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新国现象

2.门新国现象

三年前,门新国的选择,在官场中激起的不是一阵涟漪,而是一个现象,门新国现象。

2000年底,我赴山东东营,以中国新闻社记者的名义采访了门新国,并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门新国现象》一文,国内外几十家媒体转载了这篇文章,门新国顿成名人。

2000年11月1日,门新国起了个大早。他给司机打电话,别来接他了。而后自己驾驶着那辆整整乘坐了100天的皇冠车,到坐落在东营新城的山东黄河集团总部上班。

这一天,是他辞去县长职务,加盟私营企业的第100天。

他现在的身份是山东黄河集团的常务副总经理,而不再是几十万人瞩目的山东垦利县县长。

2000年7月6日,门新国递交辞呈。

“让我到企业去,我熟悉经济工作,我能发挥自己的特长。”门新国在辞职申请中言辞恳切。

门新国说的是实情,20多年来的工作履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利津县王庄供销社营业员;利津县供销社副主任;利津县商业局局长;东营市商业局副局长;东营市财贸委主任;东营市体改委主任;东营市国内贸易局局长。

门新国对我说:“这些年来,从贸易流通到经济管理,从招商引资到体制改革,从实践到理论,我始终没有离开过企业。可以说,我了解企业界,了解东营的企业界。”

“也正是因为此,1999年东营市委在选拔垦利县领导班子时,门新国当了县长。”东营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赵福恩说。垦利县此前几年经济发展速度在东营下辖的县区中位于后列,为将经济搞上去,市委几经考虑,派门新国于当年5月赴垦利县,任代县长。两个月后,门新国在选举中摘掉了“代”的帽子。

从代县长到县长到辞职而去,门新国在垦利县干了一年零两个月。

对门新国14个月的工作,赵福恩一句话作了评价:是个非常称职的县长。赵说,作出这个评价的是市委和组织部。

依据有三:班子团结;炼油厂从废墟中崛起;经济上了台阶。

垦利县干部和略知政府事宜的坊间人士给门新国的评价有两个字:务实。

一位乡党委书记说,门新国上任后不是先搞“三把火”工程,而是一个一个乡镇地跑,认认真真搞调研。

门新国觉得自己今日弃官从商的选择,是过去养成的务实性格和作风的必然结果,尽管辞职去黄河集团的决定是那么的偶然和仓促。

黄河集团的前身是东营市的一家私营企业,创办人是山东滨州人士张忠泉。出身行伍的张忠泉在风风雨雨中完成了最初的创业。这期间,门新国作为东营市体改委主任、贸易局局长,和张在工作中有过非常频繁的接触。门新国到垦利县当县长后,张仍然经常去看望他。

张忠泉对我说:“门新国是真正懂企业的人,不仅能干,而且肯干,我特别欣赏他的踏实稳健的作风。”

欣赏归欣赏,张始终没有动过邀其加盟的念头。毕竟,人家是个局长、县长,而他的“黄河”只是一家私营企业。张原也是公门中人,懂得在东营这个地方,一个局长、县长的分量有多重。

直到2000年初,张忠泉用股份制改造企业,变自己的私企为有6个多亿净资产的黄河集团时,张想到了门新国。此时,挤进山东省十大非公有制企业行列的黄河集团,把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等中科院院士“挖”进了董事会,开始进军高科技医药等行业,并大张旗鼓运作股票上市。张忠泉意识到门新国这样的高级管理人才对黄河集团二次创业的重要性。

2000年6月的一天,张专程去垦利向门新国发出诚恳的邀请。

张最有力量的说辞是:能当县长的人很多,能搞好一家大型企业的人很少。对我们这些不缺钱的人来说,在这个私企崛起的大时代,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联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不是更能实现价值吗?

门新国说,这话砸到他的心坎了。

他让张给他一个星期的时间想一想。

当门新国的辞呈递交到市委,一位主要负责人也劝他好好想一想。

这位负责人最后从他个人的角度跟他说,开弓没有回头箭,虽然根据政策可以保留三年的公职,理论上在私企干得好,还可以提拔,事实上,一离开现职,就等于自断退路了。

门新国斩钉截铁:“我不会后悔的。”

7月20日,门新国到黄河集团报到上班。有人戏说他当日的心情:“像一条快乐的鱼游进黄河,归入大海。”

当地一家媒体为他这一天的转变写了这样一则新闻:《从县长到打工仔》。

门新国辞职的消息流传得异常之快。门新国的长兄心急火燎地从利津县赶往垦利县。听到这个消息,他首先想到的是:弟弟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

当他得知弟弟的县长干得很好,他怎么也不愿意弟弟挂冠而去。门家累世务农,多少代人出了个“县太爷”,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岂止门新国的农民长兄,想不通的还有很多机关干部。毕竟,在东营市、山东省乃至全国,一个县长主动要求辞职,是异常罕见的。

东营不少干部觉得门新国辞职没有理由:领导班子很团结,门新国自己干得得心应手,组织上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和支持的。

彼时,东营机关干部中议论最多的话题还是:他为什么要辞职?

门新国在辞职申请中陈述的理由大致有二:“我对经济工作很熟悉,和现在的工作比较而言,我更适合做企业工作;机关干部的分流,不应该只分流一般干部,我愿为领导干部的分流做个表率。”

我对后面这个动机表示怀疑,认为这只是按照官牍文化的表现方式而寻找的托词。

门新国没有否认。嗣后,他阐述了自己辞职的理由。

他先说了一件二十几年前的小事:

1977年恢复高考,1975年高中毕业的门新国上了录取分数线。此时,已由两年前的营业员变为保管员再升为部门经理的门新国,在领导的劝勉下,放弃了深造的机会。

门新国说:“为什么当时领导能挽留住我?这与我务实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一来我有些舍不得来之不易的铁饭碗,二来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农村,我应该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

但门新国并不是那种随意放弃机会的人。

1981年,组织上选送他去山东省供销职工大学。门新国这样形容当年的自己:“我玩命地学习,我要把握住机会。”

当张忠泉把邀门新国出官入商的绣球抛到他面前,一通思索后,他给自己找了四条实实在在的理由:

自己入仕几近20年,前呼后拥也好,迎来送往也罢,他经常的状态是勤勤勉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觉得自己真的累了。

干部制度改革业已启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即将到来,尽管人员分流不会分到他这个县长头上,但仕途到底能走多长,他不能不仔细掂量一下。自己今年42岁,学历也低。尽管组织上在干部选拔上不唯学历,但早就知识化专业化的今天,凭他这样的硬件,未来会怎样,他的心里明镜似的。

张忠泉提出的年薪20万元,再加上一比一配股,在他心中无论如何是有分量的。这是他当县长每月1100余元工资的多少倍?!当县长也能搞钱,可他不愿意那样做。赚钱,要赚得明明白白,这是为官20年一直奉行的原则。

他是个爱做实事的人,也是个想做大事的人。黄河集团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初级阶段,面对即将到来的二次创业,他不想再做旁观者。

门新国说:“主观上的认识虽然到位,但没有客观的外部大气候,我可能也不会走出这一步。”

他所指的“大气候”首先是全国的: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获得了肯定,其发展是大趋势;社会价值多元化,当官并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

其次是东营的:东营民营企业在地方经济中的比重已飙升到80%以上;为大力发展个私经济,东营市政府三年前下文鼓励党政干部搞民营企业。

门新国说:“我把想法跟爱人说了,她犹豫了很久,尊重了我务实的选择。”

门新国的辞职影响巨大,用东营市一位机关公务员的话说,“是一颗投入东营政界的原子弹”。

门新国辞职后,没过几天,垦利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洪义,也步了他的后尘,流入“黄河”。李说:“门新国的县长都舍得不干,我还留恋什么?何况官路越来越窄。”

门新国的老同事、东营市贸易局局长耿佃发,也带着一个局机关的科长和贸易局下属公司的一个副总经理,揣着各自的辞职批文,“下海”办了自己的拍卖行。

2000年7月27日,中共东营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军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说:“要结合机构改革,鼓励在职干部下海经商,兴办企业。前几天,门新国、耿佃发同志主动要求辞职下海,市委给予了大力支持,我希望广大干部职工向他们学习。”

此后,要求辞职投奔私企或者自办企业的公务员陆续递交了辞呈。

门新国说,在他的影响下,整个东营市辞职的公务员近百人。一些熟悉门新国的处级干部分别找门新国交流心得,探讨利弊。而不少人还处于犹豫、准备的状态中。

东营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赵福恩说,包括县区在内的整体状况他不清楚,他只知道市委组织部管的干部辞职的数字:处级干部4人,科级干部5人。

门新国辞职奔私企而去的新闻,被一些媒体作为“为机构改革做表率”连续炒作。这使得门新国辞职的影响波及到东营之外。

一个月以来,山东黄河集团总办的电话差点被打爆,都是找门新国的省内外机关干部,劈头就问:“你是怎么想的?”而后电话那端流露出“余心有戚戚焉”的感觉。

江西上饶县一位刚由县长秘书转任乡党委书记的干部,给门新国发了一纸传真,要求加盟黄河集团。

江苏一位副县长两次来信,与门新国及黄河集团联络,商讨加盟事宜。

……

黄河集团的电话记录、来信和传真显示这样的人超过40位。远有江苏、江西等省市,近有山东潍坊、滨州、德州等地市。

一些人将之归结为“门新国现象”,并称“门新国他们的辞职,对山东内外受官本位思想影响深远的地区,冲击很大,对面临机构改革彷徨不定的公务员来说,等于作了一场无声的思想动员报告”。

争 议

王小平辞职下海后,盐城市委书记张九汉对“建湖现象”中的几位当事人表示理解和支持。他说,在盐城市这样的同志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对比两年前门新国下海时的情境,差别之大让我感慨万千。彼时,我和几位新闻界的同行,把主政东营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堵在会议室门口,但该官员还是婉拒了我们“只需5分钟”的采访请求,声称“太忙”的该官员安排了一位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做了他的“替身”。

当晚,请我吃饭的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说:“门新国辞职争议很大,你让领导同志怎么表态呢?”

他说,“门新国们”引起的争议,已经从东营扩张到整个山东。直到我2001年初去东营采访,胶东半岛上的争议依旧没有结束。

我将听到的各种争论,归纳为三个焦点。

焦点之一:门新国等人该不该辞职?

反对者认为,作为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干部,挂冠而去,是“对党和人民的辜负”。比如门新国,从一个农民成长为一个县长,“离不开党的培养”。如今正是他大展宏图造福于民“为党和政府分忧”的时候,他却为高薪而去,太自私了。

东营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赵福恩批驳说,“这种看法很狭隘”。他觉得发展民营企业,为政府创造税收,客观上也是在为民为政府。

焦点之二:门新国等人的辞职,会不会导致党政机关精英人才的流失?

反对者说,能辞官下海的公务员,绝大多数是党政机关的精英分子,人员分流不会把他们“流”掉。相反,机构改革后,他们会有更为广阔的舞台。他们的“流失”,一方面是浪费,另一方面与机构改革“淘汰庸人,提高效率”的初衷背道而驰。

东营一些机关干部不以为然:90年代后大量高级人才涌进机关,能人很多,只是被少数人遮挡,没有发挥才能的机会而已。何况,让精英人才都留在机关,也是浪费。

焦点之三:门新国等人辞职后,政府给他们发三年工资,保留干部身份,这种“优惠”是否忽视了社会公平?

东营市权威部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三年前有个22号文件,鼓励党政机关干部搞私企,当时规定保留三年公职,工资照发。现在这样做,是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反对者对此解释愤愤不平:公务员不再为政府服务,去私企领高薪,政府还给他薪水,给他们失败后重回机关的退路,这对那些在改革中承担阵痛的弱势人群来说,显然有失公平。与几年前的“留职停薪”相比,也是个落后的政策。

一些学者和机关干部不仅不同意“显失公平论”和“落后论”,反而认为,“停职留薪”是对今天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有益启示:用暂时赎买的方式换得被分流者对改革的支持。

耳闻各种各样的争论,门新国苦笑:“我辞职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会触动机构改革这根弦。影响这么大,出乎意料。虽然我的人生抉择跟机构改革无关,但歪打正着,对机构改革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尤其是正面积极的影响,我蛮高兴的。”

2003年3月28日,我致电山东黄河集团,找门新国。两年前我联系他的时候,用的是查号台告诉我的总机号码,现在,查号台告诉我的总机号码还没有变,但门新国却已不在黄河集团,顾成荣也走了。我想找曾经向我介绍他们的董事长张忠泉问问原因,秘书说他去上海的分公司了。

我有些怅然,但想想也觉得没什么。即使他们商业上的选择失败了,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人生的失败。因为他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更大的发展空间,更为绚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