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亮节的人民科学家

王应睐（1907年11月～2001年5月），生物化学家。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194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1965年和1981年分别担任两个协作组组长，成功地组织了在世界上首次完成的具有生物活力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两项重大的基础性工作。

口述人王家槲为王应睐长子。

口述：王家槲

采访：冯莎莎　彭　可

整理：彭　可

时间：2011年1月14日下午

地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赤子丹心，毅然回国

父亲早年在英国留学。二战胜利后，父亲十分兴奋。他谢绝了凯林教授（我父亲在英国的导师）的再三挽留，决定立即回国。当时交通尚未完全恢复，他乘船取道印度回国，被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聘请为生化教授。

父亲之所以选择回国，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他选择学生化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生化这门专业。抗战八年就更不要说，根本不可能开这个专业，他学习生化就是为了回来报效祖国，为了中国科学技术有所进步。其实不止我父亲一个人，当时出国的很多老一代知识分子，得知新中国建立的消息都是非常激动的。我们国家积弱已久，大家在国外学习了先进的东西，都希望能回来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一部分人是在抗战结束以后回国，很多人是在解放以后回来的，上海生化所的很多专家都是后来回国的。大家都希望能够为新中国的生化事业创出一片天地。

父亲当时是一个人回来的。回国以后，他陆续写信给一些在国外学习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劝他们回国。等他们回来后，再给他们安排成立研究室，配备助手和实验室。

淡泊名利，一心为公

父亲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如果从共产党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对自己的事情考虑得不多，不大在乎个人的名誉地位。他关心国家的事情，对政治有一定的敏感性。早在中大做教授的时候，父亲就对进步学生比较支持。他一直都对中国共产党有好的印象。

母亲跟我讲过，1949年上海解放的那一天早晨，我父亲起床打开窗户。他说，现在天亮了。我母亲对我父亲讲的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她觉得我父亲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非常明确清晰的。

1958年，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入党以后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生化所建设方面，他考虑的不是个人要出什么名、有什么利的问题，而是既然已经在这个位子上（做了所长），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所里搞好。两大科研成果发表的时候，所有论文上都没有他的署名。他说不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不是我自己弄出来的东西，我是不会署名的。实际上他是这两大项目的协作组组长，都是他带着大家做出来的。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领导署名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是他从来不这样做。对于学生的论文，如果这篇论文不是他的思想，也没有经过他深思熟虑后指导学生，这种论文他是绝对不会把自己名字签上去的。他认为该谁得到荣誉就应该给谁得到，不是他应得的，作为一个领导者，不应该侵占别人的东西。

王应睐在资料室查阅科学文献

相信组织，相信群众

父亲在“文革”时期受到很大的冲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是彭加木的老师。彭加木夫妻都是他从南京带来的，“文革”时彭加木被打倒，被诬蔑成梅花党特务。所以父亲除了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条罪名以外，还有特务、特协等一连串罪名。但“文革”以后，父亲对生化所里一些人曾对他采取批斗或者超出常规的做法、动武等，从来都不提。

“文革”时期，父亲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在实验室里工作。有一天，实验室发生火灾，他看到一大瓶酒精，毫不犹豫抱起就往外冲。那个时候他已经60多岁。这事发生以后，连当时工宣队、军宣队的人都非常感动，在大会上特别对我父亲提出表扬。父亲就觉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事情不能落在后头。

父亲从来都是平等待人。对待所里的人，不管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工人，他都是很尊重的。所以有些老工人对他也非常的尊重。“文革”中批斗他的时候，一个老工人给他搬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那时候老工人在科学院这个系统里面是非常过硬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他搬上去了，其他人也没什么话好说。父亲从没有说我是专家、我是权威，从来没有不平等地对待别人。别人有什么困难，能够帮上忙的，他都想办法尽量帮助。

“文革”以后，母亲劝他不要再担任所长了，回到科研岗位上去，剩下的年岁也许还能做出点事情。但是父亲认为，把生化所搞好比他个人任何事情都重要得多，个人的得失，真的是无所谓的。他把个人的事情看得很淡，把个人的名誉看得很淡，他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这样。

我父亲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期间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就是相信组织，相信群众，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相信组织会还自己一个清白。他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这样乱下去，我们国家怎么办。所以等到方毅来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时候，他们兴奋得不得了，拿出了很多具体的关于科研的规划、方针、条文等。

倾力科研，倾心育人

早年中央领导接见我父亲时，谈话间提到某位科学家说，我们国家现在搞一些应用研究就可以了。他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应用研究是必须搞的，但是基础科研不能放弃。

他关心的是整个世界生化发展的前沿，是怎样才能走在世界科研前列，他关心的是这个事情。他平常晚上开会都开到比较晚，回家要看很多东西，看大量国外的报纸杂志和专业资料。作为生化所的领路人，必须大量观察世界上先进的东西，了解科技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在搞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时候，还是大跃进年代，1958年，本来希望能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拿出成绩来，结果没赶上，到60年代才搞出来。但是做事情就要做好，要高瞻远瞩，对搞什么研究，方向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怎么处理好各个协作单位的关系，我父亲做了很多工作。

在上海生化所工作时期，他始终坚持一点，就是绝不让自己占在某一个位置妨碍别人的进步。父亲80年代退下来后，当了一个科研课题的组长。没过几年，他觉得自己手底下有名科研人员已经完全能够担当这个课题，就主动建议辞去自己的组长职务，交给这名科研人员。当时很多人反对，但是他坚持，最后就把这个课题组交给了现在的王恩多院士。他认为年轻人的培养、后一代人的发展，远比自己更重要。在工作岗位上谁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就让谁来做。

教育子女，以身作则

父亲无论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是一个不计小节的人。他始终要求自己并教育我们这些子女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父亲生活是比较简朴的，尽管他的家庭是华侨资本家，但生活中他从来不奢侈，也要求子女在生活中不要攀比，更没有对组织上提什么要求。我弟弟从云南调回来，并不是我父亲提出的，是在我父亲病危期间，分院党委通过市里将他从云南昆明铁路局调回来的。母亲过世后，家里都是我爱人打理家务，生活中我父亲从来不计较，不挑剔，从来不会说菜做得不好吃。他穿衣也很节俭，很多衣服都比较旧，有的上面还打着补丁。他在会见外宾时穿衣服会比较讲究，可是见外宾时穿的那套西装还是早年从英国带回来的。工作也是这样，早年在生化所时，连电风扇都没有，父亲就是靠把湿毛巾搭在身上，将整个规划搞定的。

王应睐一直奔波在科研路上

他对我们子女的教育也是这样，不希望我们搞特殊的东西、不正当的东西。我、我妻子、我弟弟和弟媳妇都是党员，当时有一股很强的出国留学热，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告诫我：我不反对你出国，但是出国的目的要搞清楚，出国的话可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知识，先进的技术，如果回到国内来能够对国内做出贡献那你就出去，我就推荐你。不要像别人那样在外国定居，只为给子女捞一点钱。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像我一样成为科研工作者，最主要的是做一个对国家人民有用的人，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尽自己的能力把事情做好。

记得以前父亲有一套丛书《红旗飘飘》，他看完后觉得就应该学习革命前辈的这种艰苦奋斗、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精神，不计较个人得失，把工作做好。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工作，要能够在你现在的岗位上对国家有所贡献。父亲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并一生坚持。

采访札记

奉献的价值

虽然王应睐教授已经仙逝将近十年，但作为一个耳闻其高风亮节和光辉业绩的年轻人，我深深为王老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采所折服。他不愧为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仅仅数个小时的采访，是不能完全领略王老的光辉形象的，但已然让我肃然起敬。从王老毅然归国时的那份爱国热情，到他举贤任能、淡泊名利的那份洒脱，不禁让我感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王老真正地履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词。他不求闻达于世，但求奉献一生，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始终为他人着想，始终把国家的利益摆在个人的私利前面，在组织重大科研项目的时候，不在乎个人得失，始终为全局利益考虑，最终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他不断让出应得的荣誉，一心扑在祖国的生化事业上，凡事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着想。他不忘提携后进，为国家培养人才，主动让贤给有能力的年轻人，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

作为新时代的学生党员，应该像王老那样一身正气，把王老作为楷模，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断充实提高自己，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