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一五”计划与重点工程建设

陕西“一五”计划与重点工程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后，摆在新的人民政权面前的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逐渐建成一个先进富强的工业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根据这个目标而制定的。陕西是国家“一五”计划的重点建设地区之一，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有24项放在陕西。经过陕西人民的努力奋斗，“一五”期间陕西的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起来。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重要经济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一五”计划是我国最成功的五年计划之一，这一时期也是陕西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认真总结并吸取这些历史经验，对指导当前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国民经济的整顿、恢复与发展

解放前夕，陕西的经济状况已经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生产大幅度下降，财政极端困难，人民生活困苦。广大农村灾荒不断，农业生产凋敝，农民群众大多过着食不果腹的凄惨生活；城市中工厂频频倒闭，失业剧增，通货膨胀，市场混乱。可以说国民党政府留给陕西人民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新中国成立伊始，陕西各级人民政权一经建立，即着手对经济秩序进行整顿．稳定金融，恢复生产。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新中国成立头三年中，为整顿、恢复和发展全省的国民经济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一是接管、没收官僚资本，扩大国营经济。1949年7月，人民政府即开始接管、没收官僚资本在陕的所有企业。先后接管、没收了咸阳纺织厂、西京机器厂和包括电厂、铁路、邮政、水利在内的多种公用企事业及各个银行，接管、没收了国民党军队后勤系统的染整、制革、汽车修理、机器制造等军需工业。嗣后．又接管了官僚资本企业——雍兴实业公司并对其进行整顿、改组，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西北人民纺织建设公司，下辖3个纺织厂、1个打包厂、1个面粉厂。此外，人民政府还颁布了《矿业开采管理条例》，规定一切矿藏均为国有，未经许可，不得随意开采。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扩大了陕西的国营经济，加上对接管、没收的企业实行民主改革，充分发挥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和工作效率。各项公用企事业如电厂、电讯、铁路、邮政等也迅速修复开工。在交通方面，人民政府在短时间内即组织修复了被战火严重破坏的西潼、西宝和咸铜铁路，保证了陇海线的安全运营，对支援前线、保证生产等均起了重要作用。

二是统一财政经济，稳定物价，建立人民币市场。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根据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陕西省从1950年一季度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调整税收，增加收入，节约开支；成立人民银行，建立人民币市场，宣布人民币为惟一合法货币，严禁黄金、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取缔不法货币摊贩；平抑物价，掌握市场，调集主要物资集中抛售，使价格回落；掌握国营商业主动权，打击不法私商；合理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使得陕西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好转，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期的通货膨胀和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等事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1949年5月到1952年底，陕西人民经过艰苦努力，使各方面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农业方面，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政府先后向农业投资 600余万元，发放贷款3300余万元，帮助农民兴修水利，解决农业生产中缺乏牲畜、农具、种子、肥料等实际困难，传授农业科学知识，努力提高农作物产量。土地改革之后，党又引导农民逐步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些举措，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得到发展。1952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15.33亿元，比1949年增长28％，平均年递增8.6％。粮食总产79.5亿斤，增长20％；棉花总产146.8万担，增长68％；油料138.6万担，增长23.2％；麻类9.38万担，增长89.9％；烟叶19.4万担．增长46％；大家畜204.4万头，增长37.2％；生猪178.5万头，增长1.4倍。主要生产指标均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

工业方面，恢复时期，国家集中向工业投资9041万元，先后对新秦企业有限公司及所属的机器厂、电厂、纸厂，对榆林毛织厂、同官（铜川）煤矿等工矿企业进行改建；新建了农业机器厂等，使工业生产在恢复的基础上得到较大发展。到1952年底，全省工业总产值达4.79亿元，较1949年增长73.20％，平均年递增20.1％。其中发展最快的是公私合营和国营工业，每年分别以73.5％和66.7％的速度递增。五种经济成分结构的比重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全民所有制、公私合营、集体所有制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4.2％上升为1952年的34.5％；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工业则由85.8％下降为65.5％。这种发展趋势和结构状况，既符合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要求，也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特征。

交通邮电方面，在河南、陕西两省人民共同努力下，陇海铁路洛阳至潼关段得到修复，货运量从1949年的97万吨增加到1952年的314万吨。同时修建了川陕公路褒河大桥，改建了咸（阳）宋（家川）公路、整修了绥（德）宋（家川）公路、修复了汉（中）白（河）公路的重要桥涵，使公路通车里程由1949年的1908公里增加到1952年的3863公里，货运周转量由1950年的1637万吨／公里增加到1952年的2582万吨／公里邮电设备得到维护，恢复使用，同时还架通了铜川到延安的线路，并在安康、府谷、宜川、靖边4县安设了小型电台，架装了南郑到安康的载波机，开辟了新的电讯线路和邮路。

商业财政方面，1952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额为5.89亿元，较1950年增长86.8％。当年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8亿元。总支出1.11亿元，收大于支，实现了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

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相应提高。生活必需品（特别是粮食）和日用品价格逐步稳定，供给有了保障。土改后，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1952年农民消费水平人均64.2元，比1949年提高36.9％。城市居民就业状况得到改善，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1952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已发展到34.4万人、比1949年增加21万人，基本解决了严重失业问题。恢复时期国家还对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专项投资1735万元，用于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到1952年底，陕西各级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达156.7万人，比1949年增加1倍多。卫生医疗机构达到715个，比1949年增长3.8倍。

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为巩固人民政权，发展国民经济，陕西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在恢复时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有效的。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到1952年底，全省经济恢复工作胜利完成，这就为下一步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一五”计划的制定过程及其主要内容

根据中央对国家“一五”计划以及对地方编制“一五”计划的有关指示和要求，陕西省从1952年就开始编制全省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国家“一五”计划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反复修订，数易其稿的艰难历程。也是在资料、经验、人才三缺的情况下进行的，带有明显的探索色彩。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几次编制，“二上二下”，数易其稿而形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1951年，陕西省尚没有全面的国民经济计划，各行业的生产方针和各种具体计划，多以部门召开的专业会议或以《工作计划》、《工作纲要》等形式下达。1952年，开始制定全省统一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先后编制了《1952年基本建设综合计划》、《1952年陕西省经济工作计划》和《1953年国民经济计划》等，初步实施了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同时，根据国家财经委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开始编制全省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52年9月8日，省财委经多次反复，拟出《陕西省1953—1957年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意见草案》。1953年7月至1954年1月，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一五”计划时期的基本任务，结合陕西的实际情况，在中央统一计划的指导下，集中时间和人力，对陕西省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了试编。1954年7月对计划的主要项目又进行了一次调整。这次试编，由于缺乏经验和资源调查，统计资料又少，加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情况比较复杂，因此，计划编制工作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并对多次形成的不同方案进行对比，最后才初步形成了计划纲要草案。1954年7月，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全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强调加强党对工业建设的领导，并指出了应该抓好的重要环节。1954年9月，为加强对计划工作的领导，组建了陕西省计划委员会。省计委成立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国家计委下达的“一五”计划分省指标，进一步修改了原订的五年计划草案，提出了《陕西省地方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纲要（草案）》。1954年12月，省委、省政府召开计划工作会议，研究讨论了五年计划纲要报告。根据会议代表所提出的意见，省计委对五年计划纲要再次作了补充和修改，并在会上初步确定下来。此后又经过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研究，反复修订，并两次报经国家批准才确定下来。1955年10月，陕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陕西省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最后确定的陕西省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按照国民经济计划分级管理原则而制定的，它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从全局战略出发，保证由国家制定的全国“一五”计划中部署在陕西的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完成；二是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由陕西省制定的地方发展计划。具体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1．大力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广泛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推广农业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农作物的生产，以保证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2．地方工业要贯彻为农业服务并与农业密切结合的方针。大力整顿、改造已有工业，充分发挥其潜在能力，并有计划地发展中、小型工业；加强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扩展公私合营；做好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等工作，以便通过各种形式逐步将私营工业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重视对手工业的指导，鼓励手工业为城乡居民生产和生活需要服务，采取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逐步将个体手工业引向合作化的道路。

3．集中力量确保重点工程的建设，特别是努力完成国家在陕西省布点的苏联援建的24个重点工程的建设，以及宝成铁路和三门峡水库工程等重大项目的建设。

4．大力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贯彻对私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巩固和扩大国营经济对市场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有计划地改造私营批发商，稳步地使私营零售商业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

5．改善交通条件。加强公路的养护和管理，重点建设公路桥涵，积极整修地方道路。除加强国营运输业务的领导作用外，要积极组织群众运输合作社，对资本主义运输业实行公私合营。充分发挥一切运输潜力，以适应国家建设和城乡物资交流的需要。

6．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努力提高经济工作的管理水平。贯彻经济核算制，加强财务管理与财政监督。厉行节约，大力节约原材料，不断降低工业产品成本和商品流通费用，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

7．提高中、小学教学质量，适当发展普通中学；有计划地发展工农速成中学和中等专业教育；逐步发展工农业余学校和扫盲运动；加强文学艺术工作；改善卫生保健事业；在发展生产和积累资金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陕西省的“一五”计划，还对基本建设计划、地方工业计划、农业计划、商业计划、公路运输计划、文教卫生计划等主要指标作了明确规定。

三、“一五”时期陕西重点工程建设的情况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实际施工的重大建设项目为921个。其中苏联援建的有156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援建的有68项，其余为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

苏联援建的工程是经过反复磋商才确定下来的。

第一次，于1950年商定了50项。

第二次，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协定》商定，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加上1950年签订的50个项目共141个项目一并进行建设，将在1953年至1959年分批开工。

第三次，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双方谈判商定，由苏联政府再增加设计和帮助建设15个项目。至此，两国政府共签订了156个由苏联援建的工程项目，并向全世界公开宣布。

第四次，于1955年双方商定再增加16项。

第五次，口头商定再增加2个项目。

这五次商谈共确定了174个项目。经过反复核查调整后，有的项目取消，有的项目合并，有的项目一分为几，有的项目推迟建设，有的项目不列入限额以上项目，最后确定为154项。因计划在此前已公布为156项，故此后仍延称“156项工程”。这些工程实际进行施工的只有150项，其中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施工的有146项。

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有24个分布在陕西。其中，航空工业5个，即113厂、114厂、115厂、212厂和514厂；电子工业2个，即782厂和786厂；机械加工企业4个，即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高压开关厂）、西安绝缘材料厂和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能源工业3个，即灞桥热电厂、户县热电厂和王石凹立井；船舶工业2个，即408厂和872厂；兵器工业8个，即248厂、803厂、804厂、843厂、844厂、845厂、847厂和853厂。

建设中的212厂

这24项工程在省内的分布情况是：西安16个，宝鸡2个，兴平3个，户县2个，铜川1个。原属兵器工业的853厂于1955年8月兴建，后停建，1957年10月由国家安排调整改建为430厂。

“一五”时期，除了苏联援建的24项重点工程外，国家还在陕西安排建设了一大批限额以上的重大工程项目，这其中包括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援建的项目。另外，在陕西省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省里也安排了一批包括地方工业、农业、水利、交通、城市公用事业在内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这样苏联援建的24项和中央安排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加上省里安排的地方项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陕西施工兴建的重要建设项目即达一百多项。这些项目涉及到各个行业。除24项以外，主要有：

交通方面：宝成铁路、西户铁路、西（安）万（县）公路、铜宜公路（金锁关至焦家）、西安西火车站等；

煤炭电力方面：铜川矿区（包括铜川三里洞立井、王家河一号立井、高平沟平洞、铜川机修厂、铜川至王石凹铁路支线）、西安煤矿机械厂、西安电力机械厂、宝鸡电厂、延安电厂、铜川电厂、汉中电厂（扩建）、新秦公司电厂、户宝输变电工程、西铜输变电工程、西户输变电工程等；

纺织工业方面：西北国棉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安纺织厂、新秦公司纺织厂（扩建）、新西北印染厂等；

轻工业方面：西安造纸厂、咸阳造纸厂等；

建筑材料方面：耀县水泥厂、陕西金属结构厂、陕西红旗水泥制品厂、西安混凝土预制厂（即西安市政工程水泥制品厂）、西安第一砖瓦厂、西安第二砖瓦厂、灞桥机制砖瓦厂、莲花寺石碴厂、西安万利胶合板厂、建筑制材厂、水磨石预制厂、耐火陶瓷厂、水暖卫零件厂、铜川耐火材料厂、铜川陶瓷厂（改建）等；

水利建设方面：三门峡水库、红寺坝水库及灌区、治峪河灌区、辋川水库、渭惠渠水力发电抽水灌溉工程、渭惠渠普集水力发电抽水灌溉工程、织女渠水力发电抽水灌溉工程、红石峡水力发电抽水灌溉工程、白鹿塬水厂等；

石油化工方面：西安石油仪器总厂、陕西钢绳厂、西安油漆厂、西安氧气厂、延长油矿等；

电子工业方面：西北机器厂（改建）、群力无线电器材厂、国营烽火无线电厂等；

文教卫生方面：西安交通大学（从上海迁来）、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西安医学院、西安第一工业学校（扩建）、西安第二工业学校、西安航空工业学校、陕西财经学院、陕西中医药研究院、西安音乐学院、西安技工学校、西安电工技校、西安土建学校、西安卫生电气配件加工厂等；

电工机械方面：西安仪表厂、西安电机厂、陕西重型机器厂、西安汽车修理厂、西安农业机械厂等；

食品工业方面：西安人民面粉厂、铜川面粉厂、西凤酒厂、汉中油脂厂、洋县食油加工厂等；

兵器工业方面：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等；

其他方面：精密光学研究所、自来水厂（改建）、周家河污水处理厂以及骨粉厂、农药厂等等。

以上这些项目，连同苏联援建的24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为陕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构成了陕西工业的基本框架。有些甚至在当时即形成了行业体系，如位于西安西郊的电工城和位于西安东郊及咸阳的纺织城，都是当时国内很具实力的行业基地，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工业项目及文教设施为改变陕西的落后面貌、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重点工程建设的成功经验

“一五”期间，这些项目的建设，特别是苏联援建的24项重点工程的建设，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由中央有关部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及有关地市党政领导机关的组织领导和支持配合下进行的。纵观历史，举步维艰，重点工程的建设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艰辛的创业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和陕西省经济基础都十分薄弱，对大规模经济建设又缺乏经验，缺乏资金，缺乏技术人员，各方面的建设条件都很差，其困难状况是可想而知的。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拒绝提供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设备等等，给重点工程建设带来了重重困难和障碍。但这一切都没有难倒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没有吓倒不屈不挠的陕西人民。他们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和障碍，完成了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任务。

“一五”时期的重点工程建设为我们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重点工程建设顺利完成的行动纲领

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并于年底向全国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就是要在若干个五年计划期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基本指导思想也就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正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具体体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心。而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具体规划中，又是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和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逐步形成我国的工业布局。因此，重点工程成为我国工业建设的重中之重。这就使得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发展不仅在路线方针上有了行动纲领，而且在政策方面有了保障。这是“一五”期间重点工程得以迅速上马和顺利完成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同时，总路线提出后，各级党组织即广泛进行了对广大职工和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活动，在社会上很快形成了一个学习总路线、宣传总路线、落实总路线的热潮，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大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调动了干部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也是“一五”时期重点工程能够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

2．依靠工人阶级，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重点工程顺利完成的力量源泉

“一五”期间，国家在陕投资建设的重点工程在其具体建设过程中，广大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五”初期，由于西北地区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兴起，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为了保证西北地区工业建设的顺利进行，国家号召并组织一些相对发达省市支援大西北建设。东北、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等地的知识分子、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服从组织调遣，纷纷来到陕西，支援陕西建设。仅上海派来支援西安建设的建筑技工即达2200多名。天津、武汉的建筑公司整建制地开进陕西。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技术工人、军队复转人员和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也源源不断地被调往陕西，投入到工业建设的热潮之中。如786厂，仅从南京720、 714等厂调进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即达千人以上。部队院校和全国其他大专院校也向该厂输送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和毕业生。113、114厂，1954年上半年接收了一批空军转业人员和国家分配来的一批大学生，下半年又从华北、中南、西南等地调来一批干部。1955年又从320厂、120厂、432厂、116厂调来200余名基建干部。804厂，从1957年至1959年，陆续从部机关及部属十几个老厂抽调业务、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1800余人。其他各企业也都陆续接收了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和大学生。这些人有不少是从大城市来的，他们服从组织调动，放弃了舒适安逸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来到条件艰苦和相对落后的大西北，来到陕西重点工程的建设工地。他们克服了生活和工作上的种种困难，不怕苦，不怕累，毫无怨言，一心扑在企业建设上，把自己的青春、血汗和智慧都奉献给了陕西的重点工程建设。这体现了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崇高政治觉悟和伟大的奉献精神。由于当时不少领导干部和工人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文化程度低，又缺乏建设经验，大家对学文化、学技术、学管理热情很高。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科学技术，勤奋学习，尊师重教，蔚成风气。

1958年11月25日，国家对786厂进行验收，首任厂长齐一丁在签字仪式上讲话

为了进一步依靠和发挥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在重点工程建设过程中首先坚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对广大职工进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勤俭新中国成立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使广大职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建设祖国的责任心，为重点工程的胜利完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力量源泉。其次是充分发挥工人在企业中的主人翁作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爱护、生活上关心、工作中信任，并在企业中开展各项民主活动，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知识分子和工人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加强了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团结，从而调动了全体员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建设工地形成了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良好局面。再就是发挥广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大力开展以技术革新和技术创造为主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利用召开经验交流会、现场会、表彰会等形式，表彰先进，推广经验。通过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工人和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在财力不足、人才短缺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创造条件，硬是提前完成了重点工程的建设任务，给国家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3．树立“一盘棋”思想，党委、政府加强领导，各方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是重点工程顺利完成的保证

那个时候，“156项”是整个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各地都从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给重点建设以大力支援。从全国各地派来支援大西北建设的人数多达十几万。在省内，各级领导对在陕的24项工程的建设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支持。省市各级领导机关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克服地方本位主义，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加强领导，认真组织，确保重点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陕西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有许多项目就是为保证重点工程建设而安排上马的，如铁路、公路、砖瓦厂、水泥构件厂等等。保证了重点工程所需建筑材料和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农业方面，这五年中尽管受到严重的水旱灾害，加之非农业人口的猛增，给市场供应造成一定困难，但陕西省仍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重点工程广大职工的粮油副食及其他消费品的供应。为了保证重点工程建设，省地市县还调集大批民工，承担土建工程。由于地方的大力配合，使重点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4．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重点工程建设的必由之路

由于旧中国经济十分贫穷落后，加之连年战争的破坏，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经济不但基础非常薄弱，而且陷于一片混乱，全面崩溃。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调整，国民经济已得到恢复，并有了较大发展。但是，总的来说，当时仍然是很贫穷很落后的。要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多。首先面临的就是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方面的严重不足。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应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一切国家的经验我们都要学习，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在强调学习外国经验的同时，他又指出：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了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地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

在争取外援方面，当时由于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对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在经济上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在军事上实行包围，因此，当时中国只能取得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陕西省的重点工程建设就得到了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家的大力援助。这些国家尤其是苏联在资源勘探、厂址选择、技术设计、人员培训、设备安装以及机器设备和其他货物的提供等方面对陕西重点工程建设都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在“一五”期间，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都多次派专家和技术人员到陕西地区各重点企业进行工作。仅先后来陕工作的苏联专家即达一百多名。他们在陕工作的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十年。他们为陕西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和陕西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苏联专家在灞桥热电厂指导吊装发动机

在重点工程的建设中，虽然我们得到了苏联等国家的技术援助，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大量的建设任务，还是靠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去完成。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后，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正在建设的一批重点工程造成巨大损失和多方面的困难。我们的广大干部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发扬独立自主，顽强拼搏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终于使重点工程建设的任务得以完成。

5．加强党的领导，是顺利完成重点工程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保证重点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央、省、市等各级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在陕的24项重点工程从筹建到建设完成的整个阶段都自始至终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怀，党和国家以及军队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张闻天、郭沫若、薄一波、罗瑞卿、谭震林、李雪峰、陆定一等都曾到陕亲临企业视察指导工作，有的还多次到陕亲临指导。特别是李富春，在重点工程筹建阶段多次到陕亲自领导和参与选址工作，在企业建设过程中，他又多次亲临，有时一年中数次到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以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重点工程的建设进度和质量以及将来的发展非常重视和关心。他们在陕西视察重点工程建设时，都予以及时指导。如1955年10月，贺龙副总理在视察114厂时即指出：工厂建设是百年大计，要注意工程质量；1957年5月邓小平在视察114厂时提出：工厂除生产军品外，还需生产一些民品。对于重点工程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家也及时予以解决。1955年11月，针对此前工业建设中一些问题，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了特急电。在陕重点企业接电后，按照要求，对基建工程普遍进行了全面检查，保证了重点工程的进度和质量。企业建成以后，党和国家还安排了一些友好国家的党政军领导人和团体参观在陕的重点工程。他们中间有越南劳动党总书记胡志明、越南总理范文同、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蒂姆布克、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巴卢库以及由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率领的军事代表团、由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昌奉率领的军事代表团、由朝鲜人民军金光侠大将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和东德、捷、罗、匈4个国家电力代表团等。这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在陕重点工程建设的高度重视。陕西省和西安市党政领导也对重点工程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关心。省委和市委分别设立省委工业部和市委企业党委具体负责此项工作。为加强重点工程中党的工作，省委和市委在各重点企业中普遍建立了党委（总支、支部）或临时党委（支部），并对它们实行直接领导。企业党委（总支、支部）的成立和组成人员一般是由省委和市委批准或任命。企业党政主要负责人则由中央直接任命。在重点工程的建设过程中西北局和省市委领导多次深入施工现场视察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当时，西北局、省委、省政府、西安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马明方、马文瑞、张治中、杨明轩、潘自力、张德生、赵寿山、赵伯平、韩兆鹗、冯直等，都多次深入企业检查指导工作。在制定全省计划时，省委、省政府也都将国家在陕投资的重点工程放在突出位置，及时切实地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诸如建筑材料、粮棉油供应等方面的问题。企业党组织更是把搞好重点工程建设当作是自己的主要任务，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党员群众开展技术比武、知识竞赛、增产节约、创先争优等活动，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动员一切力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来。各级党政组织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领导，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广大职工豪情满怀，斗志昂扬，艰苦奋斗。这些为重点工程的顺利建成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和群众基础。

五、“一五”计划实施的巨大成就

从1953年起陕西省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和艰苦奋斗，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省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首先是，提前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制度。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逐步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具体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步骤实现的。

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分得土地的农民，既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又有互助合作的愿望。特别是缺乏劳动力和牲口、农具的农民，互助合作的要求更为迫切。党顺应农民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到1952年底，全省已建有33.75万个互助组，参加互助组的农业劳动力有295.7万人，约占农村总劳力的52％。

1953年到1955年上半年，全省在整顿、巩固、提高互助组的基础上，普遍试办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4年底，初级社已发展到3048个，参加农户6.5万余户，占总农户的2.2％。进入1955年春，农业社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到1955年6月，全省已建立初级社1.73万个，比上年增加了近5倍，基本上达到乡乡有社，有200多个乡基本实现了合作化。从1954年下半年到1955年上半年，在合作化运动中出现了急躁情绪，一些地方不顾条件，违背自愿互利原则，强迫农民入社，致使农村部分地区一度出现了“拉牛退社”的情况。中共陕西省委曾两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把农业合作化步骤放慢一些”，从而使建社工作转入控制发展和着力巩固的阶段。

1955年7月，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走路”以后，省委检查了所谓“右倾思想”，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春，短短几个月就实现了全省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随后，又经过扩社、并社、升级的迅猛发展，到1956年底，全省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95.5％。农业合作社后期，由于工作过粗，发展过快，遗留问题不少。但是，农业合作化毕竟是我国农村的一个重大社会变革，它对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陕西的手工业同个体农业一样，也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形式，生产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经营分散，同计划经济间存在着不少矛盾。对它的改造与对个体农业的改造略有不同。一方面采取自愿互利原则逐渐发展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另一方面帮其解决生产上遇到的困难，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这样，一方面使手工业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它从原来的个体经济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1955年底，全省手工业合作社、组发展到1716个，从业人员33.1万余人，占手工业总人数20％多。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手工业合作社、组迅猛发展，到年底，已达到3198个，从业人员80.4万人，占全省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70.9％；实现产值1.44亿元，占手工业总产值的82.2％，基本完成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赎买”方式进行的。通过这一形式，将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工商业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企业。陕西的私营工商业虽然不发达，但它在全省的经济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拿私营工业来说，从1950年到1956年一直在全省工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1953年，国营工业企业的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30.75％，而私营工业产值却占68.46％；到1955年，私营工业产值还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2.11％。

这项工作经历了一个从初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发展过程。第一步先把私营工商业变成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如对私营工业企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企业实行经销、代销，目的是把私营工商企业的生产和流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第二步是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把私有工商业变成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经历了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两个阶段。1956年，全省出现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当年6月14日，西安市最后一批60多个私营企业数千名资本家和平地跨进社会主义大门，到年底，陕西的私营工商业基本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不仅使企业的外部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使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标志着陕西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胜利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壮大。同时，这种变化也极大地调动了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使企业生产得到较大的促进和发展。资本家逐步丧失了对企业的统治权，成为企业的普通一员，逐步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通过三大改造，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形式逐渐成为主流。

第二，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农业方面，生产的基本条件初步得到改善，农作物产量不断提高，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全面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陕西省重视抓农业基本条件的改善，把投资重点放在水利、植树造林、农机和良种的培育推广等方面，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大发展。1957年全省有效灌溉面积达758.5万亩，比1952年增加306万余亩，超过计划指标78.9％; 全省农机总动力增加到1.07万千瓦，是1952年的100多倍。另外，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陕西注重科学种田，加强了对农作物优良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如对“六〇二八”、“碧蚂一号”等小麦良种的培育推广，使得粮食作物特别是小麦、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得到很大提高。全国劳模王保京的高产田，玉米亩产达1500斤。种棉能手张秋香，采用育苗移栽技术，使亩产皮棉由原先的一二十斤增加到一百多斤。由于陕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视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广科学种田，使陕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1957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21.02亿元，比1952年增长41.1％。粮食总产量达88.8亿斤，比1952年增长11.7％，棉花总产量达232.4万担，比1952年增长58.3％。在农业大幅度增产的同时，畜牧业、林业也得到很大发展。五年内大家畜增长24％，猪增长53.5％，羊只增长73.6％；五年内造林总计773.5万亩，超过了五年计划的5倍，林特产品如生漆、油桐、五倍子、棕片、板栗、木耳、核桃、花椒等的产量也都大幅度增长。

在工业方面，一大批新兴工厂相继建成投产，工业规模迅速扩大，工业生产急剧发展。“一五”期间，全省有近百个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其中苏联援建的24项重点工程有10项建成投产。它们是黄河机械厂、西北光学仪器厂、昆仑机械厂、宝成仪表厂、烽火机器厂、庆安机器厂、新征机器厂、华山机械厂、西安机械厂、秦岭电工厂。其余14项除东风仪表厂推迟到1959年开工建设外，均于“一五”期间动工兴建并于“二五”期间完工投产。这些工业项目，涉及机器制造、电力电器、煤炭、纺织、金属冶炼、搪瓷、印染、化工、军工等众多工业门类。其中大多数工业项目都是陕西从来没有过的。“一五”期间，在西安东郊和咸阳，建成了两座纺织城，全省新建并投入生产的现代化纺织厂共有7个，这些工厂都装备了当时最新式的机器，纱锭达60.3万锭，布机达1.55万台，并新建了两个印染厂，成为西北最大的纺织基地；在西安西郊，建成12个电工电器制造工厂，号称“电工城”，成为全国重要的电器工业基地之一。“一五”期间，被称为“渭北黑腰带”的陕西煤田也得到大力开发，铜川矿区共改建新建成的大中型矿井就有8对。这些工矿企业的建成，彻底改变了陕西工业落后的局面，使陕西一跃成为全国工业基地之一。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工业技术水平也在迅速提高，许多新产品在“一五”期间试制成功。据统计，“一五”期间陕西试制成功并投入生产的新工业品达142种，其中有地震仪、钻探机、磁强针、起重机、电动机、皮带运输机、搅拌机、收割机、条播机、双轮双铧犁等机械、仪器，还有石棉制品、耐火材料以及生活需用品。当时，不少地方工业产品如搪瓷制品、油漆、纱布、针织品等质量达到全国先进水平。这一时期的工业生产发展迅速，许多生产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比1952年增长139.4％，年平均增长19.1％，是高速度增长的5年。这一时期主要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增长。1957年发电量比1952年增长5.2倍，原煤增长74％，原油增长8.3倍，棉纱增长2.1倍，棉布增长2.7倍。

“一五”期间，陕西的交通运输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国家投资建成了全长668公里，途经陕、甘、川三省的宝成铁路。还对全省原有的8条干线公路进行了修整，恢复、改建和新建了大中型桥梁97座，使原有的国道、省道的公路等级普遍提高到三四级技术标准。全省原有的27个未通车的县，经道路延伸整修后，减少到5个。关中和陕北基本形成了道路网。1957年与1952年相比，铁路通车里程增长31.7％，货运量增长2.5倍；公路通车里程增长82.5％，货运量增长2.5倍多。

随着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商业流通不断扩大。1957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2.1亿元，比1952年增长105.7％，主要消费品的供应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居民消费品增长91.4％，社会集团消费品增长138.2％，农业生产资料增长4.3倍。地方财政收入由1952年的1.80亿元增加到3.40亿元，累计上缴中央4.15亿元。5年间，外贸收购总额有较大增长，1957年收购总额达到2887万元，比1952年增长3.1倍。

在文教卫生事业方面，1957年底，陕西全省高等院校达到23所，比1952年增加了10所。中等学校（包括普通中学、中专、中师、技校）达708所，比1952年增加540所。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增加到215万人，比1952年增长了37.2％。截至1957年底，全省卫生机构达3170个，比1952年增长3.4倍；卫生机构病床床位l.32万张，增长1.6倍；专业卫生技术人员2.99万人，增长2.1倍。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三，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的日益丰富，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不断提高和改善。1957年全省人均消费水平达到100.8元，比1952年提高39.2％，其中城市居民消费水平达185.1元，提高了30.5％，农民消费水平达86.5元，提高34.7％。城市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全民所有制职工达67万人，比1952年增长96.5％，职工工资总额增长3倍多，每个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1倍多。5年间国家投资新建居民住宅4406万m²，初步改善了居民居住条件。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等制度的实行使职工的安全、健康有了保障。城乡人民储蓄增长了5.6倍。这些都是陕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陕西经济与全国经济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1952年陕西人均国民收入75元，和全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差距为29元，到1957年，陕西人均国民收入提高到124元，与全国的差距缩小为18元；1952年陕西人均社会总产值118元，比全国平均数低58.6元，到1957年，陕西人均社会总产值提高到211元，与全国的差距缩小到38元。

上述情况表明，陕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一方面反映了陕西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尽快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陕西的良好愿望，另一方面也证明了陕西人民改变旧面貌创造新生活的能力和决心。

六、“一五”计划实施中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能够顺利完成，并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们建立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姿态和高度的政治热情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从经济工作的指导上来说，主要是由于对以下几个问题认识比较正确，处理得比较恰当。

第一，清醒地估计形势，树立正确的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一五”计划是在经过剿匪、反霸、肃特、土改等一系列社会改造和抗美援朝斗争取得巨大胜利，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情况下着手编制的。面对这种胜利发展的形势，党和政府继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和实际困难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恰当估计。当时，明确地指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既要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又要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强调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从实际出发。由于总的指导思想正确，因而在“一五”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各地区各部门都比较注意对现实情况的调查研究，尽可能地把需要与可能结合起来，使计划指标建立在积极可靠的基础上。计划编制过程长达四五年，反复讨论修改，力求符合实际。就是重点工程建设的方案，也是经过反复论证，实地勘察、多方比较后才确定下来的。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党和政府能够自觉地调整某些不切实际的计划指标，不失时机地纠正经济建设中发生的一些偏差，从而保证了“一五”计划的顺利实现。

第二，搞好综合平衡，把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结合起来，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根据我国当时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生产水平相当低的实际情况和当时国际环境、工农业生产以及国防建设提出的迫切要求，“一五”计划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点部署了钢铁、机械、电力、煤炭、化工等方面的建设。与此同时，采取了有效措施促进农业和轻纺工业的发展。这样，就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得到了协调发展。在企业的布局上，也贯彻了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相结合的原则。中央主要抓全国重点工程建设，地方抓地方中小项目建设。在保证重点工程建设的同时，也建成了一批与之相配套的地方中小型工程项目。

第三，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一五”计划，强调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目的，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在计划中，根据当时的现实客观条件，尽最大可能安排了职工工资福利将要达到的水平及其增长幅度，农民生活将要达到的水平及其改善的程度，规定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将要达到的发展目标。并且采取了具体的步骤和有效的措施，来保证这些目标的实现。同时，党和政府明确指出，人民生活水平只能稳步地、渐进地提高。必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必须注意扩大资金积累，保证必要的建设，以便建立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由于全面理解和正确处理了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的关系，“一五”期间，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得到相应改善，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不断得到增强，人民群众喜气洋洋。

第四，讲求经济核算，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到了重要地位。“一五”期间，党和政府一再指出，我国经济落后，积累建设资金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任务，要求一切企业、建设单位和国家机关都必须建立和实行严格的节约制度和经济核算制度，提高效率，杜绝浪费。当时，整个社会形成了勤俭新中国成立、厉行节约的良好风气。全国、全省上下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一五”计划执行结果，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61％，产品成本降低29％。积累效果、投资效果、物质消耗、能源利用效果、资金利税率等方面都创造了较好的水平。铜川三里洞煤矿建设周期仅35个月，咸阳几个纺织厂仅用8个月或11个月就建成投产。

当然，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党也犯了一些错误，出现了一些问题，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主要是：

1．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工作过于急促和粗糙些，留下许多问题。1955年夏季以后，对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原来准备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结果在1956年底就基本完成了。由于步子急，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工作上就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改革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的计划过大过急，经营管理混乱等缺点。这些缺点没有纠正，后来又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有些缺点反而扩大了，以致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生产大呼隆”，“分配一拉平”，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这类缺点。由于赶急图快，也出现了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搞合作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对一些技艺较高的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供销活动的人员，在改造过程中没有照顾到他们的特点和利益，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后期又盲目“过渡”、“升级”，小集体过渡到大集体，集体企业升级到国营企业。走村串户的十大匠销声匿迹，结果丢掉了许多具有特色的传统产品，市场上日用工业品和小商品大大减少，上门服务减少，使人民生产生活产生诸多不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面过宽，改组过多，对许多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够适当，把一些属于劳动人民的小业主也划为资本家，这些都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2．在经济建设中盲目冒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时有发生。“一五”初期的1953年有些部门和地方就出现过急于求成、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倾向。结果影响国家重点建设顺利进行，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加之预算收入夸大和预算支出增加过多，发生了财政金融膨胀和巨额财政赤字。1953年8月，党中央发出增产节约、紧缩开支、平衡预算的紧急通知，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陕西省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贯彻执行，才使国民经济很快稳定下来，减少了这次“小冒进”带来的损失。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又出现了带有全局性的盲目冒进。首先是农业高指标，然后催动着工业、交通、文教、基建等方面出现高指标。1956年的基本建设计划比1955年的实际高出90％。这种全方位的盲目冒进，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不稳定态势。针对这种错误倾向，党和政府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遏制盲目冒进，并使国民经济逐步趋于稳定。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内部出现严重意见分歧，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反冒进的一系列决策和措施，却遇到非议和批评，认为反冒进是一种“右倾保守”的表现，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给六亿人民泼了冷水，是“促退”，并提出反“反冒进”，在南宁会议、广州会议、上海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上，对反冒进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从而导致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出现曲折的局面。

3．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在当时条件下，虽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把苏联经验当作社会主义的惟一模式，照搬照套，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计划管理体制。这在当时条件下，对于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保持社会稳定，顺利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特别是保证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的确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病就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地表露出来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党开始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八大前后，党中央领导人在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有许多光辉的思想，陕西省一些负责人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但是，为时不久，这种有益的探索被越来越严重的“左”的错误（包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给打断了。

4．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和重大经济关系的把握还不够确当。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复杂和艰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经济建设，不能不带有那个时期的特征。当时，帝国主义对我进行封锁，周边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战争威胁严重，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台湾国民党集团不断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南方印度支那的战争还正在进行。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同时考虑到矫正旧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局面，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侧重在内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1955年夏季中央提出重新考虑工业布局，在沿海城市新建、改建的项目非绝对必要的一律停止建设。在内地的建设项目亦应适当分散。国家这种战略布局，对陕西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一五”计划奠定了陕西工业的基础。但就全国而言，影响了我国工业的合理布局，迟滞了经济发展的步伐。1956年，党总结“一五”头三年的经验教训，并对国际形势进行了新的判断，认为朝鲜战争结束，印度支那战争达成停战协议，万隆会议的召开，新的侵华战争和世界大战在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1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因此，对工业布局作了一些调整，适当增加对沿海的投资，以便更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已有的工业基础，支持内地工业的发展。

在把握重大经济关系方面，我们党是很慎重的，正像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说的：“我们没有犯原则性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但是总结“一五”前几年的经验和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还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就陕西地方而言，由于解放前经济非常落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农业的基础也十分脆弱，生产力水平低下。“一五”期间，国家把陕西作为新兴工业基地，直接投资建设了一批属于重工业类的国防工业企业。这一方面为陕西奠定了一个工业基础，另一方面，也使得原本脆弱的经济比例关系更加不平衡了，出现了所谓“骨头多肉少”的矛盾。其具体表现是：大中型骨干企业多，小型企业少；中央企业多，地方企业少；重工业多，轻工业少；生产性建设多，生活性设施少；工业企业建设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少。这些矛盾在陕西存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给陕西以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陕西人民正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部署，抓住当前的发展机遇，总结过去，规划未来，迎接新挑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验、教训进行客观的分析和总结，这无疑对当前加速陕西的经济建设，实现小康目标，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吴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