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习惯的变化

3.民俗习惯的变化

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积习的影响，到近代中国仍然存在大量标志落后愚昧的旧俗陋习，比如妇女“瞒胸”、缠足、穿耳；男人吸食鸦片大烟、蓄留长发；民众不讲卫生，食衣不洁。这一切都损害中国人的生命和身心健康，戕害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是缺乏科学的表现。近代科技文化发展起来后，这些落后的风俗习惯自然也受到冲击。

破除旧俗陋习，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是在广大思想家运用科学观点进行社会启蒙中开始的。科学正是近代中国人用以改造旧俗陋习的武器。广大有识之士无不运用科学的观点揭示吸食鸦片、女子缠足等违背科学，伤天害理，又不利于身心健康。早在1889年，梁启超就撰文批判封建礼教及其束缚下，女智不开的状况。认为女子缠足、束胸等“戕其肢体，蘼其耳目，黜其智慧，绝其学业，闺闼禁锢，例俗束缚，惰为游民，顽若土番。”⁽⁴³⁾要求广开女学、启发女智。严复则认为中国“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此二者严重不符合科学，以致“种之以弱，国之以贫，兵之以窳，胥于此焉阶之厉”，因而呼吁破除旧俗，倡导科学知识，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谭嗣同更猛烈批判封建习俗，认为女子穿耳、缠足是残毁肢体；升降脆拜，繁文缛节乃是“日糜其有用之精力，有限之光阴，以从事无谓之虚礼”，实是空耗生命。⁽⁴⁴⁾康有为认为：“中国裹足之风千年矣，折骨伤筋，害人生理，谬俗流传，固闭已甚。”⁽⁴⁵⁾1898年8月13日，康有为上奏《请禁妇女裹足折》，认为女子裹足不仅不利于健康，而且不能劳动，且伤国体，要求下诏严禁，已裹者一律宽解，违者科罚。9月5日，他又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辫发长垂，既不卫生，又不利于机器生产，不便于执枪跨马，建议皇上带头断发易服，并诏告天下，“与欧美同俗”。

广大有识之士不仅倡导而且亲自组织了多种风俗改良团体，他们普遍认为对于这种社会不良风气，必须合群体之力立会以戒。1897年，著名的上海不缠足会在梁启超、龙泽厚、赖振寰和张寿波等人的努力下成立，其宗旨在于根除缠足陋习。不缠足会广招会员，影响很大。据不完全统计，属上海不缠足总会系统的会员达30余万人，并且引起各地响应。此后，湖南、湖北、福建、澳门等地亦纷纷成立“不缠足会”。各地还出版了各种报刊加以宣传，如1905年武昌创办的《不缠足画报》，既有通俗的图解，并附浅近的文字说明。又如1907年上海创办了《天足会报》，以“劝导不缠足与谋利异，故以价贱广行为目的。”⁽⁴⁶⁾这些都反映了风气的变化。

近代戒烟会则首推郑观应、郑孝胥等于1898年在上海成立的戒烟会，其宗旨即广劝戒烟，以清毒害，强健国民体魄。⁽⁴⁷⁾同时，桂林、广州、澳门、杭州、嘉兴、长州、太原、武宁、广丰、瑞州等地及横滨华人中都设有戒烟会。由于广大有识之士的宣传和亲自组织，加上禁鸦片与禁缠足一样，都是清廷赞成的事，因而各地戒烟会发展很快。如横滨戒烟会不仅在大同学校设立总会，还在广东省城兴隆太街公善堂、双门底下街知新书局、香港华字报潘主笔房、澳门大并头知新报、上海大马路泥城挢大同译书局、广西壮族自治州城圣学会等处设立分会。各地戒烟会还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保证戒烟之成效。如对外界采取集会、演说和撰文以揭示吸烟之害处；对会员内部，则制定了严格的戒烟规章，谁若违章，即予以除名，永远不齿，而且公布于报章，鸣鼓而攻。并要求务会员约束子弟家人，广劝亲友。因而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针对国民不讲卫生，衣食不洁的状况，广大有识之士更是通过各种途径宣传近代医学卫生知识，予以改造。1897年，为了根除国民不讲卫生的旧习，以强国保种，延伸民族生命，吴仲弢、龙泽厚、梁启超等成立了医学善会。梁启超在《医学善会序》中指出：“以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而“保种之道”只有“兴学以保存其心灵，即保健身体，强健体魄。”他希望与一般读中西医学有所心得之贤士大夫，“一心群策而广仁心仁术于天下。”医学善会成立后，还拟立医院，精选才高之士，研究医学，培养人才。设立医院，广施救济帮助病患，并拟刊医报，传播中西医学。”⁽⁴⁸⁾虽然今日已无资料显示医学善会之活动或影响，但其重视医学宣传，注意到当时中国社会医师缺乏、食衣不洁、疾病丛生而思加以改善之立意是很明显的。

如果说医学善会的工作开展及其效果今日不得而知，那么，其后特别是在20世纪初开始，先进的中国人士倡导医学知识、改造国民不良习惯的努力和效果则是显然的。表现在一批医学卫生杂志的不断出现。比如1906年1月25日，上海创刊的《卫生学报》，即“为商学两界推广卫生并裨教育”，同时，也因“上海一地为中外第一大埠，人烟稠密商货辐辏之区”，为防疾病流行而设。⁽⁴⁹⁾又如1907年6月11日在日本出版的通俗性医疗卫生杂志《卫生世界》发行国内，主要内容有通俗简易疗法、传染病的预防法、家政卫生讲话、卫生丛谈等，以促进国民自理、自护、自防。再如1906年6月上海出版发行了《卫生白话报》，是针对广大民众的宣传卫生常识的通俗刊物。该刊《发刊辞》中说：“同志们要想把这卫生两个字，详详细细说给大家听听，使得大家晓得讲究卫生，自然疾病也可以少些，人种也可以强些，也就不至于被人家耻笑了。所以做了这卫生白话报来。”该刊设有卫生、传记、戒烟实验谈、卫生回答、杂录等，通俗易懂。它对于实现其启发民众，改造民众不良习惯之意旨，起到了极好的作用。1910年4月，上海中西医学研究会出版的《中西医学报》，虽较为专业，主要是为医学卫生界“交通联络之机关，以期互助研究”，但同样不忘启迪民众，“交换智识”，“以谋推广和传播”。⁽⁵⁰⁾

1898年4月25日，熊希龄、谭嗣同等创办了湖南延年会，这是一个特殊的风俗改良团体。该会创办人以极其敏锐的视角，从近代化事业和近代人生的角度出发，倡导科学合理地安排时间，珍惜宝贵的一生，戒除不必要的繁缛礼节等不良习惯，以达到“延年”的目的。其贯穿始终的是一种科学的人生态度。谭嗣同在《延年会叙》中指出：本来“人生有年也，号为百”，但因“不谨于寒暑、晦明、衣食、居处、疾病、医药，不戒于水火、盗贼、舟车、道路、争斗、愤怒”等，人的一生就不可达到百年，“其七、八十且鲜也，”即使八十年为上寿，“去其未冠之前蒙弱之年不下二十，再去其既衰之后昏髦之年不下二十，则裁得四十年：其间纷扰于疾废、眠息、酬应、奔走所耗之年，又去其大半。”这么短的人生，如果还要再在各种虚文酬答和无谓游戏上空耗人生，而不专精致力，纵容舒布，就不可能完成急切需办的近代事业。因此，他认为“无能延于所得之年之外，自可延于所得之年之中；无能延年于所阅之时，自可延年于所办之事。”为此，他提出“唯有明去其纷扰以耗吾年者，即以所腾出闲暇之年，为暗中增益之年。少一分纷扰，即多一分之闲暇。无纷扰，有闲暇，则一日可程数日之功，一年可办数年之事。统合算之，将使一世之成就可抵数世，一生之岁月恍历数生，一人之才力若并数人。志气发舒，智虑兴起，境像宽衍，天和充.，谓之延年。”⁽⁵¹⁾延年会制定了章程，详细而有规律地安排了会员从每日六点半起床到晚上十点睡，一天应该做的一切。并规定“不得无故请客，无暇也不得赴席”；“无奈需请客筵席，也不得奢侈无度”；“贺节贺喜及虚文酬答之信函皆宜免绝”；“彼此往来，非遇冠、昏、丧、祭大事不着冠带，平时虽生客亦以便衣接待”；平时只有在“定房、虚、昴、星日”等休息日，才能请客、游行等等。而且要求会员将此章程广为宣传，扩大影响。延年会成为近代旧俗习惯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社会启蒙和变革意义。

所有以上这一切，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运用科学进行社会风俗变革的努力，同时也是在科技文化冲击下所出现的社会风俗变革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