱误，欲求一译笔忠实，文字.达者，十不得一二；况原本之价值如何，其取材是否合于中国社会之情形，犹难言也。(98)
即使是这些寥寥可数的中文译本，也不见得为学界所重视。30年代，大学甚至高中均喜用外文教本，程度较高者更用外国语讲课。1931年，蔡元培曾痛心地指出，各高校科学教育大多使用外文原版书，所举证明学理的实例都取材于国外，用来教中国学生，不仅“隔膜惝恍”，而且学生“将来出而应世，也不能充分应用。”(99)1933年，任鸿隽曾完成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社资助课题《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100)调查的统计见表7.11：
表7.11 1933年中学及大学一年级理科中英文教科书调查统计对比表
资料来源：任鸿隽：《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载《独立评论》第61号1933年7月第5～10页。
由表7.11可见，当时大学一年级的理科教材90%以上使用外国教材，大学一年级之物理、化学、生物、算学等几乎完全采用外国教本。国内之高级中学除生物学一科外，科学教科书采用英文课本者皆在60%以上。其结论是：“我们这十几年来，尽管大吹大擂的提倡科学，而学校里面这一点最小程度的科学教育工具，还不曾有相当的努力。”其结果“不特阻碍学生之学习科学，而且防害其充实国语之机会。”(101)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从1933年才刚刚开始出版，而且整个时间拉得很长，其中也仍以译作为主。笔者曾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在1911—1949年我国出版的大约7725种科学书籍（包括自然科学和医药卫生）中，50%以上是翻译出版的书，而其余国人自行编撰的书则大多属于介绍性质，真正根据中国实际事例自撰的科学著作很少。(102)（具体见表7.12）
④此处的算学包括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法与解释几何。
表7.12 民国时期出版的自然科学类著作自编与翻译情况对比统计表
本表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一书材料编制。
与此同时，学校教学“纸上谈兵”，不注重实际，而且“好高骛远”者众，时人曾说：“高中科学教科书，采用大学课本者竟达50%以上，侥幸求进，功利心切，如学生有基本原理尚未明了，即习专门应用课程者。其做实验也，大都莫明其然，漫不经心，一若敷衍公事，草草塞责而已。甚至有实验未做，而报告已写成。标本未看，而图表已画出。教学之情形如此，实与科学精神之养成背道而驰。”(103)可见，这种状况与科学本土化无疑相去甚远。
同时，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学科发展结构呈现出畸形的状态，20年代开始以后的第一代科学研究者在地质学和生物学两学科上成绩尤为突出，本土化完成得最好的也是这两个学科。从表7-11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生物学类出版的书籍中，自编数大大超过了翻译数，占全部该学科出版书籍总数的近64%。由于特殊原因，为了考察地质、发展矿务及农业的需要，使得这两个学科调查研究的对象多取自中国本土，又在本土研究，因而这两个学科具有更强烈的“本土化精神”和条件，本土化也就做得相对较好。(104)而其他学科的发展并不理想，理论科学始终不发达，工程技术科学更是滞后。前面所列大量的科学研究成果，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量的是科学家们在国外求学和研究时期所取得的成果，真正利用国内的条件、根据国内的情况进行的研究很少，而科学技术及其研究成果在中国实际中的运用更是有限。这一切说明，从总体上看，在20—30年代的中国，近代科学仍然主要属于翻译和介绍的科学，还远不是本土化的科学。
【注释】
(1)美国汉学著作中将“科玄论战”与“科学主义”列为专章讨论的有：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译本）；D.W.Y.Kwok，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译本）；Charlotte Furth，Ting Wen-chiang：Science and China摧s New Cul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译本）；此外，林毓生于80年代写有两篇专文《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含义——对民国十二年“科学与玄学”论争的省察》和《近代中西文化接触之史的含义——以“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为例》，均收入其《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出版；近年较详尽的研究有汪晖《从文化论战到科玄论战——科玄谱系的现代分化与东西文化问题》、《科学世界观的分化与现代性的纲领——张君劢与“人生观论战”的再研究》，分别载《学人》第9、11辑；叶其忠《从张君劢和丁文江两人和枙人生观枛一文看1923年“科玄论战”的爆发与扩展》、《1923年“科玄论战”：评价之评价》，分别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26期；杨国荣《科学的形上之维——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Raymond Aron，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Boston：Beacon Press，1962。
(3)徐文华：《科学哲学新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96～102页。
(4)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5)T.S.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页。
(6)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普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科学技术团体》（增补），上海科普出版社1995年版。此处所说科学团体主要指各类科学学会和协会，不包括后来成立的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各种科学研究机构。
(7)中国科学社应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它成立于1914年，但因其早期主要的活动是在美国，直至1919年才正式迁往国内，它在国内的主要活动也正是从此时开始的，而且它在20—30年代的作用非同一般。因此，它自然包括在我们的论述范围之内。
(8)陈遵妫：《中国天文学会》，见《科学大众》第4卷第6期，1948年9月。
(9)《中国地质学会志》第8卷第1期第11页，1929年版。
(10)《中国地质学会志》第2卷第1—2合刊第23页，1923年版。
(11)《科学大众》第4卷第6期，1948年9月。
(12)陈遵妫：《中国天文学会》见《科学大众》第4卷第6期，1948年9月。
(13)到会人数有三个不同的记载：《南宁民国日报》公布的签到人数为347人；刘咸《中国科学社第二十次年会记》为346人（其中外国会员13人），包括代表夫人在内；《广西一览》专载为321人。笔者在此采用《广西一览》的统计数字。
(14)《科学》第19卷第10期，第1638页。
(15)《科学团体举行联合年会的意义》《科学》第19卷第7期社论，1935年7月。
(16)以下关于科学研究的进展及取得的科研成果，除已注明的以外，主要依据董光璧主编的《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梁成瑞、何艾生著的《中国民国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7)《中国地质学学会会志》第2卷第1—2期，1923年版。
(18)《中国地质学学会会志》第2卷第3—4期，1923年版。
(19)《地质汇报》第12号1932年。
(20)以下关于传统形式逻辑的普及和数理逻辑在中国传播情况主要参见周云之：《五四运动与西方逻辑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见《五四精神的解咒与重建》，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
(21)此法后来曾于1941年、1943年、1947年先后刊登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及物理杂志》上，我国于50年代起先后将此法收入“计算方法”和“数学手册”内。
(22)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4－5页。
(23)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24)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25)任鸿隽：《枙科学枛三十五年的回顾》，《自然科学》1951年第1期；刘咸：《我前后的几任枙科学枛主编》，《科学》1985年第1期。
(26)刘咸主编：《中国科学二十年》，中国科学社1937年版，第4页。
(27)为了这次募集活动，科学社特地请了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和范源濂先生写了《为科学社征集基金启》和《为中国科学社敬告热心公益诸君》两文，以壮声势。到1922年7月止，共募集到：（1）普通基金：中银11380元，又公债票1015，美金1693元，英镑155镑。（2）建筑金：中银1000元。（3）永久社员基金：中银2375元，美金175元，又公债50元，英镑24镑。详见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第9～10页。
(28)《中国科学社概况》上海明复图书馆、南京生物馆开幕纪念刊物，中国科学社1931年版，第2页。
(29)《中国科学社概况》上海明复图书馆、南京生物馆开幕纪念刊物，中国科学社1931年版，第2页。
(30)任鸿隽：《泛太平洋学术会议的回顾》，《科学》1927年第4期。
(31)樊洪业：《“研究院”东渐考》，《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4期。
(32)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42页。
(33)《科学》第3卷第12～13页。
(34)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5页。
(35)关于中央研究院的筹建情况，可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1928年）。另可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载《中国科技史料》第9卷第2期。
(36)见《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页。
(37)见《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269页。
(38)朱家骅：《国立中央研究院简况》见《革命文献》第59辑，第219页。
(39)《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见《中央研究院主要法规辑录》《中国科技史料》第9卷第4期，1988年
(40)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概况》见《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第272～276页。
(41)评议会一时未能成立的原因，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一者由于中研院本身工作还刚刚开展，一时难以成立评议会；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当时国内除了地质、生物两学科有较大成就外，其他学科的研究还很贫乏，难以选出合适的评议员；再加上中研院自身的各研究所都还没有全面建立，成立评议会之议的行动就拖了下来。
(42)《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条例》（1935年5月27日公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三九三——1568。
(43)《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条例》（1935年5月27日公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三九三——1568。
(44)胡适：《丁在君这个人》《独立评论》第188号。
(45)朱家骅：《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见《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58页。
(46)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概况》.见《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页。
(47)后来，中国科学体制虽然还有重要的发展，最典型的就是1948年形成了院士会议制度，院士会议负责制订国家学术方针，这使国家科学方针进一步走上政策化、制度化的轨道。而这种新制度的产生正是在中研院评议会制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48)详见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131页。
(49)早在1915年4月，湖南教育会就提出了一项《改革学校系统案》，对整齐划一的学制提出了质疑，对义务教育和人才教育的区别提出了新的主张，认为不能一刀切，既要切实推行义务教育，以提高全体国民的普遍素质；又要尽力发展人才教育，以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需要（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第54～60页）。新文化运动以后，学制改革的讨论进一步发展，内容也更加具体深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1919年顾树森的《对于改革现行学制之意见》和1920年朱叔源的《改良现行学制之意见》（顾文载《教育杂志》第12卷第9号.1919年；朱文载《中华教育界》第10卷第3期，1920年），他们对壬子－癸丑学制的主要批评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现行学制过于划一，不利于教育发展；二是现行学制仿效日本，不合世界趋势和中国国情；三是学校各阶段间学科衔接不科学，段与段间用不正规的预科来填补，不如美英等国由小学接中学，由中学接大学来得顺.；四是现行学制正系多旁系少，职业教育尤为不足，以致使整个学制既脱离社会现实，又落后于社会需要，从而降低了国家教育的成效。1920年，舒新城、夏丐尊等在湖南一师，打破年级界限，实行“选科制”与“能力分组制”实践；同年秋，南京高师推行选科制与学分制；1921年，江苏省立一中实行全面选科制；高等学校中，蔡元培更是在1917年就率先发起在北京大学进行改革。这一切都直接地推动了学制改革的实现。
(50)《1922年新学制——壬戌学制》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06页。
(51)《1922年新学制——壬戌学制》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第807页。
(52)《1922年新学制——壬戌学制》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第806页。
(53)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
(54)《蔡元培全集》第六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77年版。
(55)《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77年版。
(56)《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77年版。
(57)见《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58)《大学院公报》第一卷第一期，1928年1月。
(59)《大学院组织缘起》（1927年9月，本件为某文按语的底稿，作者不详）.见《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31页。
(60)《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61)《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62)见吴相湘：《前言》民国史资料丛刊：《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始末记》（1930年）（台）传记文学出版社。
(63)《大学院公报》发刊词.见《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64)如1928年8月，经亨颐等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提请设立教育部案，认为大学院制有很多弊端：（一）官制不统一。培养人才与支配人才合为同一机关不可，学校专为培养人才的机关，教育行政机关与国民政府则有支配人才之职权和义务。（二）大学院制其精神为人才集中，程度提高，但与普及教育本旨不合。（三）学术与教育是两项事，大学非教育，教育行政机关不是专管学术。（四）大学院制本是试行，据目前事实试验之结果，可谓专注重学术，忽视教育。在同样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郭春涛、刘守中等也提议撤销大学院改设教育部案，称：（一）学术与教育原为两事，而大学院则不能包括全部教育，教育行政机关亦非专管学术。且以小学迁就大学，初小教育基础落空。（二）设立大学院之意原在实行大学区制，但各省试行大学区者，仅江、浙二处，其他各省仍施行教育厅制，迄未更易。（以上均见《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6～48页）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及教育行政机关的设置规律而言，以上这些批评无疑也是有道理的。
(65)《革命文献》第五十四辑.第275～276页。
(66)《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3页。
(67)《大学研究院统计表》（1936年）.见《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 教育（一）第1385页。
(68)转引自：《剑桥民国史》（第2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3页。
(69)《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1—6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70)《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一次报告》1926年版，第3页，转引自杨翠华等主编：《近代中国科技史论集》（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13页。
(71)转引自杨翠华等主编：《近代中国科技史论集》，中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清华大学新竹历史研究所联合出版，1991年版，第314页。
(72)见《中基会与民国的科学教育》.杨翠华等编：《近代中国科技史论集》第322～325页。
(73)《教育部公报》.第1年第5期。
(74)《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第17页。
(75)转引自：《剑桥民国史》（第2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页.
(76)据《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团体》及《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团体（增补）》.上海科普出版社。
(77)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第10页，表1。
(78)以上材料见自李佩珊：《评价一本美国学者撰写的中国现代化学史——兼论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11期。
(79)James Reardon-Anderson，The Study of Change：Chemistry in China，1840—1949，Cambridge/New York/Port Chester/Melbourne/Sydne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转引自同上李佩珊文。
(80)魏学仁：《一年来中国科学教育进展之回顾》载《科学教育》第2卷第1期，金陵大学理学院出版1935年3月。
(81)顾毓琇：《中国工程教育的前途》载《教育》第25卷第10号，1935年6月8日。
(82)《交通大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
(83)北京大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一时较为落后，有其历史原因。一方面，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北大在人文科学方面一直保持着领袖地位，但在自然科学上却显得逊色；北大过分弥漫着政治气氛，对科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后在1929年前后北平大学区的纷争中，北大又处于漩涡的中心，人事变动太频，教学科研难以正常开展，自1927—1930年曾四换校长（其中一任蔡元培未就），缺乏好的校长和教授，校务工作又缺乏连续性，直至1930年12月蒋梦鳞出任校长后，开始按美国大学的模式，对北大的教学和研究制度进行了改造，推行“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北大局面才相对稳定，理科教师队伍进行了彻底的整顿，教授全部重新聘请，1931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32年设立研究院，到1935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成立时，约五分之一的评议员是这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教授，其科学研究的方针状况可见一斑。相对而言，清华大学科学研究发展得较早，该校成立之时条件就相对较好，经费充裕，实验设备充实且先进，图书资料丰富齐全；同时，学校罗致了一些有学术声望的教师，多数教师是初从国外回来，学有所成，学术研究空气浓厚，其中理学院某些项目的研究达到了当时国内先进水平，有些还为国外学术界所注意。熊庆来、吴有训、赵忠尧、李继侗、袁复礼等都是成果卓著的知名学者。该院创办的学术刊物《理科报告》（英文）是我国科学界对外学术交流的主要杂志之一，在国外颇受好评。清华的算学、物理、化学等系，被认为是当时国内这几个方面的学术研究中心之一。（以上参见徐明华：《民国时期大学的科学教育体制与科学研究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第1期）。
(84)［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辑：《革命文献》第56辑第174页。
(85)魏学仁：《一年来中国科学教育进展之回顾》载《科学教育》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
(86)如一个周学时算一个学分的话，初中自然科学五门课总学分即为60个学分，分别是物理、化学各7个学分，动物、植物各4个学分，数学28个学分；高中自然科学四门课总学分为55个学分，分别是物理12个学分，化学13个学分，生物10个学分，数学20个学分。
(87)《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131页。
(88)《发刊旨趣》《自然界》创刊号，1926年1月。
(89)《发刊旨趣》《自然界》创刊号，1926年1月。
(90)《发刊旨趣》《自然界》创刊号，1926年1月。
(91)张其昀：《“科学”与“科学化”》《科学的中国》第1卷第1期，1933年。
(92)转引自张其昀：《“科学”与“科学化”》《科学的中国》第1卷第1期，1933年。
(93)转引自张其昀：《“科学”与“科学化”》《科学的中国》第1卷第1期，1933年。
(94)《自然界》“发刊词”中还举例说：“例如美国教科书中讲空气一节，关于室内换气的设备，都讲得很详细；这都是就砖石水泥建筑数层或数十层的大厦而言。它的门窗都是密不通风的，换气的设备费很大。我们国内，除了几个大都会以外，哪里有这样的建筑和设备呢？我们的瓦屋砖墙，纸窗板壁，空气处处流通，当然无须这样的设备。我们若只把洋房内的设备讲给学生听，他们就以为房屋内都应该有这样的设备，没有这设备的房屋，就要烦闷死了。又如我国民以乳腐、霉菜梗等经过发酵的植物性食品下饭的很多；价值很廉，营养价值却很大，旨味既佳，消化又易，能促进食欲。西洋虽习用酸牛酪，但对于发酵的植物性食品，向无经验，故此等有益细菌不加注意。我国学校中讲授细菌，只把病源细菌讲得淋漓尽致，不曾把有益细菌分别说明。容易使学生把一切细菌都认做病源细菌。”
(95)《发刊旨趣》《自然界》第一卷第一号，1926年1月。
(96)蔡元培：《国化教科书问题》《申报》1931年4月27日。
(97)参见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1页。
(98)张江树：《中国科学教育之病源》《国风半月刊》第2卷第1期，1933年1月，第21页。
(99)蔡元培：《国化教科书问题》.《申报》，1931年4月27日。
(100)该文刊登在《独立评论》第61号，1933年7月，第5～10页。任鸿隽1933年做这一调查的目的“是要知道目下大学一年级和高中二三年级（等于从前的大学预科）理科中，究竟有若干科目用中国课本讲授”。他调查的方法是对全国公私立大学办理已颇具规模之理学院30处，以及全国立案的高中200处发出问卷，得到回音的前者有20处，后者有109处。
(101)任鸿隽：《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载《独立评论》第61号1933年7月第5～10页；也可参见戴安邦：《今后中国科学教育应注意之数点及问题》《科学教育》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
(102)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该书出版说明中说：“这部书收录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图书，并补充了其他一些图书馆的藏书，基本上反映了这个时期出版中文图书的面貌。”又说本书采取了“有书即录的方针”。可见，该书辑录的内容是比较全面的。此处统计的7725种图书包括自然科学类3866种，医药卫生类3859种。
(103)戴安邦：《今后中国科学教育应注意之数点及问题》载金陵大学理学院出版：《科学教育》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第11页。
(104)关于生物学科的所谓“本土化精神”，可参见张之杰：《民国十一年至三十八年的生物学》（台湾）《科学月刊》1981年第12期，第19页。关于这一时期在所有科学学科中，地质和生物学为什么发展得特别快，学术界还有不同的分析。如顾昕认为：“由于中国唯科学主义中的经验主义以及对归纳法的崇拜，使得中国科学在结构上呈现畸形，理论科学始终不发达，中国第一批科学的成绩偏重于地质学和生物学，而在数理科学中无甚成绩”。（此讲“数理科学无甚成绩”似有片面——引者注）顾昕还引用了夏绿蒂·弗思的话：“西方科学的第一代中国学生一般都受到经验主义学科和历史学科的吸引：医学、生物学、考古学。他们成为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相对较少。十九世纪的博物史科学中的实践以及对如何进行那种实践的说明，都立即为中国人所接受。中国人的祖先曾把历史学的研究看作一切理性探讨的样板；他们不习惯于在科学的理论概念同一般的推理思维之间进行区分。”（夏绿蒂·弗思：《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以上见顾昕：《唯科学主义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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