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科学观的发端及其内涵

1.启蒙科学观的发端及其内涵

把科学视为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并用以改造传统文化，形成启蒙科学观，是由《科学》与《新青年》两个杂志共同倡导而由《新青年》同仁完成的。《科学》杂志的创办者认为：“百年以来，欧美两洲声名文物之盛，震烁前古，翔厥来源，受科学之赐福为多。”⁽⁵²⁾他们认为中国同西方相比，缺的正是科学。与《新青年》不同，《科学》的作者们学的是自然科学，讲的也是自然科学。而且此后《科学》与《新青年》所从事的科学启蒙活动也有所不同，甚至有互相疏离和拒斥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科学启蒙开创时，两大杂志所共同从事的事业与相互影响。

1915年1月，《科学》创刊号开篇即言：“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⁵³⁾此“民权”即“民主”，此所言“学术思想”正是“吾人独有取于科学”。同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中也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于它族者，科学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也。”⁽⁵⁴⁾对比这两段话，很有意义。已经有学者研究认为：“两者都以西方强国为参照，都强调民主与科学并重，一个喻为‘平行线’，一个喻为‘舟车之两轮’。从形式到内容，都像是翻版文字。”⁽⁵⁵⁾可见，两者已经站到同一个历史高度，开始思考时代的主题。全面提升科学内涵的过程也由此发端。

我们在前文曾论及《科学》与《新青年》共同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科学”一词的含义，二是科学与国力兴衰的关系。它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共同注目，意义极为重大。对于前者来说，虽然西方科学长期以来被传入中国，但是国人对于“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一直并不清楚。当两大杂志从不同角度共同揭示科学的含义时，终于使人对科学的认识达到时代高度，这是启蒙科学观形成的重要基础。而对于后者来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某些人对科学产生了怀疑，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科学启蒙的产生及其效果。为此，《科学》杂志特将第一卷第四期编为“战争号”，专门探讨科学在战时的作用。《新青年》也通过中西对比提出“科学精者其国昌，科学粗者其国亡，精科学者生，不精科学者死。”⁽⁵⁶⁾这使科学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需要指出的是，有的研究者只看到一部分启蒙思想家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宣扬战争导致“科学破产”致使科学启蒙遇挫这一现象，却忽略新文化运动初期，曾经同样因为战争而使科学的地位在国人心目中骤然升高的这一事实。而这其中，《科学》与《新青年》的共同关注与宣传，功不可没。

随着科学地位的提高，《科学》与《新青年》开始探讨科学的内在精神。1916年《科学》杂志的讨论文章最为集中。任鸿隽在这一年的《科学》第一期开篇就赫然而发“科学精神论”。他从自然科学出发，认为“科学缘附于物质，而物质非即科学”“科学受成于方法，而方法非即科学”。他认为在物质与方法之外有一个“不可学而不可不学”的东西，这就是科学精神。继而他一语道破：“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而已”。而这“真理之特征”，就是“有多数之事实为之佐证”，因而科学精神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崇实”与“贵确。”⁽⁵⁷⁾科学家胡明复在谈到科学方法时，以和任鸿隽不同的方式表达道：“精神为方法之髓，而方法则精神之郛也，是以科学之精神，即科学方法之精神”。同样认为“科学方法之唯一精神”，就是“求真”和“立真去伪”。他以更具哲理的高度概括科学精神的含义：“此精神直接影响于人类之思想者，曰排除迷信与盲从。考诸西国科学发达史，盖自然科学发展以来，几无日不与旧迷信旧习尚旧宗教旧道德相搏战，然其结果，则不恃科学之自身之发展而已也，即风俗道德与宗教亦因之日进于纯粹，而愈趋于真境”。⁽⁵⁸⁾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对“新青年”们影响很大。在其后的《新青年》中也发表了许多类似的文章。“新青年”一员毛子水就明确指出过，“科学的精神”这个词包括许多意义，“大旨是从前人说的‘求是’。凡立一说，须有证据，证据完备，才可以下判断。对于一种事实，有一个精确的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说话，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择善而从，这就是‘科学的精神’。”⁽⁵⁹⁾陈独秀是新青年中首创科学精神的，他竭力推崇孔德人类进化三时代的划分，认为科学实证之内涵就是要“求真”和“实证”。认为欧美文化中，“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不含着科学实证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别是非，明真伪而已”。

经过一番探讨和思考，作为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分界线的科学，在陈独秀等“新青年”那里，很自然地成为东西方文明的界碑。认为“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中国的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⁶⁰⁾很自然地将科学的含义超出了自然科学的狭小范围，来框定中国的文化，认为中国之世乃是“蒙昧之世”；中国之民乃为“浅化之民”。只有运用“欧洲近世确有价值的科学”作为“最适当的药品”，才能“根治之”。陈独秀疾呼，在新文化运动中，“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都应严守科学方法。”⁽⁶¹⁾他断言：中国文化发展的出路，“必以科学为正轨”。启蒙科学观由此形成。

启蒙科学观有很丰富的内涵。

（1）科学不仅是自强之本，而且是照亮中国政治、道德、学术、思想领域的火炬

中国接受近代科学肇始于救亡图存，从魏源等的“师夷长技”，到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无不渗透着自强之术的思想。而五四时期已不仅仅为了“国家兴亡在科学之精粗”的急迫，也非只是为防止国家“一旦有事，固不只束手就戮”，才倡扬科学，而是因为科学所提倡的“求真”“实证”的精神，使启蒙思想家抱着凡“世界上真实有用的东西自然应该尊重，应该崇拜”⁽⁶²⁾的态度，对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学术、思想一一进行科学的批判。他们认为“社会问题必须用科学解决”，必须“根据科学”，“去择取材料，得闻一真实的解决。”⁽⁶³⁾他们认为中国人在政治、道德、学术思想上犹如“久经痼疾”，“不能行动”的人，唯有“欧洲近世确有价值的科学”，才能救中国于黑暗；只有运用“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才能使“学术兴、真理明。”胡适说：对于吾国之政治、道德、学术等，有三术乃是起死之神丹，这就是：“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陈独秀也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时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并信心百倍地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为此，“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⁶⁴⁾

（2）科学不仅指技术，而且指科学理论和科学体系，不仅指自然科学，而且指社会科学

陈独秀等对科学的提倡一开始就表现出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科学同社会人事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他写的《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主要阐发两位自然科学家关于人生、道德问题的见解。从社会、人生、道德的要求上来宣扬科学，所谓“社会组织，日益复杂，人生真相，日渐明了。一切建设，一切救济，所需于科学大家者，视破坏时代之仰望舍身济人之英雄更为迫切。”⁽⁶⁵⁾他和马君武分别摘译自海克尔《宇宙之谜》的《科学与基督教》和《赫克尔之一元哲学》，在宣传进化论的同时，也宣扬了一种自然科学的发展将解决人类社会基本问题的概念。由此，科学的内容随之由自然科学直接扩展到社会科学。启蒙思想家们超出狭隘的技术层面，越来越注重科学理论和体系，以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运用。于是，相对论、量子论、放射性学说、科学史等科学理论在五四时期广为传播。据统计，从1917年到1923年上半年，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著作、论文等达100篇；出版了有关相对论的书15种。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在162种期刊中，刊登有关西方自然科学的评论、介绍、通讯、科学史和专著文章，共约660篇。刘叔雅在译文《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中兴奋地指出：天文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医学、生物学、化学等“皆自然界知识之进步所印象于吾人心中之新观念也。”傅斯年在谈及人生问题时也论到：自达尔文“《物种由来》和《人所从出》两部书起，……把孔德所提出的社会学，研究得有了头绪，更把生物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人生上去，于是乎人和人的关系又明白个大概，后来心理学又极发达，所有‘组织”机能”行为’各学派都有极深的研究，人的自身的内部又晓得了。”⁽⁶⁶⁾他们都将科学和科学理论体系与人事联系在一起。因而，启蒙思想家完成了将科学从技术到科学理论体系，再到社会科学的转变，这是科学为道的前提。

（3）科学是反封建、反愚昧的武器，是唤醒人民的号角，具有空前的战斗性

科学的精神就是要求真、求实、怀疑和批判，而当时的现实却如陈独秀所说“一方面既采用立宪共和政体，一方面又采倡尊群的孔教”，“一方面设立科学的教育，一方面又提倡非孔教的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的邪说。”为此，唯有“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摆脱蒙昧时代，改造“浅化之民”。于是，开始了运用科学反封建、反愚昧的伟大战斗。鲁迅把科学巧妙地溶进革命的言论里，表现出了不可抗拒的力量，他告诫青年们：“中国的老病无论如何总要刺他几针，比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⁶⁷⁾既要讲科学，也要发议论。陈独秀、陈大齐、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更是运用科学批判封建迷信的旗手。如指出扶乩所得之文并非出自圣贤仙佛，而是自扶乩者的作伪；指出有鬼之说破绽百出，荒唐可笑；指出吾国鬼神，盛于帝王、君权、神权等等。鲁迅总结这场斗争指出：“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他还指出：“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一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⁶⁸⁾科学正是以此唤醒人民。

（4）五四先驱者用科学精神剖析中国国民性，把科学作为重塑国民性的武器

陈独秀认为我国亡国灭种之病根在于“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鲁迅更认为中国国民正在一座没有窗户的“铁屋子”里“昏睡将入死穴”。启蒙思想家深感中国这种“群德堕落，苟且之行偏于国中”的原因正是科学的不普及。“一则源于因果观念不明，不辨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二则源于缺乏培植‘不破性质’之动力，国人不觉何者谓‘称心为好’。”⁽⁶⁹⁾中国教育重视“神圣无用的幻想”，学者重视“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这与西洋重视“世俗日用”的知识，重视“直观自然界的现象”，⁽⁷⁰⁾形成了极大的悖反。“中国人的脑子被几千年底文学哲学闹得发昏，此时简直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头脑和兴趣了。”⁽⁷¹⁾因此，运用科学以改造国民性成为这一时期科学启蒙的又一内涵。陈独秀还“为造成科学的风尚”，认为“有四件事最要紧”，这就是“出版界鼓吹科学思想”，“普通高校里强迫矫正重文史轻理科的习惯”，“高级学校里设立较高深的研究的机关”，以及出售科学用具等。在当时“暮气重重，腐朽不堪之中国”，运用科学进行文化启蒙，真如《新青年》的另一位作者常乃德所说：“有此棒喝，诚一剂清凉散也。”⁽⁷²⁾

科学的含义已由具体的“器”和“技”提升为“道”，制约着思维方式、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由此引起一场深层的文化变革，最终由科学支撑起子一个新的文化价值系统。

孔教儒学是科学首先冲击的领域。在传统中国，儒教代表真理和至高无上的权利，人们必须听命于它的各种禁忌和法令，包括“三纲五常”，“教忠、教孝、教从”这些“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对此，陈独秀首先运用科学进化理论阐明变孔子之道之理。他指出“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程度愈高”。儒学“欲独尊一说，……此于理论上绝不可能之妄想”，而事实上也会使社会“长期不进化。”必须坚决废除。他“更以演绎之法，推论孔子之道”不适合于时代，认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命脉”，而“经济学产生之大则”是“人格独立”之现代伦理学。因此，“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人妻”，“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更无个人独立之财产”的“中土儒教”就决无再信奉之理了。⁽⁷³⁾此外，鲁迅、胡适、周作人曾愤而言：“道德的进步，并不靠迷信的加多，而在于理性的清明。”⁽⁷⁴⁾鲁迅也希望五四新青年在鼓励国民向儒教开战时，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⁷⁵⁾“自然的、普遍的、永久的”科学和理性，成为五四启蒙学者“废弃一切宗教”，建立“真正之信仰”的利器。一切“虚伪的偶像”在科学面前倒下，而“以科学代宗教”，寻求“宇宙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之信仰”，即民主，成为科学倡扬所预示出来的中国文明的方向。

五四启蒙以否认孔教儒学肇其端，又以个性解放寻求人格独立自由主其旋律。这其中同样以科学为其前导。当时寻求个性解放与自由的人本主义思潮波澜壮阔，其要大致有四：（1）倡导个体本位的价值取向；（2）呼唤人格独立与个性解放；（3）破除偶像禁锢，提倡思想自由；（4）反对封建专制，呼唤人权自由。在此过程中，科学理性精神乃是其主线和轴心。“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而“求真知”又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精神的最大要求。”⁽⁷⁶⁾故要把自己“铸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格，就必须“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一切信仰唯有听命于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⁷⁷⁾胡适力倡易卜生的个性主义和像易卜生那样“写实主义”的人生观，具有“肯说老实话”，“敢讲真话”的精神。这使个性解放的追求具有推动力量和强有力的文化基础。可以说，五四时期的科学成为寻求个性解放的手段。因而，科学理性主义也就是一种人本主义，它肯定个体的存在权利和人的自由，主张人是世界的主人；它主张以科学精神为铸造人、支配自然的武器。当然，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看，这种科学的世界观与人本主义世界观似是不相容的，但这只是表象，尤其是在五四时期，科学不仅具有反孔教反封建神学的意义，而且在五四启蒙学者坚信掌握了科学，就可以做世界主人时，科学就成了他们启蒙的最有力武器，是人类走向自由的又一条道路。五四科学精神与人本精神表现了极大的契合。科学又一次以其惊人的威力建立起新文化价值系统的又一坐标，这就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