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是咸的

第八章　海水是咸的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表象,让我们迷失其中。我们已经习惯在聚光灯下欣赏被鲜花簇拥的冠军,而忽视了冠军背后那些默默无闻并付出同样辛劳的人们,我们以为成功就像冠军们接受采访时述说的那样简单或者离奇。同样的,当媒体将更多的时段和版面献给走出宦海的前官员时,大众们懒得去想或者根本没有去想那些至多算做“准成功人士”的下海官员们,他们淹没在私营企业数不清的职业经理当中,和他们在机关当官时一样的默默无闻。少数人则在下海后触礁呛水,饱尝下海的艰辛和无奈后猝然发现:海水的味道原来是咸涩的。

看过这段文字的朋友们建议我,将标题改为“下海的七个陷阱”,我嫌这样的表达太过庸常,而坚持了原来的表述。虽此,如果你是一个官员,我还是建议你把它当做“下海的陷阱”来读,那样,可能对你更有益处。

游宪生下海了,徐刚下海了,王小平下海了,吴敏一下海了……媒体世界中的惊奇,赞叹,艳羡,评论,让他们一个个像明星一样好不风光。曾经,他们最多只是一方土地上的名流,而今的他们,已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成了全国性的知名人士,连他们的年龄、籍贯都会被人无数次地提起。

依照人们的想象,下海官员们一定是乘风破浪,羽扇纶巾,意气风发。新天地在等着他们开辟,新的人生将从此辉煌或者更为辉煌。

宦海中,心气不定者在这样的诱惑下,开始盘算自己是不是应该“心动不如行动”。少数人在行动中,摇身变为“成功人士”,或者做CEO,整天价受大报小报追捧,风头之健,超过董事长者也不乏其人;或者做老板,创业后迅速成为富甲一方的商界名流,行业精英。但更多的行动者至多是些“准成功人士”,少数人则在行动后触礁呛水,饱尝下海的艰辛和无奈。

漂泊不定的“三姓小儿”

2003年4月的一天,我将电话拨到山东黄河集团,寻找门新国,我在三年前采写的《门新国现象》一文的主人公,原山东垦利县县长。应山东黄河集团董事长张忠泉先生的邀请,他于新千年奔赴东营市黄河集团总部所在地,开始了下海的新生活,出任黄河集团副总经理。

返回北京的时候,门新国送了我一个小礼物,一个纪念工程奠基的金箔画,画上那个奠基的工程,是门新国到私营企业后负责的第一个工程。如今,小礼物摆放在北京一个朋友的书房里,两会结束的一天,我看到了这个金箔画,正准备出差山东的我,想起门新国赠我礼物时说的话:真诚地欢迎你来山东,看看我,也许我下海后的命运很有戏剧性。

“请接门总。”山东黄河集团的总机接通了,我跟接线员礼貌地说。

“哪个门总?”电话那端,接线的小姐语气莫名。

“门新国呀,难道你们有好几个门总?”我以为对方听错了。

“对不起,没有这个人,真的没有。”对方很礼貌,也很诚恳。

电话在集团总经理办公室等好几个部门转来转去,知情者肯定的答复是,门新国早就走了,在黄河集团一年不到,就辞职了。为什么辞职?不清楚。现在何处?不知道。怎样才能联系上?不清楚。

此前三个月,在杭州西湖畔,一个当年读了我的报道《门新国现象》而顿然下海的人,问我,门新国现在怎样了。现任一著名私营企业副总的她,曾为放弃副局级岗位下海而迟疑不决,门新国的事例,给了她榜样的力量。

彼时,我们都蒙在鼓里,以为他还在黄河集团,和邀请他的人共谱新篇章。

我不知道,忍着领导家人同僚的不理解甚至非议,顶着重重压力而辞职的门新国,从黄河集团的办公室里收拾东西离开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我想知晓,现在的他处境如何,一个摆脱了“县长情结”的农民的儿子,能不能从跌倒的“打工情结”中重新崛起?我没有答案,唯有祝愿。

我采访的第一个下海的官员,就这样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当初铆足劲下海的官员,现在有不少离开了当初苦苦劝他加盟的老板,怀着一颗郁闷的心,或者愤然而去,或者黯然挥泪。企业衰败,土崩瓦解中不得不打起铺盖者有之;老板无良,违背诺言后无奈何不堪羞辱而去者有之;理念相左,争执不下间兄弟反目者有之;自己不才,企业受损后遭遇辞退者有之;官念浓郁,官企对接中节拍不合者有之。

凡此种种,使得自断了退路,回不了官场,不得不继续在商海挣扎者,四处求职,昨天在张氏集团下海,今天在李氏集团辞职,明日到王氏集团应聘,名片不时变换,职务经常升迁,常被品格不良者讥讽为“三姓小儿”。我们不喜欢用这样贬损的话语形容下海官员,因为如此局面的形成,并不一定是他们的错,但我们从这个古老的词汇中,形象地洞见了失败的下海官员四处漂泊的窘境。

权穷“匕”见?

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到太多的私营企业朝党政官员抛“绣球”。浙江省人事厅副厅长袁中伟等人认为,不排除部分私营企业主出于赏识出于发展的目的相中官场人才,但少数私营企业主真正看中的,是他们在权力机关培育的社会资源。

2000年,门新国下海的那一年,西部一家私营企业亮出了“民招官”大旗。尽管这家企业在“江湖”上还仅仅是颗冉冉升起的小太阳,可他们为虚位以待的未来总裁开出的价格,却如当午的太阳眩人眼目:年薪100万元人民币!

令人吃惊的是,该集团“民招官”行动,绝不仅仅抛出一个100万元年薪的总裁职位。其董事长设想,要从是年省直机关人事改革分流出来的官员中,招聘70余名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裁、副总裁、公司总经理、总审计师、各分公司业务部长等。

在一般人的理解中,众多分流官员难免有些瑕疵,为什么私营企业要招纳大批量的分流官员,不惜冒着招来瑕疵之人的风险?老板答疑时,含糊地说,分流干部对企业有益处。

彼时,一位组织部门负责人宣称,很多企业在最初招聘“官员”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这些“官员”的社会背景上,希望通过他们的关系网为企业今后的发展创造好的空间。

尽管官方即刻对兴致勃勃的私营企业泼冷水,提醒私营企业不应指望分流干部的关系网,但是,招纳党政官员进入企业的风气,并没有因之而淡然。三年了,我们看到的情形是,老板们发给官员的邀帖越发地多了起来,官员下海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一些初出茅庐鲜为人知的小私营企业,他们对官员几乎到了求贤若渴的地步。

袁中伟认为,部分老板们真正渴望的不是经理人,而是有政府背景的经理人,他们盼望的不是下海官员,而是下海的权力,当权力慢慢贬值的时候,图穷匕见这个古代的故事,往往演绎成现代版的“权穷匕见”。

袁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省级财经部门的中层官员。一个私营企业主请他下海,为其做信贷业务,报酬是年薪50万元,一部车,一套房。利诱之下,这位中层官员下海了。

第一次,老板让他做一笔融资,他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旋即和一家银行敲定。老板笑逐颜开。

第二次,老板让他再做一笔融资,有人见他并没挤入那家企业的决策层,贷款就变得困难了。费尽气力,跑了三家银行,只有一家给了他面子。老板觉得怎么效率这么低,搞了这么多天。

第三次,老板还是让他去融一笔资金,虽然他的脸皮变厚了,但是没有人再给他面子了,倒不是人情薄如纸,也有真愿意帮助他的朋友,可是别人不能为了朋友违反信贷纪律。他无可奈何地铩羽而归。他意识到老板对他失望了。

于是,房子没有按时兑付,他仅仅得到了一部车子。他很愤怒,私下里大骂老板言而无信。他萌生出一刀两断的念头。

有人劝他断了这个念头,“一年还没到,你要是走了,50万也没了,何苦?”

是的,何苦?他留下了,苦苦地留下了,等待他那悬挂在半空中的50万元。

一个熟悉该下海官员的官方人士说,他也太不留心了,就在身边的例子,三年前的教训,他都没有汲取。

这位官方人士所说的教训,来自一位省直机关的科技处处长。2000年前秉承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他用自己的职权抗拒了本系统的垄断势力,为一家生产光缆的私营企业的产品提供了关键性的技术鉴定,使其有了进入市场的通行证。原本秉公办事的他,并没有期待由此翻身的老板投桃报李,却在不久后获得共同创业的邀帖。

于是,他下海了。一个原先根本没有考虑过积累什么关系资源的技术干部,当他的人力资源优势逐渐衰落,他对私营企业的价值差不多也已所剩无几。

末了,薪酬福利等等不能兑现的冷冰冰的事实,让他无奈离去。

他们因为年轻,还有继续博弈的机会,而年纪稍大的就惨了。浙江省还有一位省级机关的处级调研员,升迁受挫后,要求内退下海。以业绩说话的私营企业主,用完他的“面子”之后,很快遗弃了他。回机关的门已经朝他永远关闭了,他去了义乌小商品城。年终了,经营不善的他,抹下面子,找到原单位的领导,将一部分销不出去的小商品,作为福利摊销给了昔日的同事。

限于篇幅,我不一一列举采访到的类似事例,但上述三个故事绝不是个案。

在这里,我提醒那些受到私营企业邀请,正在盘算是否下海的官员,也许你对现在的工作很不满意,也许你下海的决心已然铁定,但请你务必厘清一个事实:老板究竟看中了你什么?如果是权力资源,即便你抛却道义不谈,也要想一想:没有了官员身份,你旧有的关系是否还管用?还管多大用?

“道具”之悲

“注意力经济”时代,是一个越来越在意大众眼球的时代。如何俘获大众的眼球,快速提升企业的知名度?极少数蓄势待发的私营企业,总是期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爆个冷门,一飞冲天。在“民招官”还有悖于人们正常思维的时候,“点子大王”们抓住媒体和大众常常为之震惊的“民招官”进行企业炒作。一些不满现状试图跳出“官门”的官员,就这样毫无准备地掉进了策划大师的“圈套”,成了一出炒作大戏中可悲的道具。

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数百万公务员即将在有“第七次革命”之称的机构改革中分流而出,由官而民。

次日,西北一家私营企业便在西北地区的一些主流媒体上,刊载了大幅广告:“欢迎在机构改革中分流的政府行政干部前来大展宏图”,首批二十余个高级管理职位虚席以待。末了,继首批吸纳省内数名分流官员外,又相继从全国范围内的候选者中,纳贤十数人。

这则广告及其后续情景,吸引了国内外诸多眼球,非但当地媒体,就连一贯严谨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也不失时机地予以报道。在中国大众中最有影响力的电视栏目——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也以正确的舆论导向,报道了这个有可能涤荡官本位陈旧思想的新鲜事物。

遗憾的是,大张旗鼓的“民招官”,虽然轰轰烈烈,但最终还是没有留住原打算下海了就不再回去的官们。不过一年的时光,当年省内首批招聘进企业的数名官员,竟然一个不留地全部离开了!据了解,他们大多数是省经委、省计生委、省广播电视厅、省劳动局、省地震局等省级机关的干部,一年前全部被安排到企业内部的行政职位上。

于是,敏感的记者们开始打探原委,原因被一一列出,诸如官们懒散的习惯难以更改,工作效率太低,等等。

一直对此事保持关注的人士认为,这样的原因不能否认,但当初企业在招纳人才的时候,动机中除了招聘,是不是还有炒作?如此疑问,不是空穴来风。人们后来发现,“民招官”是一个策划者的杰作。在西北一个策划公司的网页上,“民招官”被当做该策划公司创始人的一个成功案例,赫然在目。该案例称,4万元广告投入(招聘政府官员),近1000万元宣传回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华社、日本“朝读新闻”等世界著名媒体相关报道1000余篇)。据悉,这位有著名策划家名号的策划大师,还是1998年中国十大经典策划金奖获得者。

就在西北这家企业招纳的省内下海官员悉数走失的当口,另外一家四川私营企业祭出了100万年薪“民招官”的旗帜,但人们对此似乎并不热衷。有人就此事采访成都市几家民营和合资企业时,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炒作行为。至于100万元的总裁年薪,他们也一笑置之:“要是他有能力创造1000万元的利润,他何不自己干?非要到你这里来?”

其实,以上两家私营企业还是好的,虽然招聘官员有存心炒作的嫌疑,但对人才求贤若渴确属实情。比较而言,对那些纯粹为了炒作知名度的“民招官”,则需慎而又慎。一般而言,成长预期较好的小型私营企业容易想出这样的馊点子,在这样的企业里,即便老板炒作成功之后不伺机将你炒鱿鱼,拿着他的小钱整天闲置在那里,又有什么意义呢?

“死”于管理混乱

私营企业,尤其是处于成长期的私营企业,其不成熟的管理常为成熟的管理者所诟病。下海到这样的私营企业,若出任高层管理职位,或可以整顿纲纪,让管理上水平。如果仅仅是个中层管理人员,往往要承担管理混乱无所适从的风险,事态严重的,最后免不了为混乱的管理“殉葬”。这里的“殉葬”,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夸张而形象的说法,意即“卷铺盖走人”。

今天名震川蜀的四川方舟集团,昔日的管理,在业界看来,委实不敢恭维。

一方面,企业机构频繁调整,导致部分被招来的“官”们心里不稳定;另一方面,企业发展的快节奏,也让部分人感觉到了自己知识和能力的欠缺。而老板在使用下海官员的时候,没有考虑推进速度,把握好节奏,他们提供的再培训、再学习机会不够,致使下海官员难以度过艰难的磨合期。如此一来,“官”们不仅适应不了角色转换和思维转型,成不了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还遭遇到一拍两散的尴尬局面。

方舟集团招聘的下海官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个接一个地将辞职报告送到集团人事部:曾是成都红光电子厂办公室主任的王进,原江油长城特殊钢集团下属公司副总、被委以方舟铝材公司总经理重任的李壮,陆续辞职。据《羊城晚报》报道,原河北某部预备役军官侯化勇,一步步升到这批应聘的“官”们在方舟中的最高职位——方舟集团政务处长,相当于总裁李兴勤的“高参”与“左膀右臂”,也于2001年5月洒泪离开。终于,1999年5月,最后一名应聘的省经委分流干部高某也递上了辞呈。

据报道,年愈不惑的高,原本仕途不错,虽然亲友反对他进入私营企业,但看中私营企业单纯人际关系的他,还是踌躇满志地应聘进了企业。40多岁的高浑身充满了工作的干劲,每天可以加3个小时班,有时甚至晚上十一二时才回家。进公司三天之内就走遍了铝业公司的角角落落,根据调查和在机关20多年的经验,对公司的有关规章制度进行了修改,提出了一整套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的方案,受到公司重视。

方舟集团发展太迅速了,而管理体系却没有随之发展,只是不断调整。高到铝业公司仅仅一个月后,集团突然撤掉了铝业公司的行政部门,他被叫回总部待命。因为一时找不到适合的位子安插,他就成了一个闲人,很长一段时间连办公桌都没给安排。虽然他的工资很高,也一直发着,但他是想来干事业的!后来的一年里,高的办公桌仍然被不断地搬来搬去。频繁的变动让他成了一个疲于奔命去适应工作岗位、熟悉人事的人,哪里还有更多的心情干事业!那一段时间,高无奈地想到了与方舟分手。

既然方舟这样的企业,都有这样不愉快的分手,那么,众多默默无闻的小企业,出现这样时聚时分的尴尬,就不足为奇了。

路子不对

文人下海,经常会遭遇“不对路子”的尴尬。所谓“不对路子”,就是遵循不同的道德标准,使用不同的商业手段。在不完善的“前市场经济社会”里,一些私营企业主惯于使用不规范的手段,而道德水准已进入真正“后市场经济社会”的文人,则不屑为之。

岂止文人,下海官员中的正派人士,也不屑使用不规范的手段。于是,他们的下场也就和多数文人一样:喝足了满肚子咸涩的海水,甚至被海中的暗礁吞没。

我的前辈,18年前参与创办《南风窗》杂志的CI品牌营销专家钟健夫,曾写过10篇戏说文人下海何以失败的专栏文章,其中之一是:只有堕落才能发达。

钟说,许多下海失败文人认为,他们的能力并不比别人差,他们所以失败仅仅是因为自己不甘堕落。有研究经济问题的人也替他们辩护说:“他们不懂得在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从事商业活动需要使用一些不规范的手段,‘下海’后仍是一股书呆子气,结果失败了又有啥稀奇的?”

何为不规范手段?钟健夫一针见血:“说穿了就是不道德的手段。”

要是一个信奉阳光交易的官员,不幸恰好下海到一个惯用不道德手段的私营企业,那么他就会生发“不对路子”的感慨。

在浙江省政府2号楼的办公室里,一位人事部门的官员跟我说过一个省直机关处长“不对路子”的故事。处长下海了,去了一个还比较有名气的私营企业,几个月就悄然告退了。下海的时候,折腾得要命,撤退出来,更是难受,家人、单位、舆论的压力很大。可是,继续呆在一个不对路子的企业,压力大得没有边际。想想未来,想想多年来受到的党风党纪教育,他决定还是在没有陷入的时候走掉。

很多时候,路子不对,不仅仅在于下海的私营企业采用不道德的手段,事实上,下海官员碰到私营企业有违法犯罪嫌疑的机会很少,多数时候,“不对路子”体现在诸如生活作风行为规范层面的小事上。尽管腐败官员层出不穷,多数公务员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不少人和传统的文人行径更对“路子”。所以,他们下海后因为“路子不对”四处碰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钟健夫以戏谑的方式委婉建议文人:“企业家能够使用不道德手段,第一需要胆量,第二需要创新精神。而普通文人胆小如鼠,循规蹈矩,想使用不道德手段也没有这种勇气和能力。下海的文人不懂或不屑于运用,就最好别下海。”

世间事,事不同理同。人事部门的官员也戏谑地说:“下海的官员,如果不懂或者不愿意用不道德手段,也最好别下海。”

既然是戏谑,自然有夸张的成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下海官员都会遭遇“不对路子”的窘境,毕竟,把不道德手段作为商战攻略的私营企业主,已经越来越少了。但,少不等于没有,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习惯了清正廉洁又想下海的官员,那么最好的方式是自己做老板;倘若你准备去私营企业下海,那么,你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摸清该企业和你是否“对路子”,以免有一天,别人指着你直冒清高纯洁书呆子气的鼻子骂,“说你迂腐实在太便宜了你”。

池塘失火

“商海有风险,下海须谨慎”,这句克隆过来的话,不仅是说着好玩。即使不出现上面所提到的几种过错在老板的道德风险,下海官员也要面对私营企业所必然要面对的市场风险。一些看起来坚不可摧的“企业航母”,也会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在一夜间撞到冰山上,永远沉没,这个时候无论你是船长,还是一个大副,一个普通的水手,都难逃厄运。

1999年初,吴正喆痛苦地离开了爱多。两年多以前,应名噪一时的“标王”胡志标之邀请,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国家统计局,下海到远在广东中山的爱多。

爱多公司诞生于1995年,短短两三年时间,企业爆炸式地成长,好像一口吃成了胖子。员工人数,从初始的几百人膨胀到高峰时的5000多人,原《羊城晚报》记者孙玉红将之比喻为“鲸吞”。现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的孙玉红,在她所著的《风雨爱多》一书中解释说,鲸吞式饮食法,就是肚子饿了,一大口海水,哗地吸进胃里,然后哗地将海水吐出,鱼虾被挡在了齿唇的筛网中,这是真正有用的食物。爱多的员工大进大出就是这样。时间太紧,需求太大,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在过程中自然淘汰、净化。

而对关键人才的寻觅,则由“标王”胡志标独立主持。一开始,胡志标和许多私营企业老板一样,用的是自己的朋友,完全是感情用人。后来,胡志标发现要用有用的人,上档次的人。

1996年,吴正喆出现的时候,胡志标看中了他。是年,吴在国家统计局做“中国职工生活进步调查”时,发现爱多是VCD产品中“最具竞争力品牌”第一名。吴正喆把这个调查结果制成一个铜匾送给了胡志标。吴带给他的不仅是看得见的铜匾,还有看不见的全新策划理念——“包装”。胡不仅爱上了有形的铜匾无形的“包装”理念,还相中了吴本人。

孙玉红说,吴和胡之间有过一夜长谈。一个是跃跃欲试准备下海的国务院部委官员,一个是求贤若渴苦觅人才的广东中山东升镇私营企业主。最终,风度翩翩、思维活跃、一口纯正京腔、极具感染力和煽动力的吴,折服了胸怀大志、敏感谦虚的胡。

当胡志标向吴透露在行业内率先降价的想法时,吴即刻着手“包装”,三天内一份极具震撼力的“阳光行动A计划”递到胡志标手中,并且潇洒利落地操办出来。爱多形象要有个大的提升,正需要吴这样的人才,于是胡志标当场邀请他出任爱多公司营销副总、爱多视频公司总经理,让吴开价。

诱惑和矛盾同时摆放在吴的面前。正如孙玉红所说,首都北京、国家部委虽说在工资单上反映不出多少现金,但它的含金量是心理上的,感觉上的。要放弃眼下国家统计局里的这个职位,去东升镇那个车尘滚滚的105国道旁一栋5层的小楼,落差实在是太大了。

可是,帮助参谋的朋友告诉他:“给你副总经理这样的位置,就是不给你工资,也该千恩万谢。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学习机会?”

于是,吴和胡,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人,走到了一起。

吴来到爱多,还带了两个助手:做过律师干过外企的单根生,出任过名牌服装企业丹侬营销经理的王兵兵。

两年多之后,王兵兵走了,单根生也走了。最后,吴正喆也走了。据称,离开的时候,他并没有获得胡原先承诺的年薪。

下海后再次出走,有诸多具体的原因,但引爆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不行了,爱多这个原先的“大海”,在市场的狂风暴雨中节节败退,即使小得像个“池塘”,还是“失火”了,最终所有的“水”都熬干了。

虽然,吴出走的时候,“池塘”还没有最后熬干,可是,在因为由“火”而引发的种种危机中,你再能干,除了出走,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心底的“帽子”

当副厅长变为副总裁,处长化为经理……早先的官员,自下海之日起,就不再是代表权力机关的官员,他们在社会上的新称谓是“职业经理人”。

无论自摘官位的心情是痛苦还是痛快,反正,下海了,头上的“帽子”也就一律摘掉了。我们看到很多官员在选择下海的时候,义无反顾,所有的官方名号都放弃了,包括他们曾经视为“第二生命”的公职。但是,要干干净净摘掉心底的“帽子”,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我们发现,不少官员下海后,行事风格还或多或少地残留着“官”的影子,那是一顶看不见的“帽子”,一顶长期在机关生活中慢慢积淀在心底的“帽子”。

“官帽”易摘,“心帽”难脱。一个下海官员,一旦脱不掉心底的“帽子”,便容易被这顶“帽子”坠进“海底”。

一个中部省份的地税局副处长,下海去一家私营房地产集团的成员企业出任总裁助理。这是一个从乡下逐步壮大,最终在省城杀出一片天地的建筑企业。尽管从底层成长的老板高屋建瓴,气度非凡,那些跟老板一起从乡下开始打天下的人,却多数是农民做派,非但不懂得什么深奥的MBA,也没有他能看得上的文化品位。

据说,年纪轻轻就在官场春风得意的他,原本就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和人说话。在这个看上去很土的企业里,他这个有着省直机关干部履历的总裁助理,哪里会将这些开疆辟土的乡下“老臣”放在眼里,认真沟通自然是没有的,指手画脚却是家常便饭。

反感铺天盖地向他袭来,习惯“官场斗争思维”的他,不检视自身,反而以为“土包子”在暗地里整他。他向董事长鸣不平。考虑到他是个人才,董事长有分寸地袒护着他。发展到后来,董事长感觉到不能再庇护他了。

有一天,突然来了个副总裁,本是正常的人事安排,他理解成领导层要“架空”他。集团行政副总裁找他谈话,他觉得这个副总裁是看不起他。

如此折腾的结果是,他被孤立了。感觉被孤立的结果是,他带着怨气离开了。

现实中,我们观察到,因为心底的“帽子”,官员和企业的对接经常不顺畅,一些辞官下海者不能适应从政到企的角色转换和思维转型。

四川方舟集团董事长李兴勤认为:很多机关干部从报刊或者在调研中见过不少民营企业,但这并不代表他就真正了解了民营企业。站在“官”的位子上看到的民营企业是一回事,而辞官做“民”后进入民营企业亲身体会到的又是另一回事。下海前看着民营企业觉得很热闹,但真正进入企业后摸到实际又觉得有点烫,两者之间肯定有反差。机关实行朝九晚五制度,企业则是效率工作制;政府考虑的是公共利益,企业则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政府强调规则,企业则注重实效;在政府是被人找,在企业则是找别人。

由于不适应,方舟集团首批招来的9个“官”都走了。这一方面诚然是企业管理上有较大缺陷,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部分“官”过惯了机关松散的日子,缺乏开拓精神,习惯于按条条框框办事,责任心不强,甚至慢条斯理、踢皮球,所以适应不了民营企业很大的工作压力和管理方式。

9个“官”中,有个中层管理干部,他下海后疏忽了一点:他已不再是当年被当做人才招进来的“官”,而只是方舟集团的一个普通员工,想见老总一面都不容易。当很多自认为好的建议不被采纳,那种难言的孤独、失落让他失去了耐心……1999年5月,离他进方舟集团刚好1年,他向公司递交了辞职报告,然后又回到机关。

李兴勤对下嫁私营企业的“官”有个忠告:私营企业实行效率工作制,如果有事你就得加班加点拼命干,也许很累,但没事时就是你休息的时间,这种制度与机关朝九晚五的制度大不一样。首批招来的“官”们之所以要走,也许与他们不适应这种制度有关;来的人在开头的半年乃至一年里产生去意的多,因为双方正在互相磨合互相适应,产生不和谐很正常,你到哪个企业都会有一个磨合期,“官”们应该有耐心,慢慢来,仔细找到自己在私营企业工作和干事业的感觉。

客观地说,下海官员被“官念”所束缚,老板也应该检讨。因为老板可能对政府官员的脾气、行为规范以及优缺点缺乏正确的评估,没有考虑推进速度,提供再培训,让下海官员彻底脱掉心底的“帽子”,慢慢成长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但是,一个准备下海的官员一般很难要求老板这样做。在你跃跃欲试脱帽下海之前,请先自省:我心底有没有一顶“帽子”,什么时候才能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