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人用人机制和政绩考核体系

第四节　积极构建更加科学的用人标准、选人用人机制和政绩考核体系

一、积极构建有利于正确政绩观的用人标准

7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提出了“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为党的干部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现在胡锦涛同志提出，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深刻理解和全面贯彻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新形势下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为推进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组织保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们党一贯的选人用人思想。党的政治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以什么样的标准选人用人是组织路线的核心内容。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强调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把德放在首要位置。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他还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1940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具体阐述了德才兼备标准，强调“德才并重，以德为主”。1943年，周恩来同志强调，“挑选干部的标准，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两者缺一不可，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适应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形象化地提出，干部要“又红又专”。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同志根据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并强调“首先是要革命化”。面向新世纪，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指出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和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不仅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且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同志强调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更加鲜明地突出了“德”在干部标准中的优先地位和主导作用，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和形成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指出：“选拔任用干部既要看才，更要看德……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使选拔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这又更加明确了领导干部德的评价标准。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抓住了当前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核心，领导干部是党为人民执政的骨干力量。在当前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党面临的任务和领导干部队伍的现状，要求我们在坚持德才兼备的同时，对领导干部的德提出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一是世界上不同力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竞争日益激烈，要求领导干部要有更坚定的理想信念。现在，确有少数领导干部在西方价值观念影响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证我们党不走改旗易帜的路，必须对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高思想鉴别力，增强政治坚定性。二是我国通过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走向现代化的艰巨任务，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有更优良的政治素质。2008年一些地方发生的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食品安全事故，大都与少数领导干部为民意识淡漠、缺乏责任意识有关。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不仅要求领导干部提高破解发展难题的本领，而且要求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为民的价值导向。三是长期执政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要求领导干部有更严格的道德操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注入了强大活力，但市场经济中消极腐朽的东西也滋生蔓延起来，对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巨大冲击。少数领导干部经不住形形色色的诱惑，放松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降低品德操守，甚至走上腐败堕落之路，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因此，越是长期执政，越是改革开放，越要从严治党，越要对领导干部严格要求。四是当前广大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品德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现在领导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领导干部要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用人民群众拥护的人。

领导干部的德与才是具体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不一样，所处的社会环境不一样，德才标准的具体要求也有所不同。在当前新形势下，强调领导干部的德，要突出3个重点。一是坚定理想信念。举不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信不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忠诚党的事业、坚持党的路线、维护党的原则，这是当代领导干部政治品质的灵魂。邓小平同志说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都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坚持执政为民。领导干部从政必须正确对待权力、责任和利益。为政之德的核心是为民用权、为民谋利、为民守责。领导干部要牢记党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做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要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忠于职守，坚持原则，不回避矛盾，不文过饰非，真正做到为官一任，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要求真务实，勇于革新，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兢兢业业，甘于奉献。三是坚守清正廉洁。这是领导干部做人做事的底线。古人说，“廉者，政之本也。”在中华民族传统中，“清廉”是老百姓对官员最高的褒奖，“贪婪”是老百姓对官员最大的不满。领导干部要严格廉洁自律，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干事，不以公权谋取私利，始终保持清廉的本色。过去我们党在延安的小窑洞里干出了带领群众翻身解放的大事业，现在条件好了，但有些领导干部和老百姓的距离却远了，这很值得深思。领导干部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牢记“两个务必”，艰苦奋斗、勤俭办事，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侈之风。

二、积极构建有利于正确政绩观的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

（一）积极构建公平的干部选任竞争机制

竞争出人才、竞争出活力。实现干部选任的良性竞争，是促进领导干部队伍合理流动、优化配置，创新用人制度的内在要求。为此，一要完善选举制度。根据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完善差额选拔干部办法，推行差额推荐、考察、酝酿”的要求，要坚持和完善差额选举制度，逐步做到凡由选举产生的领导职位，都实行差额选举，并适当扩大选举制的实行范围。二要强化考任制度。按照“党政领导干部可以从党政机关选拔任用，也可以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任用”的要求，扩大公选范围，延伸公选层次，从制度上打造各类人才公平参与竞争的平台，形成一种海纳百川、广纳群贤的识人用人机制。三要扩大聘任制度的施用范围。对党政机关的中层干部，在进行竞争上岗基础上逐步实行聘任制。四要改革任期管理办法。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引咎辞职制、调整不胜任（不称职）现职领导干部等相关制度，完善配套措施，使那些安于现状的领导干部的思想“不安”，四平八稳的领导干部的位子“不稳”，逐步形成规范有序的领导干部正常交替更新机制，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二）积极构建民主的干部选任运行机制

推进干部选任制度改革，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是扩大领导干部选任工作的民主，落实群众对领导干部选任工作的“四权”。一是扩大领导干部推荐阶段的民主。认真研究如何更好地坚持和完善民主评议、民意测验、民主推荐，使获取的干部信息更加真实，努力做到推荐职务、任职资格、职务标准和推荐结果“四公开”。二是扩大领导干部考察中的民主。要提高考察的透明度，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领导干部考察中来，扩大考察范围，提高考察的准确性，认真落实考察预告、差额考察、考察结果通报等制度，进一步提高考察中的民主程度。三是扩大用人决策中的民主。建立健全党委内部讨论决定领导干部任用的议事和决策规则，认真研究“无记名投票”、全委会票决制度的运作和完善问题，试行领导干部任免差额上会制度。

（三）积极构建系统的干部选任监督机制

建立一套完整的领导干部选任工作监督约束机制，是贯彻落实好有利于正确政绩观的科学选人用人机制的根本保障。要研究制定加强对一把手用人进行监督的有效制度和措施，坚决制止个别地方和部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决定领导干部任用的现象。要抓好选人用人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建立健全干部任前监督的相关制度，及早发现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防止干部“带病上岗”。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程序监督的相关制度，即推荐、考察、任用等环节的责任制。要建立健全监督与查处的相关制度，包括选任工作检查制度、选任领导干部工作失误追究制度、选任监督责任制等。要努力实现领导干部选任工作的“阳光操作”，在接受党内监督的同时，积极接受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努力使各个方面的监督制度互为条件、互相联合、相辅相成，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构成一个科学合理的防范和纠错机制，真正从制度和体制上保证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正确政绩观得到贯彻落实。

（四）适应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要求选拔各方面优秀干部

推进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完善适合国有企业特点的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加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领导干部力度，鼓励年轻领导干部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提高年轻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素质。重视培养选拔女领导干部、少数民族领导干部。格外关注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领导干部，注意从基层和生产一线选拔优秀干部充实各级党政领导机关。

三、积极构建有利于正确政绩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

政绩考核是现代国家管理干部的通则。作为我国干部管理的指挥棒和风向标，政绩考核对激励和约束我国各级领导干部做出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与时代要求相适应、与党的事业相符合、与人民的期待相契合的政绩，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政绩考核在我国作为一项制度正式确立和实施的时间并不长，这一制度从建立到健全和完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加之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党和政府各项任务的先后次序、轻重缓急、难易程度时时处在变动之中，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大，经济社会发展发育程序很不平衡，因此，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内容也不可能有“全国通用粮票”。而从现实来看，人们对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议论不少，改革现有政绩考核体系的呼声日益强烈。凡此种种，都表明建立真正反映科学发展、时代要求、党的意志和人民期待的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已是刻不容缓。

人们对当前政绩考核体系的疑虑，主要集中在有的地方仍然难以摆脱“以GDP论英雄”的窠臼。在这种政绩考核指挥棒下，领导干部的升迁奖罚，被绑在了一系列与经济相关的量化指标的战车上，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由此产生了一些领导干部对经济指标盲目追求。为了在任期内快出政绩、多出政绩，有的领导干部往往不顾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追求经济发展指标的最大化，忽视当地财政、资源、环境等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导致“数字出官”和“官出数字”的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影响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这种唯GDP论的政绩考核不能继续下去。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强调：“一切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贯彻这一论断，结合各级各地实际和内外环境变化，建立起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绩考核体系，应是改革政绩考核体系的总体原则和最高目标。

政绩考核对科学性、实践性、操作性要求很高，对于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政绩考核体系，不宜求全责备，但必须管用，也就是要建立起为天才留空间、为中才立规矩、为庸才找出路的政绩考核体系。

这一体系，首先要既反映子孙后代的长远要求，又反映现实的紧迫要求。从子孙后代的长远要求来看，人口、资源、环境这三大刚性约束，须臾不可轻视。对这三大约束的自觉遵循和创新求解，既反映出一个为政者的历史担当，也检验着其实际才干。这三者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只能提高不能降低。而现实的紧迫要求，既是指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和突出任务，也指当地社会各界最迫切的共同期待。就当前而言，总的目标是迎战世界金融危机、克服经济发展困难、保持经济企稳向好，而分解来看，则是扩大就业、维护稳定、统筹社保、实现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不仅不能降低要求，反而应该更加侧重做实。突出重点，抓住重点，是引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二法门，也是政绩考核的关键。因此，这些重点指标，也要占到与其重要性相当的权重。

这一体系，也要兼顾到时间的可追溯性和地区发展的差异性。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十年功。一些领导干部的工作业绩和成效，可能因一时不被人们所认识而遭到否定；而一些领导干部的不恰当行为，可能在短期内因没有暴露而被肯定。因此，对领导干部的政绩，既要看眼前，还要看长远，要“追溯既往”。此外，一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由于历史、地理、自然条件等因素影响，即使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经济发展仍然缓慢；而一些在基础条件好、地理位置优越的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也许只要付出较小的努力，就能取得较大的工作业绩。这种地区的差异性，要求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中相同的目标设置不同的权重和系数。

此外，还要设立领导干部逢晋必考和退出机制。领导干部选拔条件应公正，过程要透明，不能黑箱操作。而对于考核不合格甚至连续不合格的领导干部，在诫勉谈话后若其工作依然不见起色，就得要有既对领导干部负责，又对人民群众负责的退出机制作保障。

尤其关键的是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民意不能缺位。

为防止民意失真，一方面应科学设计制度，完善程序，确定参加民意测验的范围，并坚决查处民意测验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以保证测验结果客观公正；另一方面要直接到群众中去，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全面了解领导干部的工作实绩、工作作风以及在群众中的反映，全方位地了解领导干部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与对基层和群众负责的一致性。同时，对领导干部政绩应公示公告，真实掌握群众公认的程度，增强政绩考核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考核，就是要考清楚这个“福”在哪里，有多少，才是以人为本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