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成就

二、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成就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达百年以上。解放前夕，旧中国留下来的科学研究机构不过三四十个，科学技术人员不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仅600余人。^[116] 除了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地域性调查工作和一些可以不依靠实验设备而勉强进行的研究工作之外，现代科学技术在旧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科技事业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和发展，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六十年的努力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取得了令世界惊羡的成就。

（一）新中国成立后科技事业的突破性进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立即加强了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194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十八条规定：成立中国科学院，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直接领导。根据这一规定，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同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当时中科院设14个研究所、1个天文台、1个工业实验馆。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建设开始全面展开，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期间，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各个部门，如地质、冶金、机械、铁道、交通、燃料、电子、邮电、建筑、纺织、林业等系统内部都相继建立了各种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各省、市以及许多厂矿也建立了研究试验机构，初步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地方科研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科学技术体系。随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国家对于科学技术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内部的机构也进行了一些重大调整。1955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又成立了4个学部，即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质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别领导各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使中国科学院成为全国学术领导中心。最初的中国科学院学部由233名学部委员组成，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进入学术领导行列，使中国科学院可以对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进行统筹安排与规划。

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刚刚步入正轨的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立即显现出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在地质勘探方面，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对地质、水文、气象等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短短五年多的时间内，科技工作者的足迹遍及白山黑水，黄河流域、青藏高原、热带雨林的广大地域，在甘肃河西走廊、四川盐边和湖北西部发现了几个储量在3—10亿吨的大铁矿；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克拉玛依等地发现了石油地质构造300多个，油苗240多处，探明石油储量一亿吨以上；在陕西渭河流域等地新探明煤炭储量210亿吨。锰、铜、钨、锡、铅、锌、磷等金属和非金属矿床也有重要发现。并绘制了三百万分之一的全国地质图。^[117] 水利部、中央气象局等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建设和国防的需要，新建了一大批观测台站。到1955年末，全国气象台站比1949年增加了11倍，水文站增加了14倍。^[118]

在工业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冶金工作者掌握了几百种优质钢和合金钢的冶炼技术。1952年到1955年间，我国试制成功新的机械产品约3500种，包括l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6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等成套发电设备。新中国还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取得了治淮、荆江分洪、新安江水力发电站等工程建设重大成就。^[119]

在农业方面，科技工作者为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农业技术改造做了大量工作。通过调查、整理、筛选和推广各种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大为提高了农作物的单产水平。

在医疗卫生方面，我国基本控制了在旧中国长期肆虐的霍乱、天花、鼠疫等传染病。除青霉素和氯霉素能够大量生产外，还能生产合成药物140多种，这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经过五年多的工作，一些过去几乎是空白的学科，如原子核物理、高分子化学等研究工作，已经初具规模；一些薄弱学科，如数学力学、地球物理学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加强。

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一度在前进中遭遇挫折，但广大科技工作者仍坚持同党和人民同心同德，为祖国的科技进步和振兴兢兢业业，努力工作。1961年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中共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于1961年7月共同拟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对科技机构的工作性质、人才培养、知识分子政策等诸方面作了明确阐述，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这个文件在当时被科技工作者喻为“科技宪法”。

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克服了种种困难，并在许多领域取得迅速进展。一批前沿性的学科开始出现，如喷气技术、计算机技术、石油化学、核物理学、生物物理学等都从无到有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科学技术研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仅中国科学院各部门、地方的科学研究机构，就从1956年的380多个，发展到1962年底的892个（不包括地、县级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科学技术人员，从1.8万人增加到6.8万人。到1965年底，全国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已达245.8万人，其中有研究生学历的1.6万人，大学毕业学历的113万人。全国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达到1714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人员达到12万人。^[120]

在农业科技方面，中国初步完成了全国耕地的土壤普查。在世界上最早育成的矮秆水稻得到大面积推广。由于采取品种、灌溉、栽培、肥料等综合的技术措施，大大提高了中国粮食作物的复种指数。选育了可以推广的稻、麦、棉、玉米等8种作物169种优良新品种，一般可增产10%—15%。^[121] 畜类改良、渔业资源、林木速生丰产、橡胶种植的研究等，也从比较薄弱的基础上较快地发展起来。

在工业方面，中国已经初步掌握了许多现代工业生产技术，能够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设计建设某些大型工厂，如年产15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年产100万吨的炼油厂，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工厂，装机容量65万千瓦的水力发电厂，自行建设电气化铁道等。同时，还试制成功了大量新产品。

在基础科学的研究方面，中国依靠自己的努力，填补了一批技术空白，开辟了一批新兴技术领域。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65年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无线电电子技术和半导体也有了发展，生产出了每秒运算5万次的电子计算机，并建立了计算中心。

即使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艰难条件下，我国广大科技领导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仍然坚持努力工作，恪尽职守，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继续前进。成昆铁路的贯通，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都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宏伟工程。1967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成为世界上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这一尖端核武器的国家。1970年我国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回收成功，标志着我国的航天事业取得重大进展。以农业科学家袁隆平为首的研究小组不畏艰险，踏遍千山万水，在1970年培育成功籼型杂交水稻，为我国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数学家陈景润在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上取得重要突破。这些成就集中地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在那个时代的发展水平。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战略思想和辉煌成就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科学技术进步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受到了全党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根据世界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及时地提出新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使中国的科技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获得了高速发展。

一是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战略。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鲜明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122]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根据这一基本观点，他进一步阐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23] 。这篇讲话澄清了长期以来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科学的春天》为题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道出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心声。1988年9月，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24] 这一科学论断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要求，我国的科技事业也在改革中走上了面向市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轨道。

1982年，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联合编制了《“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重点解决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对我国主要产业的技术发展和结构调整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86年，国家实施“星火计划”，旨在把先进适用的技术推广到广大农村，推动科技兴农，引导农民依靠科技致富增收。到2007年，在全国共建立了36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成为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1986年3月，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四位著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要全面追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制定中国高科技的发展计划”的建议。邓小平立即就此作出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125]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中国科学院迅速组织力量编制了我国发展高科技的计划并上报党中央。同年11月，党中央正式批准实施这一计划，并将该计划命名为“863”计划。“863”计划从世界高技术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选择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海洋技术等高技术领域作为我国发展的重点，瞄准世界前沿，解决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高技术问题，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培育高技术产业生长点，力争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一计划的实施，使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极大推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科技人员研制的每秒一亿次的“银河”计算机系统、高能物理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等一批高科技成果，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制定中长期的科学发展规划，选择与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最重要的节点进行攻关，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功经验。进入21世纪后，我国开始启动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信息安全与电子政务及电子金融、功能基因组与生物芯片等12个重大科技专项，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体现国家目标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了探索。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围绕国家目标，进一步突出重点，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筛选出若干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或重大工程作为重大专项，力争取得突破，努力实现以科技发展的局部跃升带动生产力的跨越发展。《纲要》确定了核心电子器件、大型飞机、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16个重大专项。这些重大专项的实施对提高我国综合竞争力、保证国家安全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二是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1985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科学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126] 为实现这一目的，国家改革了拨款制度，推动科研机构面向市场，拓宽经费来源。同时，在法律上承认技术成果也是商品，建立有偿转让机制，开拓技术市场，鼓励科技人员以多种方式创办、领办企业。在这些措施的有力推动下，科技界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经济建设主战场。1995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即：稳定支持基础性研究、高技术研究和重大战略研究；放开各类开发型科研机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活动，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1998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在结构调整、人员优化、学科建设、体制创新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提出全面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置，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和设计单位向企业化转制，对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实行分类改革，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和机制。通过改革，应用型科研机构提高了面向市场、服务经济的能力；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研究开发能力得到加强，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为支持基础研究，国家于1986年批准成立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鼓励科研人员的自由探索。1991年，国家开始实施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计划（攀登计划），以解决一批长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学技术难题。1997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开始实施。973计划紧紧围绕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材料等开展多学科综合性研究，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自身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提供科学理论依据和科学基础。

在对外开放方面，通过引进一批先进技术，引进国外智力和推动科研人员的国际交流，迅速提高了我国工业与农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了我国科研逐步与国际接轨。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外科技合作已经逐步从技术引进和人员交流向联合成立研究机构、联合设立研究基金和联合建立合作基地开展共同研究转变。

2006年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阶段。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强调指出，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建设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形成相互促进、充满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

基础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从1996年到2006年，我国发表的SCI^[127] 论文数量从世界第14位提升到第5位。^[128] 其中，在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领域，我国科学家利用模板和有机物催化热解法相结合制备单壁纳米碳管的技术，被国际同行认为是目前碳纳米管四种主要制备方法之一。在地球科学领域，我国科学家对古生物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其中“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研究为揭示早期生命演化的奥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证据，在国际上被誉为“20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此外，我国在非线性光学晶体、量子信息和通信、超强超短激光研究已居世界前列。^[129]

前沿技术取得众多突破。在航天技术领域，实现了“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空间出舱活动以及空间科学试验等一系列重大突破，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将人送上太空的国家；嫦娥探月工程突破了众多关键技术，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成功发射探月卫星的国家。2009年4月15日我国第二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第二颗组网卫星，是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世界第三个建设全球导航系统的国家。

多项技术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高速信息网络、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核心软件等方面的突破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在生物技术领域，成功研制了20多种基因治疗药物，开发了全球第一个注射用重组葡激酶、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和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超级杂交水稻研究位居世界前列。在新材料领域，人工晶体材料和全固态激光器、新型平板显示技术、纳米材料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创新性成果。在制造领域，我国成功研制了60万千瓦超临界火电机组、500千伏交流输变电设备、千万吨级露天采矿设备、大秦铁路重载列车设备，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难题。在能源领域，我国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活性超细纳米煤直接液化催化剂关键技术；自主研发的模块化高温气冷堆，在世界新一代核能系统研究开发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产业技术创新取得多方面成果。基础工业、加工制造业以及新兴产业领域技术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我国生产的达到国际先进标准的钢材占全部钢材产量的80%以上；高档数控机床的研发取得重要进展，国产数控车床消费数量自给率已由1999年的48.8%上升到2005年的近80%。^[130] 在石油勘探、特种钢冶炼、大吨位集装箱船体建造、计算机微处理器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蛋白质生物基因工程等众多领域，取得重大关键技术突破，有力地支撑了三峡工程、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北京奥运等重大工程的建设。

农业科技再创佳绩。科技进步对我国农业增产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从2004年开始实施的“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攻克了一批粮食丰产重大关键技术，至2006年累计增加粮食2043万吨；培育出了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等一大批新品种，使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农业重大病虫害防控技术水平大幅度提升，每年为国家挽回粮食损失2500多万吨。我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棉已超过棉花总面积的75%，成为世界第五大转基因植物种植国家。而亩产达800公斤的二期超级稻和创玉米一季亩产1400公斤的超高产技术，都接近世界领先水平。^[13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投入总量不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投入效率不断提高。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现已建成22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6个国家试点实验室，形成了覆盖大部分基础研究重点学科领域的实验室体系。从1990到2007年的18年间，我国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总额以超过年均22%的速度增长。2007年，我国全社会技术研发支出总额371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49%。特别是综合运用财政拨款、基金、贴息、担保等多种方式引导和激励社会资源向科技创新活动投入，政府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企业的投入力度，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化科技投入体系。2006年，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已由20年前的7000多家发展为15万多家，^[132] 成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一支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等思想指导下，通过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我国科技人才队伍迅速发展。到2007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8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其中45岁以下中青年科研人员占研究人员总数的80%。^[133] 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人力资源大国。

实践证明，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完全正确。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越来越突出。为了引导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党的十七大指出：“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规划纲要，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知识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促进科学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深化科学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律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域人才，注重培养一线的创新人才，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134]

这些指导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新的全面要求，将引导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