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龄厅局级的人生拐点

1.同龄厅局级的人生拐点

为诠释厅局级少壮派官员下海时为什么那么义无反顾,我选择同在42岁下海的徐刚和姜崇洲作为标杆性人物。“同龄下海”这个看上去很有趣的巧合,当然不是我将他们并列在一起的唯一理由,更重要的,是他们下海时的共同表现和基本相同的目的。

2003年3月,广州市人代会批准了广州市环保局局长姜崇洲的辞职申请。姜成了中国下海官员中第一个经人代会同意的“弃政从商”者。

此前9个月,一直被李书福称作“领导”的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出任吉利集团CEO,开始接受泥腿子出身的董事长李书福的“领导”。

一前一后,两个已逾不惑之年的“少壮派”厅局级官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相继下海,弃政从商。考察他们的履历,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在42岁的时候下海的。

42,这个寻常的阿拉伯数字,在他们的人生坐标中,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拐点”,拐点的前边是官员,拐点的后边是商人。

“少壮派”厅局级下海官员中,仕途亨通前景看好的他们,无疑是最夺人眼球的一脉。他们的“挂冠行动”经由媒体世界的传播放大,无异于一场“政坛地震”。遭到“震波”袭击的不仅有他们所在的城市,还有整个中国。

两个低调的少壮派

从浙江到广东,熟悉徐刚和姜崇洲的人,在议论他们弃政从商的时候,论及个人,有两个相同的高频词:少壮派、低调。

徐刚,浙江人中的一个大个子。回想和徐刚相见的第一面,我惊诧自己对他的第一印象竟然关乎他的个头。差不多一米七几的个头,当然没什么新奇之处,可在浙江杭州这个江南城市,却算高的了。

同行的新华社记者张奇志认为,我的“大个子”印象,其实是一个误会。造成这个误会的不是个头,而是徐刚的精神气质。我想也是。一个自信而不猥琐的人,即使是个矮子,只要不矮得出奇,你都很难在脑海为他画出矮子的影像。

2003年2月12日下午1点半,我们来到徐刚的办公室。当天凌晨,几乎没有任何先兆,香港华富财经网披露,“香港国润控股与内地民企吉利汽车签意向书组合资企业”。报道说,吉利以宁波基地入股,而国润控股拿出四至五亿港元现金,双方将合资组建新公司。随后,这家过去一年股价累计下跌55%的香港公司,股价一路飙升,全线飘红,截至当天上午11点,国润控股股价锐升17.78%。徐刚事后与人调侃:“看来香港股民买我们的账,因为我们‘吉利’嘛!”

年轻的女秘书让我们在会议室稍等片刻,她说:“徐总下午要乘坐飞机外出,正在作临行前的准备。”

我们约定的采访时间是两点。根据这个时间表,我们还可以再等15分钟。吉利新闻联络人给我们拿出一本2002年6月份的《吉利汇报》,这是一本印刷极为精致的杂志,一份名字散发出浓郁的计划经济时代气息的内部刊物。封面上,“徐刚出任吉利集团CEO”的标题,悄悄摆放在左下角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循着目录,我们在杂志的第12页,为上述标题找到一则200字的简讯。看起来像“新华社消息”的简讯说:

2002年5月25日、26日,吉利集团分别在北京、杭州举行新闻记者恳谈会,向公众媒体宣布原浙江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出任吉利集团CEO,这标志着吉利集团新一代经营管理班子的成立,“家族式企业”的光环将逐渐淡化,整合吉利集团优势和资源,有效控制、合理开发,将进一步扩大吉利集团的发展,使其经营管理更科学、更合理。集团董事长李书福、CEO徐刚、吉利汽车公司CEO柏杨出席此次恳谈会。

这哪里是什么恳谈会,分明是一个徐刚上任的新闻发布会。张奇志说:“对吉利集团和李书福来说,这可能是介绍徐刚的最好方式,他们是私营企业,又不能用‘红头文件’发任命状。”

简讯底下,有一个百余字的“徐刚小档案”。小档案用官方常见的表达方式,介绍了性别出生年月学历政治面貌后,粗线条地勾勒了一个“少壮派厅局级”官员的成长履历:曾任黄岩市财政局局长,浙江省国税、地税局征管处副处长,浙江省地税局征管处处长,浙江省财政厅党组成员,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2002年5月出任吉利集团首席执行官。

简讯很简,小档案很小,一切都很低调,如同体制内一个刚刚履新的“二把手”。但配发在简讯和小档案旁边的那张照片,却透露出一派阳光的高调气息。白衬衫,花领带,大背头,偏着脑袋,目光斜视前方,两手很自然地插在裤兜里,两腿交叉,整个身体斜靠在一部橘黄色的吉利车上。画面上的徐刚,休闲,随意,阳光,踌躇满志,一派新成功主义者代言人的模样。

杂志的封二上,还有另外一张为“CEO寄语”配发的照片,照片上的徐刚迥异于前者,活脱脱另一个徐刚。着黑色西装看上去很是庄重的徐刚,站立在“经典”摆放整齐的书架前,目光平视前方,一个务实的政府官员的形象。有趣的是他左手撑在桌面上的几根手指,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调皮、些许叛逆。

张奇志指着杂志翻给我看:“瞧,两张照片,两个徐刚,一个三十岁,一个四十五岁。一个迎风飘扬,一个岿然不动。到底哪个是真实的徐刚?”

一刻钟过去了。客厅的门开了,一位远远就带着微笑的中年男人,快步走了过来:“对不起,迟到了。”

秘书做了一个多余的介绍:“这是徐总。”

徐总还在笑,略嫌扁平的鼻子堆满了笑意。奇怪的是,事后我与几个见过徐刚的人交流,他们都觉得徐的笑太多,笑得多,还笑得那么真诚,那么得体,实在是难得。

握手,寒暄,交换名片,打开话题,拿出我们此前送去的采访提纲,一切都依心照不宣的程序,在笑声中继续。

我们此行的初始动机是听徐刚讲述弃政从商的故事,考虑到话题的敏感,以及他能接受的程度,我们给了他两个话题,首当其冲的是民营汽车产业的发展需要哪些政府的支持。对新华社记者来说,这是一个容易写进内参的话题,也是民营企业喜欢谈论的话题。

45分钟过去了,徐刚还在逻辑清晰滔滔不绝地谈论第一个话题。距离我们预定的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还有15分钟。我猜想他在尽量淡化下海的话题。我不得不打断他尚未说完的话,请他谈谈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官员下海的看法。

他真的是一个聪明人。当回避已不可能的时候,他就坦然相对,尽量满足你的每一个好奇心。

至于他的下海故事,我将在后面告诉你。这里,我先对我眼中的徐刚作一个个人化的判断。我觉得,前面描述的两个徐刚,没有一个是真实的,真实的徐刚介于两者之间,既不洋气,也不老套,很有点“温家宝的风格”:温和的,但是坚定,有信念,敢于负责。

知悉“官场徐刚”的人说,他绝不是一个官痞子,他的诚实,他的坦荡,他的微笑,与“官场油子”格格不入。显然,这位西北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在读博士,也绝不是一个书呆子,他的领导艺术,他的待人接物的分寸感,以及贯穿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果敢和干练,都含而不露地显示出一个现代政务官良好的行政管理素质。

一句话,这是一个学者型官员,一个仕途前景看好的少壮派。

同样可以用这句话加以描述的,还有姜崇洲。

在广州人眼里,武汉出生并在武汉读大学的姜崇洲毫无疑问是一个外地人,一个新移民。在外地人眼里,在广州工作在广州当官的姜崇洲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广州人,一个新土著。我的一个同事不无玩笑地说:“不管是广州人还是外地人,总之他是一个成功的官场中人。”

这句笑话的背景是,2000年姜崇洲被广州市人大任命为广州市环保局局长时,不满40岁,是广州市最年轻的局级干部之一,此前他曾任广州市规划局副局长。

做官,治学,姜崇洲罕见地做到了“两不误”。在互联网上,键入“姜崇洲”三个字,启动搜索引擎,能查找到多篇姜的学术文章。在市规划局副局长任上,他还与同事合作搞过广州城市的规划项目,得过建设部一等奖。

《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他的时候送了他一顶“学者型官员”的帽子,行事一向低调的姜崇洲,没有拒绝。

姜崇洲的低调,在广州政界有口皆碑。据广州市环保局一位专司宣传的公务员说,记忆中,辞职之前,姜只接受过两次媒体采访,一次是《中国环境报》的采访,另一次是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据说还是在广州市委宣传部等有关部门的努力协调下促成的。

环保局一位老资格的公务员说,姜在广州市环保局任局长两年,广州市环保局打上了姜“低调”的烙印。

最后,姜在生活上的一些细节也被外界夸大理解为“低调”。2001年起,姜改穿皮鞋为布鞋。即使是一般的会议场合,姜也不会将布鞋换成皮鞋。姜曾跟广州的一位记者说:“布鞋穿着舒服。这样的鞋子很容易买到,广州康王路上有的是,10块钱一双。”

当然,低调并不等同于胆小怕事,无所作为。熟识姜的人都说,姜是一个只顾埋头干活,从不多话的人,他想按照自己的模式干一番事业。据广州市环保局内部有关人士透露,姜崇洲属于那种年轻有为的政府官员,从市规划局到市环保局担任一把手后,一直想有所作为,也确实为广州市环保事业作出了很大成绩,如采取许多新举措改善珠江广州段水质、城市污水基础处理设施的建设、城市河道整治、城市空气质量的提高。

低调,务实,有成就,姜崇洲很快成了广州市重点培养对象。在公务员们的观察中,这个少壮派的局级干部,已然进入了梯队干部的序列。姜自己在公开场合也直言不讳:“我觉得市里的领导对我很好,对我很器重。”

2002年11月,当“很受领导器重”的姜向市政府提出辞去广州市环保局局长职务的时候,广州市乃至整个广东政界都炸锅了,人们对姜的疑问和对徐刚的疑问一样:一个年轻有为的局级官员,为什么突然提出辞职?

不把遗憾留在明天

姜崇洲的辞职原委,究竟是什么?他曾向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说过,早些时候跟一个副市长说过。但具体说了什么,外人不得而知。

可以知道的是,领导没有阻挡他。他自己说:“林书记劝我一定要想好,他说你要留下来一起干,我很高兴,你如果一定要坚持走,那我也只好同意。”据说,有的领导还鼓励他,如果想走的话一定要趁着现在年轻,走晚了就麻烦了。

2003年初,站在最后一班岗上等待新局长换班的姜崇洲,就“弃官从商”答记者问时,找了一个为自己辩解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自己这样的选择也是响应省委书记张德江的号召,到民营企业就职,适应目前广东省民营经济发展形势的需求,原本无可厚非。

不能说这样的理由不真实,但过于官方化的表述似乎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少数人宁愿相信坊间给出的那个世俗的解释:淘金。《南方日报》报道称,对姜的辞职政界出现各种猜测性版本:有传闻说姜崇洲辞职后到广州市某著名房地产公司任要职,一说年薪60万元,一说年薪100万元。

不久,传闻的一部分得到证实。一开始不愿意就辞职接受采访的姜,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他要去一家著名的房地产公司,做高层管理人员。

至于薪酬,姜没有向媒体公布,或者说心存善意的媒体没有透露给公众。

即便如此,还是有相当多的人相信,姜的辞职不是为了淘金,起码可以说,淘金不是姜的终极目标。

一些接近姜的人认为,低调的姜骨子里是个不安分的人,他下海,是想换一种活法,不想当局长的他,想检验并证明自己在商业上的天分。趁着年轻,把握机会,以免年老了后悔。

为使这样的诠释具有合理性,人们从他的生活习惯中寻找佐证。譬如,姜是个惜时如金的人。广州市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姜崇洲给他的印象就是走路非常快,快得甚至让人胆战。他听着姜的脚步声就从心里想着要提高工作效率。

最终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的他,向媒体道出了心声。最为平淡却最具震撼力的一句是:“反正我就是要干自己想干的东西。”

“为什么不想再当局长?”姜说:“我觉得到民营企业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外面的空间很大。如果民营企业始终没有很优秀的人才去加入的话,那民营企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但政府公务员吃皇粮,工作稳定,政府引进人才的渠道相对(民营企业)来说比较宽,还有很多年轻的博士硕士可以进来,而民营企业可选择的人才相对来说没有政府那么多,也不是人人都愿意去民营企业的。”

他自信自己能干好企业,他说他经常看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书,“不管是不是擅长,我认为应该去试一下吧,不试的话反而遗憾多”。

“干自己想干的事,别把遗憾留到明天。”一位同样级别的官员多次重复着这句话,“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意识,可是,敢把这样的意识付诸行动的,少啊”。他承认他做不到。

或缘于此,当国家环保总局听到“姜崇洲弃政从商”的消息,也感到十分震惊。据悉,该局有关方面负责人从媒体上看到报道后,当即致电广州市环保局,得到确定性答复后唏嘘不已。

一样,徐刚也让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公务员们唏嘘了好一阵子。

充满禅味的下海故事

徐刚的下海故事,被他说得像个寓言,或者是一个禅宗故事。

2001年底,6年前由黄岩调到省政府的徐刚,已经有了两顶“高帽”:浙江省财政厅的党组成员、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场面上,人们在介绍他的时候,总会自觉不自觉地附上一个颇具大局观的评价:浙江省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之一,前途无量啊。

虽然徐刚努力表现他的谦逊低调,还是有人看出他的些许得意来。辞别官场后,他承认“我在机关混得挺好”。

这个时候,李书福向这个“混得挺好”的人发出了“英雄帖”,邀其加盟。与李书福相识整整15年,又是老乡,他知道“后李村那个小李子是个什么东西”,尽管家乡的人总是以“什么东西”表示他们的疑问和不服气,在家乡人眼中“做了大官”的他,对李书福却是一百个服气,或者说欣赏。虽然他们15年间的交往并不像外界猜测的那样过从甚密,只是一年里偶尔会打一个电话,但徐的印象里,李书福是一个执著的、做实事的人。“跟我一样,没有任何其他爱好。从冰箱到摩托车、汽车,他总是希望找到更大的事业空间。”

亲见李书福从乡镇企业办到民营企业的徐刚,认为李书福不是一个小富即安的土财主,而是一个对事业有执著追求的人。李在冰箱配件做得很好的时候,进入装潢材料、摩托车行业,再进入中高等教育领域,并兴办旅游事业;在1997、1998年汽车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尤其是国家对汽车行业政策壁垒森严、许多人还不能理解他的时候,又义无反顾地冲进了家用轿车的市场。

邀请徐刚,李书福快人快语:“你当官也当得差不多了,前面红灯越来越多了,到我这里来,前面是一片绿灯的道路。”

觉得自己“机关事业干得比较顺利”的徐,并不认为自己的官“当得差不多了”,但是李书福的邀约,还是让他心动。依照徐刚自己的解释,不外乎两点:一是被董事长个人对事业的执著追求所吸引,二是喜欢玩车、开车的他对有机会造汽车很感兴趣。

虽此,真要放弃世人看好的仕途,绝不像夏日里喝凉水那么痛快。忧郁了一阵子,他想到翁礼华,时任浙江财政厅厅长,在徐心目中,他是一个多年来亦师亦友的长者。

一个空气清爽的夏日清晨,5时许,西湖边的山慢慢醒来,徐刚依约陪同翁礼华,开始他们的登山之旅。

6点40分,徐刚确切地记得这个时间。那个时候,太阳出来了,他们登上了山顶,涌入肺腑的清新空气,久违的鸟叫声,让徐刚感到十分的快意。

此前一天,徐刚谨慎地跟这位财税大员提到了自己由仕而商的打算,可是,他没有获得一个明确的答复,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然而此时,领导说话了,明确的答复依然没有,一切答问充满禅机。

翁问:“你现在有什么体会?”

徐答:“有点累。”

翁又问:“还有呢?”

徐四周看看:“现在风景很好,既能看到日出,又能听到林中小鸟欢叫。”

翁笑了笑:“你在5点30分离开温暖的被窝时是怎么想的?”

徐不好意思地说:“我没多想,就觉得爬出热被窝的时候我很留恋,因为我完全可以躺到7点30分,睡得很舒服。但是我爬出被窝、爬上山顶以后一点儿都没有后悔,因为身体得到了锻炼,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气,还看到旭日东升,听到林鸟早鸣,我觉得很值。”

话没说完,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我请他接听来电,他笑笑,仍然是那种温和的笑。他不仅没有接听,还用食指长时间地摁在关机的按键上,很绅士地关机了。

他的双手向左右一摆,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后来我明白了翁厅长问话的含义:我离开机关,就像离开温暖的被窝;我去从事一个新的事业,就像是爬山;我如果把汽车事业干好了,就是爬到了山顶。我到五六十岁的时候,肯定不会后悔我的这次选择。相反,我不离开机关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作为省管干部,他的辞职申请需要省委组织部的批准。尽管他的申请报告站在了“三个代表”的高度,组织部的研究结论,依然是“安心工作”。出于爱才的考虑,代表组织的官员告诉他,如果他觉得财税系统不愉快,可以换别的岗位,如果他觉得岗位低,不能很好地发挥才能,可以晋升。

尽管浙江新一拨官员下海热三年前就开始涌动,潜流中公务员的震撼已经在慢慢降低,徐刚的辞呈还是有发射出“卫星”一样的影响力。

一个年轻的省管干部,一个前途无量的专家型官僚,为什么在仕途一帆风顺的当口,突然间挂冠而去?

这样的情境,与一年后的姜崇洲何其相似乃尔。不当局长不吃皇粮的儿子日后会不会有什么风险?这是姜崇洲的父母所担心的。而徐刚的父母不仅要担心这些,还要接听一个个烦人的电话,“你的儿子为什么要给一个私人老板打工?”传闻说,有段时间,徐的母亲听到电话响,就害怕得手足无措。

但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他们义无反顾,徐刚得到了一张组织部对其免职的“红头文件”,姜崇洲得到了人民代表大会将其免职的“最高说法”。为了更广阔的空间,为了明天不后悔,为了换一种追求,换一种活法,迎接更具挑战性的事业,他们率先割断了“官本位”的脐带,由世人眼中的官员变成了一介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