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红色长征路

漫漫红色长征路

有一条路，充满了血泪的苦难和重生的希望，那便是漫漫长征路。

有一种人，只要心存执着的信念与对梦想的憧憬，就会直面惨淡的人生，永不放弃，那便是不屈的红军。

有一种精神，在绝望里给人以光明的指引，在和平年代赋予我们前进的动力，那便是中华魂。

泪别苏区

1934午10月，对“红都”瑞金来说，是个不寻常的年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转移，一切都在仓促地进行。

这一年刚入秋，秋风就比往年刮得紧。满山葱郁茂密的树木，几次秋风扫过，都变成了光秃秃的树枝，把一个满山翠绿、生机勃勃的瑞金，弄得到处是枯枝败叶，—片萧条。

那些日子，天气也不好，总是阴沉沉的。缓缓流淌的于都河，一副不急不慢的样子，于都河畔，却是到处忙碌着的人们。中央红军立即进行战略转移，这个惊人的消息，就像晴天霹雷，把大家都惊住了。

尽管主力转移的计划已经酝酿好久了，尽管不少内行的人都已看出中央红军非走这一步了，可一旦军委下达转移的正式命令，绝大多数人还是感到异常震惊，辛辛苦苦经营了五六年的红色根据地，一旦退出，红军和苏区群众长期建立起来的鱼水一般的军民关系，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怎能理得清？怎么割得断？

1933年9月，国民党又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和指导，导致红军数战失利。

1934年1月，党的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左”倾错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红军冒险进攻受挫后，面对步步进逼的国民党“围剿”军，一筹莫展。转而采取保守主义的消极防御战略，命令红军在重要城镇，交通要隘，修筑工事，处处设防，“节节抵御”，摆开架势与敌人拼消耗。用毛泽东的话说，叫做“乞丐与龙王比宝”，结果可想而知，红军遭受惨重损失。

第五次反“围剿”局势日趋恶化。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败局已定。李德、博古等人惊慌失措，预感再不突围，眼看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便仓促决定将中央军委、红军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中央第一野战纵队（亦称“红星”纵队），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总工会、团中央等机关和卫生部门、后勤部门、担架队组成中央第二野战纵队，与红一方面军主力编成野战军，10月10日下午，分别从瑞金云石山、九堡等地出发，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闻讯的乡亲，从四面八方涌来，挤在路旁，难分难舍，心情越来越沉重，双手一次又一次地擦拭着泪水。人们怎么也不会相信，第五次反“围剿”竟然会失败，要撤离苏区？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全苏区人民竭尽全力，支援革命战争，要人有人，要粮给粮……

然而，事实终是事实。由于王明“左”倾错误酿下的严重后果，使中央红军陷于山穷水尽的绝境，不突围转移又有什么出路呢？

欢送的群众泪洒贡水沟畔，他们紧紧拉住红军的手，难舍难分，乡亲们依依不舍地唱起了自己编词的赣南山歌：

“十月里来秋风凉，

目送红军远征忙。

军民情意深似海呀，

苏区百姓泪汪汪。

红军呀——

多打胜仗，

革命成功早回。”

血战湘江

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兰山、临武地区。接着准备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严令湘、桂两军对已过河的红军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河的部队进行堵击，仍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地域”。

接此严令后，“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即下令抢占全州刘建绪部三个师迅速南下，妄图封锁从全州至咸水的湘江沿岸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从咸水到灌阳的防务。狡猾的桂军却未按蒋介石和何键的旨意沿江北上与湘军衔接以全面封锁渡口，而只以一个师驰援兴安而防红军南下桂林，另以主力北返灌阳新圩向我后续部队发起攻击。桂系如此行动，还是奉行“只追不堵”的方针。他们在新圩向红军发起侧击，既可向蒋介石交差，又能防止“中央军”借尾追红军大举入桂。这样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

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可惜，红军未能抓住这一良机。

一天可以走到的路程竟然走了两三天。这样的队伍怎么能加快行军速度呢？

由此而造成的悲惨后果，则是红军将士鲜血和生命的付出！

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12月1日成了湘江战役最为关键的一天。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激烈的战斗主要在脚山铺及以南地域进行。在红一军团10多公里的第二道阻击线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里，红军将士与敌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白刃战，红军战斗人员损失惨重。直至中午，红1师、红2师交替掩护，逐次退守，最后撤出战斗。

与此同时，在新圩枫树脚至板桥铺接防的3军团6师之18团及在光华铺地域的红4师也与桂军展开了殊死战斗。这些战场上的英勇抗击，为掩护红军后续部队相继渡过湘江争得了时机。

至12月1日晚，中央红军即红1方面军大部得以渡过湘江，而红八军团一部不幸被敌击散，红1军团第15师之大部、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在灌阳新圩至全州石塘一线被打散，红5军团之34师被敌切断后在返回湘南道州途中多次遭敌伏击、围攻而全军覆没。

至此，历时8天的湘江战役以红军付出惨重代价突破湘江防线而结束。蒋介石虽然在此次战役中投入嫡系部队和湘、粤、桂地方军阀部队共26个师近30万人，但最终未能阻挡红军西进的铁流。

湘江一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但是在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顽强的战斗精神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广大指战员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顾全大局，不怕牺牲，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坚决执行命令，以鲜血和生命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地域”的阴谋，使中国革命走出了死亡通道，使脱离险境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云、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能在日后的征途中为中国革命导航。

挺进遵义

渡过湘江以后，红军团减员不少。以一师第三团为例，从中央根据地出发时，是两千七八百人，过江后，只有—千四五百人了。当然这个减员数字不光是渡湘江受的损失，包括前几次过封锁线的伤亡和非战斗减员都在内。

可是他们终究没有被敌人消灭在湘桂边境与湘江之畔，他们又整队前进了。他们又历经千难万险，越过重重障碍，1935年1月初，红军渡过乌江接着打开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老城原国民党师长柏辉章的官邸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会议的召开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目的在于：①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②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出席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博古、邓发、凯丰同志以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同志，聂荣臻和林彪也出席了会议。李德列席了会议，伍修权同志结他当翻译。会议由博古同志主持——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在路线方面，又处于被审查的地位。博古在会上作了主报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他一再强调客观原因，强调不可能粉碎那次“围剿”。

博古报告完毕后，周恩来代表军委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周恩来的报告，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谈到此次反“围剿”红军在战略战术诸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主动承担了个人在指挥战争中应负的责任。

在会上，多数人集中批判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冒险主义，以后又发展为“右”倾保守主义，以及在长征中消极避战，只顾夺路去湘西的错误军事路线；集中批判了王明路线在中央的代理人博古的错误。这方面遵义会议的决议已经讲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是批判他们的第一个发言人，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能够取胜，而在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会失利的原因。指出博古的报告里对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反“围剿”受挫的原因在客观方面强调过多，而在主观方面，就是党中央在政策与策略方面的失误谈得很少，甚至回避，目的是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会上毛泽东还批评了李德的错误指挥。王稼祥紧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只有凯丰替博古辩护，在会上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并且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

毛泽东认为，《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借鉴它并没有什么坏处，他估计凯丰连这本著名的兵书一定没有看过，只知崇尚外国的东西，和博古一样，只会生吞活剥地照搬马列主义的字句，教条主义地对待中国革命。于是他在会上反问凯丰：“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凯丰哑口无言，因为他本来就连《孙子兵法》这部著作也没有看过。

遵义会议最后作了下列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1935年2月5日，红军一渡赤水来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洛甫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3月11日，红军在三渡赤水途中，中央在遵义县的苟坝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它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也标志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体现着遵义会议所要解决的组织问题至此才大体完成。从而使红军赢得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巨大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建立，对于当时领导核心来说，有一个认识与加深理解的过程，随着革命的发展与不断实践而为全党所接受。

遵义会议之后，洛甫在党中央负总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党的政治领导主要由毛泽东负责。邓小平曾经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不仅纠正了党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为日后从政治上彻底清算王明路线打下了基础，而且从组织上改变了党的错误领导，从此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自然，出于军情紧迫，时间短促，以及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在遵义会议上还只能首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但这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万分危急的中国革命已经从此得救了。

翻越夹金山

在四川甘孜、阿坝和雅安三地交界处，有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大雪山，这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红一方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乘胜向北进发。1935年6月11日下午，到达四川西部边境宝兴县的大跷碛村。这里是雪山地带的起点，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挡住了红军的去路。

夹金山的气候变化无常，山下可能温暖如春，山上却雪花纷飞，上得越高雪下得越大。雪山上的气候非常奇异和危险，经常风雪交加，狂风吹动厚厚的积雪一堆堆地倒塌，把人深深地埋在雪底。有时山上又骤然出现晴空丽日，雪上的强烈反光把一些人的眼睛刺成雪盲。

为了要让每一个战友安全地越过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6月12日出发前，前卫团开了动员大会，讲了注意事项，如用布条遮住眼睛，防止雪盲；上山要走稳，不要停留太久，千万不要坐下；山上寒冷，衣服穿多点，等等。但是，红军从南方过来，打仗行军八个月，哪里有什么厚衣服。然后，带上干粮和御寒的干辣椒、烧酒等，将竹竿或树条当拐杖，借力爬山。要不，人就会冻死在山上。

12日上午9点钟过后，红军指战员每人拿着一根拐棍，迤逦出发了。一到山脚下，气温骤然降低，脚下的路冻得梆梆硬，木棍戳在地上发出“咯咯”的响声。大家爬到山腰，举目一望，只见四周全是白茫茫的，到处都是雪，地形十分险峻。雪山的左面是深厚松软的雪岩，右边是陡峭的雪壁，中间是硬滑的积雪，一不小心就会滑下雪岩，摔下雪壁。一路上，先头班用刺刀挖成一个个脚窝，后面的人手拉着手，踏着这些脚窝，小心地前进。雪坡高高低低，随处都有一些雪坑。一不小心，踩塌了脚，就摔在雪坑里。要是有谁摔下去了，周围的同志就立刻把木棍伸过去，把绑脚撂下去，帮助战友爬上来。被救出来的人，拍拍身上的雪块，系好鞋子，又归队继续前进。

山上阴霾弥天，时浓时淡，人行其中，宛如腾云驾雾。空气越来越稀薄，雪越来越深，偏偏这时又刮起了大风，积雷翻滚，冰团、雪屑打在脸上像刀割似的。战士们捂住脸，冒着风雪踉踉跄跄地往前行，虽然将所有的东西都披在身上了，仍冻得浑身哆嗦，牙齿打战。再上爬，空气更稀薄，呼吸更困难，有的头晕目眩，一步一停，一步一喘。大家互相搀扶着，同残酷无情的大自然作斗争。将到山顶，突然下起一阵冰雹，核桃大的雹子劈头劈脑地打来，打得满脸肿疼，他们只好用手捂住脑袋向前走。

人们经过异常艰难的攀登，终于爬到了山顶。这时候忽然天气转晴，强烈的阳光照射在晶莹的白雪上，特别耀眼。战士们举目远眺，只见千里冰雪，银装素裹；再看看山下的队伍，像一条灰色长龙，在雪海里游动，蜿蜒而上。这动人情景，真是：天空飞鸟绝，群山兽迹灭，红色英雄汉，举步踏冰雪！

红军广大指战员就是这样冒风雪，战严寒，手拉手，艰难地向前迈进，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抓把雪来解渴，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来就有再也站不起来的危险，为了不使战友们掉队，指战员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互相搀扶着，一步一停、一步—喘向上攀登。有的伤病员倒在雪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长眠在雪山之巅！但是，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重重艰难征服了“神山”，终于跨过了第一座大雪山。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下到半山腰的时候，突然远处传来“砰砰砰”的一阵枪声。先头部队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从望远镜中看到，山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比较大的村庄，村子周围的树林中有不少人在来回走动，这些人身上背着枪，头上戴着军帽。这是什么军队呢？团长派了几个侦察员去侦察一下，并且叫司号员用号声同他们联络。因为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号声。团首长命令队伍加快速度前进。不一会儿，一个侦察员飞奔回来，边跑边喊：“山下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来啦！”

这时候，山下也传来了“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喊声。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们喜出望外，他们欢呼着，踩着积雪，连跑带滑，飞快地向山脚下奔去。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赶紧迎了上来，两支部队的战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当天晚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在夹金山下的大维村举行了联欢会，庆祝两支部队的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粉碎了蒋介石各个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反动气焰，鼓舞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两军会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过草地

1935年8月，红军征服了雪山以后，在毛儿盖、波罗子一带集结休整待命。前面就是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水草地。这又该怎么走呢？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认为，红军应该向东向北发展，由四川省西北部进入甘肃和陕西省的南部，开辟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只要有了适合的革命根据地，就可以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为了确定两军会师以后的战略方针，6月26日和8月4日，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斗争，并且决定了继续北上的方针。决定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分别在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集中，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继续北上过草地。右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叶剑英等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绕过松潘穿过草地向班佑前进。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下，由马塘、卓克基出发过草地向阿坝地区开进。

八月下旬，右路军从毛儿盖、左路军从卓克基（属四川省马尔康县）分别出发，向草地进军，准备通过草地，到甘肃南部去。

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开始向草地进军。部队离开毛儿盖以后，向北行走40里就进入了草地。草地的情景，令人怵目惊心，举目望去，是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很难辨别方向。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在这广阔无边的千里沼泽中，根本找不到道路，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中拔不出腿。红军指战员们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探索前进。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就越严重。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体温暖干。夜晚露营时，更是寒冷难忍，大家只得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草地里没有清水，只能喝带草味的苦水。经过几天的行军后，粮食吃光了，战士们只好沿路找野菜充饥，有时甚至嚼草根，吃牛皮。很多同志被饥饿、疾病和过度疲劳夺去了生命。更多的同志以崇高的革命理想，顽强的毅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坚持着，前进着。

到第七天，部队终于走出这个千里荒芜、遍地水草的世界，来到了四川西北部的班佑。疲惫不堪的战士们看到了班佑一带的山坡、树木、石头，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立刻在山坡上奔跑起来，抚弄着树木和石头。是啊，整整七天六夜，他们一直在草丛里、泥里、水里搏斗着，受尽了一般人不能忍受的苦难；现在，他们终于踏上了坚实的土地，怎不叫人欢欣若狂呢？

右路军继续前进，八月底，来到松潘县巴西地区，在这里一面休整，一面等待着左路军前来会师。

长征虽然是被动的，但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克服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艰难困苦，长征以红军的胜利和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