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弟奔云南

云南，彩云之南，鸟语花香，竹子芭蕉，沱茶红糖，腰刀马帮，阿诗玛，阿黑哥，阿波毛主席……想象丰富，神秘多端，云南是我们三姐弟无比向往的地方。小时候，我们在家多次看过在云南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士可姨妈寄来的照片，除了人工上色的美人大头照片之外，其中有一张是她在个旧文工团期间参加军事训练，持枪打靶的照片。照片背面留下一行字：那就是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越南！这一行解说词，把置身火线前沿、紧张战争的气氛瞬间升腾！云南美丽而富饶，同时兼有战火硝烟，加上外婆1972年去了昆明，我们整个家族的所有注意力，马上转移到那里。

1956年士可姨妈学习戏剧表演毕业，从重庆直接分配到个旧。个旧离昆明上千里，但是我们三个姐弟还是习惯叫她“昆明阿姨”。模糊的印象中，昆明，就是云南；云南，就是个旧；个旧就是昆明。三者混同，我们弄不明白，大人说：弄不明白就别弄！“昆明阿姨”的称谓一直叫到了今天。

那些年，外婆是全家族热门儿：她的六个孩子在60年代都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分隔在全国各地——沈阳、太原、个旧、乐山、大凉山，都是双职工，业务工作和政治学习双项紧张，收入低微，负担沉重，每一家的婴孩接二连三出生，都伸手求援，求外婆前往帮助照看。

外婆是我家族的中心、圆点，多年积习，形成了这样的家庭思维定势：外婆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

我们三姐弟都是外婆一手看大，和外婆感情深厚，外公1969年去世，外婆也需要到其他孩子家里去住一段时间，换环境散散心。

外婆一走，我们的“故乡”理所当然也从山西随之转移到云南。

自从下放吕梁山，我们三姐弟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直线下降。我们像离群孤雁，无人照顾。好在妈妈调到吕梁地区农校当老师，兼班主任，摆脱了体力劳动，思想有所解放。忙归忙，但是一年有两个法定假期可以休假，铁打不变；同时有一条照顾单位职工的探亲规定：可以报销探亲者本人探亲往返双程火车硬座票。

外婆是妈妈唯一的探亲对象，所以，她当老师的第一个学年，就利用了单位这个人性化报销规定，带着我坐火车去了昆明。我们三姐弟年龄尚小，坐火车可以买半票。1970年，成昆铁路通车，从太原到云南所花费的时间大大减少，但是我们选择的路线依旧是太原——石家庄——长沙——桂林——成都——昆明。个中缘由是妈妈希望我们在旅途中下车，找朋友住宿，游览祖国风貌，长见识，歇腿脚。我记得在长沙找过外婆家亲戚毛磊光，在桂林找过妈妈的学生刘琦的父母。

具体的旅行安排是：

1972年夏，外婆到昆明；

1973年冬，妈妈带我到昆明，并把我留在外婆身边，借读明通小学；

1974年夏，妈妈带晓荔到昆明；

1975年夏，妈妈带小波到昆明；

1976年夏，妈妈来昆明接我回太原，送外婆到成都小舅舅士力家小住。

四年里，四次旅行时间冬天与夏天的变化，源于黄土高原与昆明四季如春的温度反差太大，简直是天壤之别！妈妈第一次去昆明，我们娘俩出发时穿着厚重冬衣，到了昆明，下火车后又要换成春装，每次必须带着两季服装，途中没有卧铺可乘，手提肩扛，大包小包，耐烦不得。以后学得聪明了，从春节前后变成了暑期，出发时穿着夏天短打扮，去了昆明体感刚刚好，省去多少劳顿。

手头没钱，我们的旅行是清苦的，就按最低标准，尽可能少花冤枉钱，能节省就节省，成了传统。筹集旅费的通常做法是：放假前，学校连发两个月薪水，妈妈再央求会计借一个月工资，三个60.5元，加起来等于181.5元。两人旅行，有限的钱，缝在内裤隔层里，咬紧牙关，付了旅费，付了饭费，给外婆留一点养老费，给我留够当月的生活费，回到吕梁山，所剩无几，兜比脸净。

妈妈外出从来不在火车上买快餐吃，一律自己带水壶，吃从家里带来的饼子、饼干。山西特产的红枣、核桃、小米、桃脯是带给远方亲人当礼品的，我们动也不动。途中，掏钱不方便，可我依然记得妈妈在保定买过一罐酽酸菜，长沙买过一捆甘蔗，在贵阳火车站台上吃过豆腐脑。

昆明那时有两个好玩地方，一个是西山龙门，一个是大观楼。上世纪70年代，翠湖、海埂没有俄罗斯红嘴鸥飞来。南屏街、宝善街护国路、金碧路、拓东路一带还是陈旧模样，梧桐蔽日，房屋低矮，妇女一律穿云南蓝布衫，少数民族一律背七星蓑衣，卖杨梅、卖腌菜、卖胡豆、卖酸角、卖小白菜、卖嘣冬、卖木瓜的挑担，卖烧饵块，卖烧臭豆腐的火炉，随处可见。没钱的小学生，最爱买老鼠屎吃（盐渍陈皮），每小包2分钱。

姐姐们来了，许多事情都忘掉了，只记得两件小事。

晓荔来昆明，悄悄给我买过一板巧克力，我接过来，自顾自地掰开吃起来，她站在一边，看着我，责怪说：“晓莱，你怎么回事？不给我吃呀？”弄了我一个干瞪眼。

小波来昆明，姨夫请大家到工农兵饭店吃凉米线，她向我声明不吃辣椒。我先端了一碗递给她，她一看米线上飘满了辣椒末，就摔了脸子，极不高兴，自己再去亲自端米线，谁知调料是事前调配好的，没有选择。结果，人家厨师用大勺子在调料大盆里把花椒、辣椒撇了一下，再盛一勺，递给她。小波一看，和我端来的一模一样，还是辣椒满碗，这才知道云南有狂吃辣椒的习惯，米线里有辣椒不好再怪我。

我在昆明穿着朴素，两个姐姐来昆明，只有外婆、妈妈、小波和我有一张相馆里的合影，我和晓荔没有别的照片。

最能反映我那时候的穿着照片，只有一张。那是1974年春天，毛海燕表姐带上海体操队来昆明参加比赛，拜见外婆，临走前，姨夫在我们住的房子前面空地，给我俩拍了一张二人黑白照。照片远处背景是运动场草坪，中景是晾晒衣服的铁丝架，我俩并排站立。人家海燕表姐，曾经是上海体操队员，二十八岁，未婚青年，中国血统里混杂着意大利海员的血液，身段高挑，四肢匀称，自来卷的头发，长长的睫毛，相貌出众，落落大方，侬言侬语，咯咯直笑。那天她好像穿了一条灰色喇叭口的宽裤脚裤子，一招一式，做派举止，带着浓烈洋派味道；我和她正相反，十三岁北方毛头小子，小平头，无上兜的女式制服，“前露生姜、后露鸭蛋”的旧凉鞋，尤其是穿着贴了两块大号补丁的蓝裤子。往海燕身边一站，形成一高一低、一洋一土的反差，我的呆头呆脑，愈发衬托她的高贵，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贬损。

我在昆明借读的三年时间里，士可姨妈在杨林中学教书，每周回家一次。我和外婆平时就是与姨夫、表弟虹飞、表妹薇薇生活在一起。

总结士可阿姨和魏姨夫两人的爱情轨迹，简言之就是凤求凰的过程。姨夫一辈子追求士可姨妈，费尽辛劳要和士可姨妈团聚，团聚二字是他们生活的主题词。团聚，和亲爱的人团聚，和亲爱的人永远团聚在一起，才是姨夫最爱。

凤求凰，纵贯姨夫一生。我猜想，士可姨妈身上一定有过人的魅力，赢得了姨夫的爱，使姨夫一辈子那样专心不二。否则，生得一表人才、文理兼通的姨夫不可能始终不愿放弃，他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家庭里。

他们俩是成都的中学同学。他在中学里，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北京航空学院。座落东北哈尔滨飞机制造厂是全国顶尖航天企业，也是不少北航毕业生的去处，高材生理应被分配到东北奉献才能。但是二十二岁的他认为，工作并不是人生的全部，生活的意义有两个：一是提高生活质量，二是传宗接代。任何人、任何劳作都是为着这两个意义存在，无一例外。他的爱人从西南艺专毕业后，分配在与他相隔4000多公里之外的云南锡都个旧，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工团做演员兼编导。

苍天大老爷真会刁难人啊！把两个恋爱的人儿分得那么开，分得那么远？“东方莫斯科”哈尔滨在北纬46度，滴水成冰，“边陲小镇”个旧在北纬23度，是亚热带气候，就是现在坐飞机也要中转两次，花费六七个小时才能到达。更何况，贫困时期，有谁坐得起飞机啊？从恋爱到团聚，他们两地分居起码有10年时间，“牛郎织女”式的日子过得清苦，谁也数不清他俩那些年，究竟写了多少封情书！

凤求凰的结果就是，姨夫铁了心请调，不管组织如何阻拦，他一定要和爱人团聚。他先提出东北太冷，从东北调到了西南高原上的成都，132保密工厂，这个厂2011年制造出隐形飞机“歼-20”；他后提出成都夏天太热，再调云南312厂。磨破嘴皮，费尽心思，一步步蹭，离爱人越来越近。他宁肯放弃专业，也要和爱人生活在一起。

我和姨夫很亲，我从十一岁到十五岁，有三年多时间，寄养在昆明他家里。试想，一个半大小子，小学到初中，是男人一辈子里最顽皮、最捣蛋的时间，我常常在家里、院里闯祸生事，可是，他一次也没打过我。这真不容易！

姨夫涵养好。他对我的好、他待人的气度、他爱家人的态度、他养家的耐心，影响到我成年后的性格和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