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召开和探索的初步成果

二、中共八大召开和探索的初步成果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50多个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参加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68位代表作大会发言，45位代表作书面发言。发言的代表，既有中央领导人，也有地方各级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负责人，还有来自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代表面十分广泛。代表们围绕开幕词和大会各项报告，对党的各方面工作进行总结，交流经验。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论断，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确定自己正确路线的基础，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整个分析，重点在于把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突出出来，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是八大路线的基础与核心，也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此基础上，八大还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八大新党章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42] 。

八大肯定并坚持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的报告对“一五”计划的实践经验和反冒进的经验作了初步总结，强调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这个总结初步反映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也指出：如果对于凭借有利条件较快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可能性估计不足，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财政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多种客观限制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必须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大会通过的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各项指标，比较符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

八大在继续探索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在适当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因此，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由需要者自行选购的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等办法。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八大还指出，要正确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和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划分企业和事业、计划与财政的管理范围，适当扩大地方的管理权限。

八大强调继续扩大人民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刘少奇在八大上指出，要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要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就加强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关系问题，八大政治报告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正确处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关系的“长期共存，民主监督”方针，继续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邓小平也指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让民主党派在国家各方面的事务中，发生更大的作用。这样，党就提出了“既要共产党万岁，又要民主党派万岁”的思想，从而初步奠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民主政治格局。党还认识到社会主义各项民主制度的实现，必须将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目前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法制。董必武在八大上提出，依法办事，就是要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这是“清除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律现象的主要方法之一”^[43] 。他在列举我国法制不完备的现象之后指出，要逐步完备法制，要尽快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和土地使用法等一系列法律，加速执行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等。从制度建设的层面看，八大前后党对政治民主的高度关注以及政府管理向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迈进，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化导向。

八大明确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和任务。政治报告的决议确认“双百方针”为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指出，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特别是科学事业、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事业；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积极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科学成就。党和政府必须大力帮助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各高等学校、各大企业的科学研究机关，使全国的科学家有必要的条件实现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争取许多重要科学和技术部门尽快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八大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阐明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外交政策，即：继续巩固和加强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友谊；同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亚洲、非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同一切愿意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继续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政策，反对准备新战争的政策；支持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反对殖民主义，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切反对殖民主义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斗争；支持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运动，加强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在同一切外国和外国人民的交往中，采取真正平等对待的态度，坚决反对大国主义。同时，党还初步提出了“打开国门”，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请进来的政策。

经过认真酝酿，大会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选出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并由上述六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一款。这是因为是年夏天毛泽东已向中央提出，他准备到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可以当名誉主席。他还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从这时起，毛泽东就不再作为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一事，先后在党内外打招呼，说服有不同意见的人。这是酝酿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准备实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一项很有意义的设想。

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是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初步但却非常重要的成果。八大之后，党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制定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国务院认真贯彻八大确定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继续克服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倾向。为此，陈云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并提出要以财政、物资、信贷三大平衡这样的制约方法，来制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在此方针指导下，陈云主持制定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压缩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期间，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有明显增长，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1956年12月，毛泽东指出：地下工厂，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他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他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44] 刘少奇认为“地下工厂”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周恩来提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些重要思想标志着经济民主气息的回归，在一定层面上突破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在当时条件下对新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所作的创造性构思，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认识，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样关系重大的理论问题。

在农业集体经济内部，党中央要求调整社队规模；社对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减产扣分，边远山区也可以包产到组、到户；对队组实行按季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四川、安徽、广东、浙江、河北等地的农村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验。

针对20世纪50年代末面临的国内外动荡形势，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系统地阐明了关于严格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篇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著作中，毛泽东深入研究和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了具有系统性和独创性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从对立统一规律是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思想中的宇宙的根本规律的高度，去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这种根本不同在于，旧社会的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这些矛盾在解决了以后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45] 。这就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把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升华到新的理论高度。

在此基础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完整地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新学说和新理论，明确提出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分为劳动人民之间和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之间两种情况，前者是非对抗性的，后者除了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和自我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要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防止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同时要促进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他还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调动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毛泽东根据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积极表现，提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的论断，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新的理论依据。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在八大前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进一步破除了对苏联模式和苏联经验的迷信，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要实现“第二次结合”，而且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许多新方针和新构想，富有强烈的创造精神和进取气息，为后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开辟了最初的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