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书籍报刊的出版发行影响民众

4.通过书籍报刊的出版发行影响民众

书籍报刊的出版发行是重要的文化传播形式，也是沟通新思想、新观念与社会民众的重要通道。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就是在西学东渐中，通过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并出版各种报刊中进行的。这不仅推动了近代科技文化的形成，同时也成为近代科技文化对广大民众影响的重要环节。

中国近代科技文化通过书籍报刊的出版发行对民众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教会传教士重视书籍报刊的出版发行，对民众实行文化渗透。其次，我国自行出版了大量书刊，并且注重对国民事业的关心和对民众的益智启蒙。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英美传教士即组织过一个“益智会”，作为向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机构。该机构长期以来专门“编译出版教科书”，供教会学校使用，亦赠予传教区附近的私塾。1899年又改组为教育机构，宗旨为“明格致以增见识，聚众人以求至理”。次年，又正式改称“中华教育会”。其主要对象始终是广大民众和学校学生。到1890年，来华传教士达58000人。据不完全统计，至1890年，共编译出版中文书籍计1000余种，报刊70多种，其中30余种是文化方面的。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基督教出版机构是广学会，英文名直译是“在中国人中广传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会社”。它以“输入最近知识，振起国民精神，广布基督恩轮”为幌子，在不到40年时间内，先后编译出版了累计达369，377，530页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方面知识的两千多种书籍。起初“广学会”的主要针对对象就是广大民众，直至1891年，李堤摩太出任督办后，才改变工作重心，走向“上层”，开始调查中国社会中包括中央、地方官吏和举人、秀才以及应试书生中读者人数，以“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控制这个国家的头和脊骨。”⁽⁸⁾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很多报刊都热衷传播科学知识，而且文字浅显易懂，适应中国民众的学习。如1853年创于香港的《遐迩贯珍》，1875—1888年上海的《六合丛谈》，1858—1861年宁波的《中外新报》，1868年创于福州的《中国读者》，1872年创刊于北京的《中西闻见录》，1868年创办于上海的《万国公报》，1875年由上海清心书院发刊的《小孩月报》，1899年创刊于上海的《益闻录》，1897年创于北京的《新学月报》等等。这些报刊大都以“首在灌输知识”为标榜，“科学”、“天文、地理格致之学”成为必备栏目。有的把“本报之设，使阅者知西学而识时务”等写入章程，如“益闻报”。有的干脆将此内容作为报名，如《格致新报》《新学月报》等，力图使中国“风气遍开”。同时，努力适应中国民众的知识水平和口味，因而发行量都比较大。如《万国公报》前身《中国教会新报》刚创刊，就在封面上印有“万事知为先”五个大字，表示了对传播知识的重视。它刚创办时，“人鲜顾问，往往随处分赠”，印数很少，但不久就在中国产生极大影响，印数逐年递增，由1876年的1800份，增至1897年的5000份，最后发展到1903年的54396份，成为当时中国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刊物。其推销对象包括中国的“为政者”、“为师者”、“为士者”和“为民者”，基本上包括当时的社会各阶层。

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侵华过程中，也直接参与文化渗透，他们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福州及东北等地，创办了一大批“学了中国人的口气”，以中国人为对象，专供中国人阅读的中文日报。如《申报》《字林沪报》《上海新报》《时报》《字林汉报》《新闻报》《闽报》《直报》等。这些报纸有的发行范围很广，发行量很大，如《申报》1872年创办时只有600份，到1919年销售达30000份。《新闻报》在1893年创刊时仅销300份，到1919年销售达45782份，对中国民众有很大影响。

我国近代自己的书籍出版主要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官僚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官书局以及学校和军事工厂中设置的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了教育和生产所需要的有关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如北京同文馆在30多年中，翻译出版了200多部著作。又如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据梁启超所著《西学书目表序》记载，从1868年开馆到1896年，“成书百种”。据《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记载，至1909年，共译书178种。以上这些大多属格致、军事、制造和实用科学，主要提供给学校和工业技术领域使用，也有通过出售和其他途径，在广大民众中有一定影响。到甲午战争之后，资产阶级思想家出版的一些书籍，在民众中影响更大。如《西学书目表》附《西学书法》，初版二千余册，迅即售罄，该书被誉为“有志经世之学者”必读之书。⁽⁹⁾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1898年刊行后，青年人争相购买。鲁迅后来曾回忆说：星期天跑到城里去买来《天演论》，“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他说他阅读此书时，虽曾遭到保守的长辈的反对，但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¹⁰⁾《天演论》成了当时一般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禅了。”⁽¹¹⁾

教科书的出版也值得一提。广智书局、文澜书局、文明书局、藻文书局、商务印书馆、乐群书局、南洋公学、中华书局等出版了大量或自编、或编译的教科书。如南洋公学董瑞椿的《物算教科书》；文明书局出版的《新撰博物学》《中学生理卫生》等；商务印书馆出的杜亚泉的《格致》、黄英的《动物学》、美国人甘惠德的《植物学》等都曾风行一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全套《最新教科书》分初小、高小和中学三类，行销全国各地。它还出版了《自然科学小丛书》，收书200种，是我国有科技性质丛书以来规模最大、出版最多的科技知识丛书，深受广大学生和读者欢迎。1912年创于上海的中华书局，在教科书出版上，后来居上，成立不久即推出了“新编中学教科书”，包括中小学堂的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及理科等，先后出版了文学课本44种，中学和师范课本27种，在全国各地广泛发行。为扩大影响，从1913年起即在全国大城市设分局，又在上海棋盘街新建五层大楼的总店。1917年上半年，营业总额超过100万元。这一切都推动着科技文化对广大学生以及民众的影响。

在科技文化对民众的影响中，中国人自办的、为数众多的报刊也是主要的方面。我国报刊主要在维新运动前后得到较快发展，出现官、民办报的高潮。辛亥革命时期，民间办报急剧增加，全国约有500余家报刊，达4200多万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再次出现新局面。纵观这些报刊杂志，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第一，大多都有关于科学知识的栏目，重视科学宣传，并借助于维新思想、革命思想及文化变革思想的宣传，分布很广、发行量很大。如维新派汪康年、梁启超的《时务报》，全报文字“泰半出自梁氏之手”，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和科学知识，数月内销售量达一万七千余份，梁启超文名也蜚声海内外，“自通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¹²⁾再如革命派于佑任创办的第一份现代化大型报纸《神州日报》，在宣传革命的同时，也有实业、科学栏目，深受民众欢迎，销售达万份以上。第二，有大量的专门的科学杂志出版。如1900年，杜亚泉在上海创办的我国自办的最早的自然科学杂志《亚泉杂志》，1902年上海的《中外算报》，1903年上海的《科学世界》，1907年上海科学研究会办的《科学一斑》，1907年上海的《科学讲义》月刊，1906年北京的《科学画报》，1906年上海的《理学杂志》，1908年上海的《数理化杂志》，1910年上海的《数理化学会杂志》，晚清长沙的《算报》，1897年温州出版的数学杂志《算学报》，1900年成都出版的介绍自然科学的专业刊物《算学报》，1915年创于美国的《科学》等。第三，许多刊物通过科学知识的宣传，关注民众事业及民众启蒙。如1901年创刊于日本的《卫生世界》，1908年上海的《卫生白话报》月刊，1905年武昌的《不缠足画报》，1906年上海的《卫生学报》，1907年上海的《天足会报》，1908年上海的《医学世界》，1900年杭州的《医学报》，1910年广州的《光华医事卫生杂志》，1911年上海的《医学新报》，1911年北京的《中国国民禁烟总会杂志》等，宣传科学的医药卫生事业，关心国民身心健康。又如1910年上海的《女学生杂志》，1905年广东佛山的《女界灯学报》，1905年北京的《北京女报》，1911年上海的《少年杂志》等，都注重对民众的科学启蒙。还有很多宣传实业的报刊，如1909年创办于东京的《中国蚕丝业会报》，1905年保定的《北直农话报》，1908年吉林的《吉林农报》，1910年南京的《江宁实业杂志》，1907年南昌的《江西农报》，1909年杭州的《农工杂志》，1897年上海的《农学报》，1901年武昌的《农学报》，1908年广州的《实业报》，1906年汉口的《工商时报》等。

所有这一切，都在近代科技文化对广大社会民众文化影响中，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