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耳·朗之万的噩耗给我的打击，比在这如此充满着沮丧的不幸的年头里多数的事件都要大。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他那充满丰硕的创造性成果的长寿的一生不是同他自己很协调一致吗？难道他不是由于对知识问题的敏锐的眼光而受到大家的尊敬，由于对每一高尚事业的热忱，对一切人抱谅解的好意而普遍受到爱戴吗？个人的生命既然是有自然的界限的，使得它在结束时会像一件艺术作品那样表现出来，这难道还不能使我们感到一定的满足吗？
保耳·朗之万的去世所带来的伤感之所以特别沉痛，是因为它给了我十分孤独和凄凉的感觉。像他那样对事物本性有明晰的眼光，而同时又具有为真正的人道而挑战的强烈感情和从事斗争行动的能力，在无论哪个时代都是非常少见的。这样一个人逝世了，他所留下的空隙，对于残生者似乎是难以忍受的。
朗之万在科学思考方面具有非凡的明确性和敏捷性，同时对于关键问题又有一种可靠的直觉眼力。这些品质使得他的讲课对不止一代的法国理论物理学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可是，朗之万关于实验技术也知道得很多，他的批评和建设性的建议总是带来丰硕的成果。他自己的独创性的研究工作也决定性地影响科学的发展，这主要是在磁学和离子理论的领域里。但由于他的任务繁重——他总是自愿承担任务的——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受到了限制，这使得他的劳动成果出现在别的科学家的著作中的要比在他自己著作中的多得多。
在我看来，要是别处没有人已经发展了狭义相对论，他一定会把它发展起来，这该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本质方面。另一件可钦佩的事，是在德布罗意的观念——随后薛定谔由此发展成了波动力学的方法——还没有统一成为一个贯彻一致的理论之前，他就已经充分地估计到这些观念的意义。我清楚地记得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所表现的喜悦和兴奋——我也还记得，我听取了他的意见，但带着犹豫和怀疑。
朗之万整个一生，都由于醒悟到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缺陷和不平等，而深受其苦。可是他还坚信理性和知识的力量。他的心地是那么纯洁，以致他深信，凡是人一旦看到了理性和正义的光辉，他就应当准备完全的自我牺牲。理性是他的信念——这信念不仅带来了光明，也带来了解放。他为促进全人类的幸福生活的愿望，也许比他为纯粹知识启蒙的热望还要强烈。正因为这样，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政治启蒙。从来没有一个求助于他的社会良心的人是空手回去的。也正因为他为人的这种道义上的伟大，他受到了许多比较无聊的知识分子的刻骨仇视。他却完全谅解他们，由于他的好心肠，他从不怀恨任何人。
由于我认识了这样一位纯净洁白和光明正大的人物，我不能不表示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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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最初发表在巴黎《思想》（La Pensee）杂志1947年2—3月号。这里译自《晚年集》，231—232页。
朗之万（Paul Langevin），法国物理学家和进步的社会活动家，生于1872年1月23日，卒于1946年12月19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抗德斗争曾被捕入狱。——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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