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失误

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失误

工人阶级政党所存在、所从事的活动以及保持执政地位的根据，在于它能够领导人民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能够以社会主义这个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在工作重心转变问题上，我们党经历了艰难曲折，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历史的出发点和基础。这一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工人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40]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要利用政权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他在晚年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理论见解。其中一条就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他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41]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42]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他指出，在夺取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43] 。这就是说，革命胜利以后，党的工作中心应该适时地向经济建设方面转移。

应当说，在执政之初，特别是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在实践上也是注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的。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水平。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还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国家。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解决，党的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已经具备。所以，大会在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后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写道：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了社会生产力以巨大发展的无限前途。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地、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突出了我国生产力还比较落后这一基本国情，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个着眼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全国工作中心进一步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必要和意义。他指出，从1956年以来，情况根本改变了。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4] 。为此，他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3月19日，毛泽东在一份讲话提纲提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45] 这年夏天，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因此，“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46]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然而，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毕竟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需要经历各种复杂形势的考验。当时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问题，另一个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党一方面强调工作重心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另一方面又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重新确认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样以来，就使得主要矛盾的判断同中心任务的确定相脱节、相冲突。在1957年后大约20年的时间里，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一再发生严重失误。正是这种失误，干扰了党的工作中心真正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以至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取代。1957年下半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使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左”倾错误开始发展起来。由于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出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结果使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了。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随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增加了这样几句话：“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一步断言：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一认识从理论上动摇和修改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再犯扩大化错误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

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开始的“反右倾”斗争，使反右派运动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不仅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而且引到了高级领导层内部。这种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后来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进入60年代，国民经济经过两年多的调整，国内形势有所好转。但是，由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对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在党内和党的领导层中实际上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加上中苏论战的进一步激化，使党内对形势的估计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逐渐发展起来。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又发生了新的波折。其突出的表现，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理论指导上进一步发展，最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1962年8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决议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他的这个讲话，把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这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再一次严重而又极端地提到全党面前。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除了外部敌人可能发动的侵犯和颠覆活动外，在国家内部，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是事实。1957年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在经济严重困难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一些贪污分子和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正视确实存在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并在其发生的范围内加以正确处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对阶级斗争问题不能保持清醒的认识，因为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就把它扩大化和绝对化，这样就难免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左”的错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由此断定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就在理论上、政治上失去了清醒。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的“反右倾”，又断言党内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一类斗争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又进一步断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该延长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即是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是过渡时期，都充满着尖锐、复杂有时是激烈的阶级斗争。1963年2月，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公式。同年9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明确提出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及一整套“左”的指导方针很快在党的领导层占了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被一次次政治运动所打断，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被抛到一边。这种状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到极端，“四人帮”一伙甚至喊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谬口号。

总结历史经验，我们认识到，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这一“左”就是20年，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对此，邓小平郑重地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到了极端。”^[47] 在这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发展缓慢，中国同世界经济发展的差距明显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