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进的锄头

西进的锄头_泥土文明的侵蚀

从实现独立以来，最伟大的爱国者，是那个最懂得防治冲沟侵蚀的人。

帕特里克·亨利

几年前在亚马孙河下游地区，我走在一片被新砍光的雨林空地中的坎坷土路上。这趟惊人的研究之旅，让我看到了表土层流失是如何削弱一个地区的经济，并使当地居民陷入贫困的。我到那里是为了考察经过上亿年时间形成的洞穴：水渐渐把土壤之下的富铁岩溶解，形成被风化的、如同倒置过来的煎锅般的空间。在穿行于一个铁质岩洞时，我想象着，究竟过了多么漫长的时间，水流才慢慢滴穿这些岩石并形成洞穴。这趟旅程中还有一个让我惊奇的事实，是伐林后出现的灾难性的土壤流失迹象。然而，最令我吃惊的则是，这一系列正在发生的人类和生态灾难，竟然没有唤醒人类并令他们做出改变；今天发生在亚马孙河下游的情景，竟与美国殖民史如出一辙。

站在卡拉雅斯高原的边缘上，我注视着那古老景观遗留至今的骨架，以及那正在逐渐形成的新景观。我能够看到，在身旁那俯视着周围低地的高原的边缘地带，山体滑坡正一点点侵蚀着这一古老高地的残体。在这片被丛林覆盖的台地四周的陡坡之上，土壤侵蚀正剥离着用一亿年才能滴穿溶解的岩石，还有我所见过的最深厚的土壤。

自恐龙时代开始，雨水便穿过赤道丛林渗入地面。雨水侵蚀使地下形成厚厚的风化岩石层，它向下延伸数百英尺，直至高原基地的深处。伴随着泛大陆的断裂，非洲和南美洲发生分离时所形成的断崖绝壁横贯内陆；侵蚀作用发生于裂谷两侧的巨大崖壁，慢慢剥蚀着古老的高地。我站在高地边缘的悬崖上——这崖壁只是那古老而巨大的大陆的断面残余——惊叹于在侵蚀作用下，土壤被剥蚀并汇入大西洋，而四周新生的低地起伏延绵并不断扩大。

卡拉雅斯高原是由具有极高矿石品味[39]的条带状铁矿构成；它是在地球大气开始富含氧气之前，由古代缺氧的海洋的沉积作用形成。曾被埋于地壳深处的矿石带，最终又在地质作用下被推回地表并缓慢风化。这些富铁岩石逐渐失去了可供植物吸收的营养物质，以及可使雨水渗入的杂质，仅剩下一层被深度风化的铁壳。

铝矿以及铁矿，都能够通过这种缓慢的自然风化过程形成。随着地质时间的推移，热带地区充足的降雨和高温，能够通过化学风化，将原岩之外的一切杂质剥蚀，从而将铝矿岩和铁矿岩“提纯”。虽然这可能需要一亿年的时间，但是实际上，这种地质提纯过程远比工业提纯过程划算得多——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只要风化速度超过侵蚀速度，这个过程就可以不断形成具有商业用途的矿石；而如果侵蚀速度过快，被风化的物质就会在累积成为值得挖掘的高纯度矿石前消失。

卡拉雅斯高原顶部的一个巨大矿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探地球内部的窗；矿坑延伸数百英尺，直至底部红色的风化岩石层。三层楼高的巨大卡车载着数吨重的土石，沿着矿坑内壁挖凿的、从矿坑底部盘旋而上的车道缓慢前行。从远处看去，矿坑边上剩下的那圈数百英尺高的树木，就像是模具上参差的毛边。当我在正午的阳光下凝视这一奇特的景象时，我才意识到，地球表面覆盖着的土壤和植被，也就像是巨石表面覆盖着的一层薄薄苔藓。

我们驱车离开卡拉雅斯高原，逐渐降至地质年代较为晚近的、连绵起伏的丘陵区。延绵广布的山丘，由那些曾经聚集在高地脚下的岩石构成；曾经覆盖着茂密植被的高地，如今已逐渐因侵蚀而缩减。我们继续开车前进，穿过原始热带雨林。道路刻入覆盖雨林坡地的那层数英尺厚的土壤；下坡向就是被砍伐的亚马孙河下游低地。当我们驶出丛林，眼前出现的光秃山坡，是伴随着森林砍伐出现的表土层流失导致农场被荒弃的鲜明证据。在森林边缘的村庄附近，能看到擅自占地的居民在新砍伐的地块上耕作。道路两侧的风化岩石，从不久前还覆盖着厚土的坡地上探出。这个现象背后的故事简单明了：在森林被砍伐不久之后，土壤就出现侵蚀流失，人们继而向丛林深处移动，以清垦出新的田地。

在森林边缘内推几英里的地方开垦新农地的农人，将原有的家庭农场和小村庄让给了牧场。当自耕农向森林更深处迁移后，牧场主便接手了荒弃的农地。牧场主可以在种不出庄稼的土地上牧牛，但放牧需要占据大片土地。大规模的放牧阻止了森林复生，造成进一步的土壤侵蚀，继而迫使寄居在森林边缘的社区不断向丛林深处迁移以寻求可耕的新地——这一恶性循环是有目共睹的。

与规模小、耕期短的传统“刀耕火种”不同，迁至亚马孙地区的移民大规模实行的是伐林耕作。土壤肥力衰竭后，过度放牧替代集约农耕进一步加速土壤侵蚀，将土地的生命力榨干。“大规模清林—农耕—放牧”的现代农牧循环，不但将表土层剥蚀，而且几乎破坏了土壤重建的能力。结果就是，清垦的土地所能养活的人口越来越少；当人们耗尽了肥沃的土壤，就继续向雨林深处迁移。我们大概没有意识到，如今在亚马孙河流域发生的一切，其实与北美历史如出一辙；这段出现在不同时空中的相似历史，如此清晰，如此真实。

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已经有四千万到一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美洲，其中又有四百万到一千万的人将北美洲称为家园。那时，居住在东海岸的美洲原住民虽然未发展定居农耕，但是实行了积极的景观管理。根据早期殖民者的描述，美洲土著的农业行为与早期欧洲人以及亚马孙地区居民相似——他们清理出小块空地用于耕种，并每隔几年开垦新地，同时将旧田废弃。尽管有美洲原住民的农业行为造成大量水土流失的新证据，新移民带来的更为固定的土地利用方式，则造成更大范围的土壤退化和土壤侵蚀，并转变了北美洲东部的地貌。

玉米的集约种植很快便耗尽了新英格兰贫瘠的冰碛土的地力。数十年里，殖民者们开始焚烧林木，以制造用于自家土地的草木灰肥料。越来越多的人拥入越来越少的空间，新英格兰人比他们南部地区的邻居更快地消耗掉了未开垦的土地。早期的旅行者曾抱怨部分农地里的恶臭，那是因为耕种的农民用鲑鱼做了肥料。在南部地区，烟草支配着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而土壤衰竭则支配了烟草种植的经济法则。一旦单个的家庭农场被合并成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烟草种植园，该地区就将陷入一种难以满足的社会经济学体系，它以消耗新土地来维系自身。

历史学家埃弗里·克雷文认为，殖民地土壤退化是新边疆殖民（frontier colonization）发展周期中的必经过程。“人们可能会因为无知或习惯而使其土壤衰竭；但在更多情况下，超出民众所能控制的经济或社会力量，引导或强迫他们按照一种必将使大地荒芜的方式对待土壤。”[40]在克雷文看来，边疆居民通常会在经济推动力的作用下，种植能带来最高收益的作物，并因此导致土壤耗竭。被烟草经济所主宰的美国早期殖民地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正是克雷文所说的“新边疆”的代表。

1606年，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授予伦敦弗吉尼亚公司殖民地开发特权，令其在北美建立一个英属定居点。这个由一群伦敦投资者建立的公司期待着，他们在“新世界”的开发专权将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1607年5月14日，在约翰·史密斯船长的带领下，第一批英国殖民者在切萨皮克湾入口以北六十英里处的詹姆斯河沿岸的地方登陆。在史密斯船长于1609年回到英国前，敌对的土著、疾病和饥荒使这批早期定居者中的三分之二丧命。

不要提获得利润，仅仅是为了生存，詹姆斯镇的殖民者就展开过各种尝试：先是制作丝绸，然后是玻璃、木材、香料，甚至尝试过啤酒生产；可惜，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了。直到烟草种植在“新世界”兴起，殖民地才通过出口获利而逐渐发展壮大。

沃尔特·雷利爵士通常被认为是在1586年将烟草引进英格兰的人。不管这荣耀是否真为雷利所有，西班牙探险家的确从西印度群岛带回了烟草叶和种子。吸烟变得非常流行，而英国人也逐渐青睐由加勒比地区的奴隶种植的西班牙烟草。西班牙人通过将烟草高价出售给伦敦商户所得的丰厚利润，正是北美詹姆斯镇的英属移民维持其殖民地所需的。

不幸的是，英格兰的新烟民并不喜欢产自弗吉尼亚的烟草。为了争夺伦敦烟草市场，弗吉尼亚殖民者约翰·罗尔夫（他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印第安公主波卡洪塔斯的丈夫）尝试在北美种植加勒比烟草。令人欣喜的是，这批新种植的烟草“吸起来令人感觉很愉快，芳香又带劲”，罗尔夫和他的同胞随后把第一批货发往了英国。这批烟草在伦敦市场上一炮打响，毫不逊色于高价的西班牙烟草。

很快，所有的人都在种植烟草。1617年，有两万磅的烟草被运往英国；下一批货量更是翻了一番。史密斯船长高度赞扬了弗吉尼亚州“肥沃的土壤”，而殖民地的经济也很快开始依赖烟草出口。1613年9月30日，殖民者约翰·宝瑞写信给达德利·查尔顿爵士，告诉他“新世界”的情况终于好转：“我们所有的财富都来自烟草，一个人仅靠自己的劳动，能够在一年内赚到两百英镑；而有六个仆人协助进行种植的话，一次收成能卖一千磅。”[41]在殖民地开始烟草种植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每年从弗吉尼亚出口至英国市场的烟草就升至一百五十万磅。

美国的殖民地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在一个世纪内，每年出口到英国的物资暴涨至原有水平的一千倍，达到两千多万英镑。烟草完全主导了殖民地经济，以至于可作为替代性货币使用。烟草贸易救活了摇摇欲坠的殖民地；但是，烟草种植却引发了东部沿海地区严重的土壤退化和侵蚀，使殖民者不断向内陆迁移。

殖民地种植的烟草是一种清耕作物[42]。农民用锄头或轻型的单马拉犁，在每株植物的周围堆起一圈土壤。这种耕作方式使土壤暴露在降雨中；在作物长叶之前来袭的夏季风暴，极易使土壤受到侵蚀。尽管对土地的消耗明显，烟草还是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它的单位价格是其他作物的六倍以上，并能在横跨大西洋的漫长（且昂贵）的旅程中保存完好；与之相比，大多数的其他农作物，不是会在路上腐烂，就是其价格不够支付跨洋运费。

当种植烟草能够获得自英属殖民地建立以来的最大利润回报时，殖民地经济便再没有动力进行多种作物种植。弗吉尼亚人除了给自家种植足够的食物外，将剩下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供应欧洲市场的烟草种植中。由于农民从新垦耕地上只能收获三四次高质量、高利润的烟草，因此新地被不断清垦、已耕地被不断荒弃。与典型的粮食作物相比，烟草会从土壤里吸收十倍以上的氮和三十倍以上的磷。被耕作五年的烟草地，其土壤会因为营养匮乏而无法长出任何东西。由于西部有着大量的新地，烟农便不断清垦“生地”。夏季暴雨冲蚀着被荒弃的光秃农地上仅存的土壤，形成一条条冲沟。弗吉尼亚州成了把表土层转化为烟草的工厂。

英王詹姆斯一世发现，烟草生意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增加税收的方式。1619年，弗吉尼亚公司同意向英国皇家支付每磅一先令的烟草出口费，以换取其对这一新兴致瘾物的垄断——英国开始限制对西班牙烟草的进口，以及英国本地的烟草种植。仅仅两年后颁布的新规定指出，北美殖民地的所有烟草出口都只得面向英国。1677年，英国皇家国库从弗吉尼亚州烟草获得的进口关税达十万英镑；此外，还有五万英镑来自马里兰州烟草进口关税。弗吉尼亚州对英国皇家国库的贡献比任何其他殖民地都高，是东印度群岛的贡献量的四倍多。

毫不为奇，殖民地政府亦完全依赖烟草来提高收入。一旦迷上了这种新的财源，他们便迅速出击，打压任何试图阻止对烟草依赖的企图。当弗吉尼亚州人民在1662年向殖民地政府提出临时禁种烟草的想法时，他们被不客气地告知“再也不要提出这样的要求”。马里兰州的殖民地官员竭力确保殖民者地居民不会产生“烟草文化以外的任何想法。”[43]

烟草地所保有的短期肥力，导致殖民地农业定居点的迅速扩张。由于不断将无法产生丰厚回报的土地荒弃，弗吉尼亚州的烟草种植者们在1619年首次提出从沿海地区向内陆迁移以开垦更多土地的申请。五年后，帕斯帕荷（Paspaheigh）的种植者们从殖民地法庭获得了开垦内陆新地以种植烟草的许可——虽然在十五年前，殖民地政府曾宣称这片土地非常适合种植谷物。仅过了二十多年，查尔斯河[44]沿岸的烟农就再次上书殖民地政府，请求进一步西迁以清垦处女地，因为他们的土地“已经贫瘠得无法继续耕种”。17世纪的弗吉尼亚州人抱怨土壤在风暴中严重流失；乡间随处可见因侵蚀破坏形成的冲沟。不断西迁的早期殖民者发现，与沿海地区及主要河谷地区的土壤相比，内陆土壤更易受风雨侵蚀。殖民者亦向南迁移；到了1653年，烟农在仍有大量生地的北卡罗来纳州沿海平原开辟新田。

随着英属沿海地区土壤肥力的下降，农民向着内陆迁移。弗吉尼亚人在法国—印第安人战争[45]中的动力，是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获得开发其西侧肥沃土地的可能性。然而，当1763年英王从法国手中获得山脉西侧的新法兰西后，却发布了禁止在此购地或定居的公告，这激起了弗吉尼亚州农民的不满。当北美移民仍沉浸在对侵害其利益的烟草税的不满情绪中时，英国统治者对其西向扩张所施加的阻力，进一步助长了殖民地对英国统治的不满。

供大于求的状况，以及只能销往英国的规定，使烟草价格低迷；然而，美国的南方殖民地农业仍以烟草种植为主。到了18世纪中期，政府征收的烟草税已经占到烟草价格的80%，而种植者所得的份额下降至不足10%。直到独立战争爆发，北美移民始终按捺着在法规、贸易以及出口等方面受到明显不公待遇的不满，继续种植着烟草。

特别是在南方，由于新地容易获得，烟农忽视了轮作，以及用粪肥补充土壤肥力的做法。在发表于1727年的《弗吉尼亚的现状》一书中，休·琼斯教授把这一地区土壤肥力的迅速下降归咎于没有给土地施用粪肥。“所以如今，烟草吸食掉了土壤中的全部营养，一切（土地管理方式）都被忽略……（尽管）树桩腐烂，土壤衰竭，（只要）新地仍然充足……他们便忽视对旧耕地的照料，很少用粪肥滋养他们的田地。”[46]只要有足够的未开垦地，移至新地比收集并施撒粪肥容易得多。

其他当时的观察者，也指出了种植者把全部精力放在烟草上的情况。1729年，时任马里兰殖民地总督的本尼迪克特·伦纳德·卡尔弗特在写给其兄长查尔斯·卡尔弗特男爵的一封信中，简要总结了烟草对殖民地农业的影响。“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烟草是我们的‘主食作物’——它是我们的全部，并使得其他一切都无足轻重了。”[47]烟草，是南部殖民地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不断获得新土地的需求，促进了大型庄园的建立。17世纪末，供过于求的烟草市场导致的低廉价格，让那些大庄园主有了可乘之机——他们买下被市场淘汰的小农手中的土地。在“新世界”发生的情况，与两千年前的古罗马以及三个世纪以后的亚马孙地区如出一辙：被抛弃的家庭农场落入种植园主的手中。

在新英格兰地区，一些殖民者开始了土壤改良的尝试。时任康涅狄格州教区牧师的贾里德·艾略特，同时也是一位医生和农民。艾略特在1748年发表了其《关于农地耕作的论文集》[48]中的第一篇论文，其中记录了一系列防止或扭转土壤退化的实验的结果。骑在马背上为教区的居民和患者布道的过程中，艾略特发现从裸露的山坡流下的泥水把肥沃的土壤冲走；他看到从山上被冲刷下来的泥浆使谷底堆积起肥沃的沉积土，以及表土层的流失使山上的农田荒芜。鉴于此，艾略特建议通过在田里施撒粪肥以及种植三叶草来改善贫瘠的土壤；他称赞泥灰土（海贝壳化石）和硝石（硝酸钾）是几乎等同于好粪肥的优良肥料；他指出，斜坡上的裸土极易受到暴雨的冲蚀而流失。虽然这些建议听起来很合理，但很少有殖民地的农民听从艾略特的建议，特别是在仍然很容易获得新地的南方殖民地。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接受艾略特文章中建议的人，并开始尝试改良他的田地。富兰克林在1749年写信给艾略特，吐露了他对于说服美国农民重视土地管理将如何困难的担忧。“先生：我细读了你的《关于农地耕作的论文集》中的两篇文章，并认为公众可从中大大受益；但是，如果你所居住的社区的农民也像我身边的农民一样，不愿偏离他们祖先踏出的道路，那将很难说服他们进行任何土壤改良的尝试。”[49]艾略特把没有给土地施用粪肥和作物残茬的农民，比作从银行账户取钱却从未存款的人；我想富兰克林一定赞成这一说法。

到了18世纪末期，对殖民地土壤衰竭状态的评论已稀松平常。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历史学家亚历山大·休瓦特在作品中描写过，南北卡罗来纳州的农民重视短期收益而很少关注其土地的状况。

就像经常从一块田迁移到另一块田的农民，种植者主要关心如何使当前利润最大化；只要这个目的达到了，就很少有人在乎土地被消耗的严重程度……肥沃的土壤以及大片的生地迷惑了众人……因为这种情况不会长久，土地终将变得稀有；时间和经验会向众人呈现土壤的本质……并教会他们……转变粗暴的种植方式。[50]

休瓦特并非唯一一个对美国农业做出悲观评估的人。

许多曾于18世纪末游历美国南部各州的欧洲人，都对粪肥没有被用作土壤改良剂表示惊讶。法国流亡革命家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德·沃维尔于1788年参观了刚刚独立的美国，对当地具有破坏性影响的农耕方式感到震惊。“尽管种植烟草对土地的消耗到了惊人的程度，但种植园主没有做出任何使土地恢复生机的努力；他们只是索取着土地所有的养分，待肥力竭尽时就抛弃它。种植园主更愿意去清垦新的土地，而不愿养护已有的耕地——即使通过适当的粪肥施用以及合理的耕作方式，这些如今被荒弃的土地也本可以长久保持其肥力的。”[51]对于那些拥有廉价劳动力、缺乏肥沃土地的欧洲人来说，美国这种对土地资源漫不经心的浪费着实令人费解。

1799年，新移民约翰·克雷文发现，恶劣的农耕传统使弗吉尼亚州阿尔伯马尔县的土壤衰竭，当地居民面临着“要么迁移，要么改良土壤”的抉择。几年后，在写给《农民纪事》的一篇文章中，克雷文回忆了该县土地的悲惨状况：“当时整个地区都呈现出不可名状的荒凉面貌——农场一个接一个被荒弃；大地被雨水冲蚀形成沟壑，几乎找不到一亩适合种植作物的土地。曾经覆盖着山脊的新鲜土壤，全部被冲入谷底。”[52]1800年，来自英国的作家兼农民威廉·斯特里克兰在参观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时备受震惊，他称无法想象居民们如何在这样的田地上勉强度日。

1793年，一位论（Unitarian）教派的牧师哈里·图尔明为了向其教会会众报告移民美国的可行性，从英国兰开夏郡前往美国。英国短缺的土地和上涨的食物价格，推动了向美国移民的浪潮——特别是那些在逐渐工业化的经济体制中依靠固定收入和低工资为生的人。此外，英国许多持一位论信仰以及赞同美国和法国革命的人，也在新法兰西共和国对英国宣战后离开家乡，前往美国这片崭新的世界。

在发现美国东部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农业前景不佳后，图尔明把来自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斐逊的介绍信转交给时任肯塔基州州议员的约翰·布雷肯里奇；布雷肯里奇曾放弃了弗吉尼亚州的议员席位，搬到了肯塔基州。图尔明的信件和日记，对移民迁入初期的肯塔基州的土壤状况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在关于肯塔基州北部梅森县农业潜力的报告中，图尔明描述了一个地势起伏平缓且拥有肥沃土壤的地区。“这里的土壤以适合植物生长的沃土为主。头等田地（在该县有数百万英亩）里的土壤是黑色的。最肥沃、颜色最深的表层土壤足有五六英寸厚；其下是颜色较浅、往下再延伸了十五英寸的易碎土层——当干燥时，这种土会被风吹走。”[53]图尔明等人的证言，把人们从东部沿海吸引到了西部；其描述极具前瞻性——这远远超过了图尔明的想象。

早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一些开国元勋就开始担心土地过度使用对国家未来的影响。乔治·华盛顿（美国第一任总统）和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同为最早提醒民众警惕殖民地农业的破坏性影响的人物。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这两位富裕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都关注着美国耕作方式的长期影响。

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没有掩饰对其邻居目光短浅的种植行为的蔑视。“美国这一地区所使用的农耕系统（如果我们可以姑且称其为“系统”的话），对耕作者来说是低产的，对土地所有者而言更是灾难性的。”[54]华盛顿指责导致土壤衰竭的无节制的烟草种植行为。他认为，粗陋的农耕方式助长了人们试图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收益的贪欲——反之亦然。在1796年写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信中，华盛顿预测，耗尽地力的行为将使这个年轻的国家向内陆发展。“对于关心这个国家农业的每一个人而言，我们的（土地）管理制度极度落后，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地力匮乏的情况再持续发展几年，就将使大西洋沿岸各州的居民向西迁移以求生存；然而，如果他们能够学会如何改良已有的土地，而不是去开垦新的沃土，他们就能将如今几乎寸草不生的大片荒地变得有用。”[55]

事实上，华盛顿对改良农业产生兴趣，远早于美国独立战争。早在1760年，他就将泥灰土（碎石灰石）、粪便和石膏作为肥料使用，并在田地中重新引入牧草、豌豆和荞麦等作物；他修建牛圈以留存粪便，并指导那些不情愿的种植园管理者，将从牲畜厩收集的粪便施撒回耕地；他尝试了各种轮作模式，并最终选用了谷物、土豆以及三叶草（或其他草类）的轮作。华盛顿还尝试了深耕垄沟以减少径流，从而减缓侵蚀：他先把旧的栅栏柱、垃圾和秸秆残茬填在冲沟中，在其上覆上耕作土和粪肥，然后再播种。

然而，华盛顿最具革命性的贡献，是他意识到几乎不可能在大庄园这种土地权制下进行土壤改良。于是，他把自己的土地划分为小块田地，并指导其土地管理者及各个租户进行土壤改良。华盛顿的土壤改良方式，以防止水土流失、保存和使用粪肥以及采用作物轮作为主。

独立战争后，回到弗农山庄的华盛顿给英国农学家阿瑟·扬写信，寻求改善土壤的建议。阿瑟·扬将华盛顿视为“农民弟兄”，同意为这位美国总统提供各种所需的协助。

1791年，阿瑟·扬向华盛顿询问了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北部的农业情况。华盛顿在回复中指出，这一地区导致水土流失和地力衰竭的旧有耕作方式仍然普遍存在；尤其是那种先种植烟草，待收成逐渐下降后大量种植玉米以榨尽土地养分的做法，不断消耗着土壤的肥力。由于草场和牲畜有限，少有农民使用粪肥来延长或恢复土壤肥力。华盛顿解释说，美国的农民有一种强烈倾向，即试图从其所付出的劳动中获得最大产出，并完全忽视其行为对土地的影响——因为劳工价值是土地价值的四倍。他还描述了这一地区（因地力衰竭）逐渐少种烟草而多种小麦的趋势，尽管小麦产量只勉强达到欧洲中世纪水平。美国的农业正使“新世界”的土壤日益衰竭。

英雄所见略同，托马斯·杰斐逊也为美国这种挥霍土地的做法感到担忧。华盛顿指责新移民对正确耕作方法的无知，而杰斐逊则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贪婪。“我们（对农业）漠不关心的态度，不是由于知识的匮乏，而是因为我们认为有大量的土地便可随意浪费。在欧洲，劳动力充足而新地稀缺，所以要维持土地的最大产出；在美国，新地充足而劳动力稀缺，所以追求劳动投入的最大产出。”[56]当困惑不解的阿瑟·扬问道，为何一个人能够在一个农场生产五千英斗[57]的小麦，而一头牛的价格只有一百五十英镑，杰斐逊提醒他，“不用考虑牛提供粪肥的作用，因为我们（在美国）购买一英亩新地的价格比给一英亩旧地施肥要便宜”。[58]竭力使用土地并不断清垦新地的美式耕作，比维护土壤肥力的欧式耕作具有更高的短期回报率。杰斐逊认为，对土地状况的漠不关心是对美国农业的最大诅咒。

18世纪的庄园主和其穷邻居之间的关系，可以支持杰斐逊的观点。富有的地主一般在新垦土地上集约种植烟草并令其奴隶开垦新地，然后再将旧地卖给穷困的农民，将奴隶卖到需要人手的烟草种植园；种植园主往往从邻近农场购买供自家消费的食物。棉花和烟草完全主导了美国农业，以至于在南北战争打响前，南方是粮食、蔬菜和牲畜的净进口者。

1793年的春天，杰斐逊的女婿T.M.兰多夫上校开始尝试沿水平方向的等高线翻犁，而不是一般径直沿下坡向犁田。杰斐逊起初对这种创新抱有怀疑，但当十五年后，兰多夫发明了一种坡地犁，杰斐逊也接受了这一耕作方式。作为等高耕作的支持者，杰斐逊证实说，以前会侵蚀他的土地的降雨，如今不会在田间留下冲沟。1822年，兰多夫的创新耕作为他赢得了阿尔伯马尔县农业协会颁发的一个奖项。从此，兰多夫与他著名的岳父一起，共同推广等高耕作。

在1813年一封写给C.W.皮尔的信中，杰斐逊赞扬了这种新农耕方式的好处。

我国有着多丘陵的地貌，而我们一直习惯直线耕作，不管是上山还是下山，无论是斜向还是沿直线所形成的任何样子；我们的土壤迅速流失，进入河流。我们现在沿水平方向耕作，我们沿着丘陵和洼地的曲线，不管线条怎样弯曲都保持完全的水平。这样，每一条垄沟都可充当储水库来接收和储蓄水分，这些水可为植物生长做出贡献，且不会直接流到河里。几乎没有一盎司的土壤能从一片水平深耕的农地上流失。[59]

不过水平耕作法仍需细心操作。即使是稍微往下坡向倾斜，耕沟中仍会形成雨水径流并产生冲沟。虽然等高耕作的想法流行起来，很多人仍觉得这种方法太麻烦——需要投入太多精力，而且不一定能够正确操作。在19世纪30年代，兰多夫的儿子描述了深耕“新”法、石膏施肥，以及轮耕玉米与三叶草（或牧草）的做法，认为它们很快便能够超越其父亲为改良被过度耕作的土地所做出的贡献。

到了19世纪早期，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保护和恢复土壤肥力的必要性。一些农民开始实行深耕，并向田间施撒植物残茬以及动物粪便。特别是农学家约翰·泰勒指出，水土保持和改良对维持南部农业的发展不可或缺。“即便是最不细心的观察者都能发现，我们土地的肥力在不断下降……我见过许多已有四十多年历史的农地……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已变得极为贫瘠。”泰勒在预言南方的未来发展时指出，除非土壤改良成为该地区的农业理念，否则“我们农业的进步，将导致人口的不断迁移”。[60]到了19世纪20年代，努力改良土壤的必要性在南方各州受到广泛认同。

与泰勒同时代的法国外交官菲利克斯·德·布朱将美国农民描述为不断迁移的“牧民”。布朱对他们通常不愿意使用粪肥来恢复土壤肥力感到吃惊。“美国人似乎无视随处可见的粪水；他们不知道，没有一寸土地不能通过施用粪便而变得肥沃。因此，他们的地力很快便衰竭了……美国的农民好像牧羊人一样，特别倾向于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61]在19世纪早期，这种对美国南方的描述比比皆是。

1818年5月，刚卸任的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在弗吉尼亚州阿尔伯马尔县农业协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其发言内容迅速登上了全国各个农村报纸的头版。麦迪逊在发言中告诫人们，国家向西扩张并不一定意味着进步。构建一个有前途的国家需要照顾和改善其土地；忽视有机肥、持续集约耕种，以及沿直线顺坡耕作，这些都会搜刮掉土地的肥力。麦迪逊告诫人们，农业扩张应放缓；改良土壤并不仅是向更远的西部进发的替代方式，而是从长远来看的唯一选择。

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民约翰·洛伦的著作《在农业实践中相统一的自然与理性》在他去世后于1825年出版。洛伦在书中指出，在自然植被覆盖下的土壤侵蚀是有益，因为新生的土壤得以即时补充流失的土壤。因侵蚀而离开山坡的土壤聚集在谷底，使其持久肥沃，而风化作用又使山坡上形成新的土壤。然而，农民打破并改变了这一自然系统；目光短浅的耕作方式，将裸土直接暴露于雨中所造成的严重侵蚀，不但使土壤愈发贫瘠，也使耕地人愈发贫困。

洛伦建议用牧草作为陡峭斜坡上的永久性作物，并在田地肥力耗竭前转为牧场，用牲畜粪肥改良土壤。覆盖土壤的牧草，不但通过拦截和吸收降雨对地表的直接作用力来防止侵蚀，而且亦能保持土壤的渗水性，使雨水渗入地下而不是形成地表径流后流失。洛伦认为，防止侵蚀和保持土壤肥力的关键，在于使尽可能多的动植物有机质进入土壤。他倡导的是，即使是贫困农民，也能采取的廉价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他提醒人们，细心地沿等高线耕作，以及防止地表径流形成破坏性冲沟，将使土壤得到保护。

洛伦还指出，佃农制度是开展水土保持的一大障碍。像华盛顿和杰斐逊这样的富有士绅，会代替那些担不起费用的小农进行土壤保护的创新尝试。然而，没有土地既得利益的佃农则会浪费土地，忽视实施土壤保护措施的潜在利益。洛伦的解决办法是，种植园主应释放他的奴隶，并将改良土壤作为所有租约中的强制性条件。洛伦嘲笑许多农民所抱有的“能够找到取之不尽且永不衰竭的土壤”的想法。“当大陆西侧的太平洋拦住其前进的步伐时，才有可能让这些农民相信，并没有这样的土壤存在。”[62]

在考察了美国土壤衰竭的问题后，许多与洛伦同时代的观察者得出结论：该地区土壤的迅速衰竭源于粪肥施用的缺乏；让奴隶种植可充当牲畜饲料的作物，远比让其种植棉花和烟草获利要少。虽然众所周知，施以大量粪肥的土地比未施肥土地多出一两倍的收成，南方农人还是常年把牛放养在树林里。在大多数的种植园，几乎没人愿意耗费精力来收集粪便并在地里施用；诸多历史记录都提到了南方的牛的悲惨状况。

1827年10月11日，《佐治亚州信使报》刊登了一位穿越佐治亚州的旅行者的来信。这位旅客在信中写道，自己注意到衰竭的土地是推动源源不断的西进移民的动力：“我现在离开了奥古斯塔（佐治亚州城市），沿路遇到一群群带着大批黑奴西迁的棉花种植者；他们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以及佐治亚州，正向着‘棉田的肥力还未被完全耗尽’的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前进。”[63]美国南部的居民正在向美国西部迁移。

到了19世纪2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的奴隶制从经济上来看愈发不可行。农学家约翰·泰勒指出，许多种植园主之所以不肯放弃已经获利微薄的烟草种植，是因为那样做会使其奴隶在冬天无事可做。北卡罗来纳州被荒弃的土地与还在被种植的土地一样多。随着西部新农地加入竞争，烟草和棉花价格愈发低廉，这使土地已经枯竭的皮埃蒙特高地[64]和沿海地区的收益低下，亦使奴隶开始成为其主人的负担。1827年3月24日，《尼尔斯纪事》[65]抱怨了这种情况：“我们这里大多数聪明的种植园主都已意识到，烟草种植在马里兰州不再有利可图；如果找到了处理自己的奴隶的方法的话，几乎所有人都会放弃烟草种植。”[66]

迁移到西部的种植者，继续以破坏性的方式对待新地——这一老习惯正是导致其西迁的罪魁祸首。在1833年8月写给《农民纪事》的信中，一位来自亚拉巴马州的居民对这样的恶性循环表示失望。“我对农业状态的改善已不抱太大的希望。我们的种植园主仍采用那种挥霍性的、破坏土地的耕作方式——这简直与其佐治亚州、南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古老祖先对待土壤的方式如出一辙。他们对森林和土壤发动残暴的战争；他们以破坏性的方式前行，在身后留下贫瘠之地。”[67]19世纪的美国的经济萧条与土壤破坏之间的关系，是无可争辩的。这个国家由农民组成，它能预料到自己的发展前景。

作为《耕耘》杂志的编辑，杰西·比埃尔是极力提倡保护性农耕的农民代表，他拥护农地改良而非向西移民。在美国独立战争打响的两年后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比埃尔，曾在印刷店做学徒，然后在19世纪20年代购买了一个农场。十年后，他开始宣扬粪肥施用是农村繁荣的关键，并相信地力在明智的土地管理制度下不会衰竭。在他看来，像资产一样对待土地并将其毫发无损地传递给后代，是一个农民的义务。

从德国和荷兰移民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民赞同比埃尔的观点，他们把与殖民地农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欧洲先进农业实践带到了美国。他们自家的农田围绕着巨大的谷仓分布；谷仓中的奶牛将饲料作物变成牛奶和肥料。与大多数美国农民不同，他们把土地当作黄金来对待；他们的土地肥沃而丰产，令来自美国南方的参观者感到震惊。同一时期在南方，埃德蒙·鲁芬于1832年出版了《论钙质肥料》，该书进而引发了一场美国农业革命。

鲁芬作为一位早期南部独立的煽动者的角色在历史上更为人知。他相信，农业化学的力量能恢复南方土壤的肥力。1810年，十六岁的鲁芬继承了家里的一个破败种植园。为了使这个已被耕种了一个半世纪的农地产生利润，他采用了农业改革者约翰·泰勒所提倡的包括深耕、轮作和限时放牧在内的一系列做法。就在各种尝试都不奏效，使他几乎要加入西进的队伍中时，他在地里试施了泥灰土。

结果是惊人的。将粉碎的贝壳化石施撒到田里，使玉米产量提高了将近一半。鲁芬开始在更大范围内施撒泥灰土，使小麦作物的产量几乎翻了一番。他由此得出结论：弗吉尼亚州的土壤酸性过度，因而不能维持持续耕种；加入碳酸钙，能中和土壤酸性，进而使粪肥得以维持土壤肥力。在农业类重要期刊中，他的文章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弗吉尼亚州的农民开始遵循鲁芬的做法，并提高了他们的收成。为了在南部社会崭露头角，鲁芬开始出版《农民纪事》，一本致力于农业改良的月刊。这家报纸没有广告，只刊登农民写的实用性文章。在几年之内，鲁芬就有了一千多个订阅者。新当选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詹姆斯·哈蒙德，为了与西部逐渐崛起的新“棉花王国”相抗衡，于1842年聘请鲁芬来定位和测绘州内的泥灰岩床；十年后，鲁芬接受了新成立的弗吉尼亚州农业协会的主席职位。

为民众所熟知并尊重的鲁芬，其自身亦渴望公众的关注。19世纪50年代，鲁芬开始鼓吹南部独立。这位支持奴隶制的农协主席认为，南北分离是唯一的选择，并指出奴隶劳动曾使像古希腊和古罗马这样的先进文明持久不衰。在得知林肯当选总统后，鲁芬立刻赶往采纳了“分裂条例”[68]。在年过六旬的鲁芬于1861年4月打响攻击萨姆特堡[69]的第一枪之前，他早已点燃了另一场革命——通过证明“调整土壤的化学特征可以加强农业生产力”，鲁芬开启了一场农化革命。

鲁芬认为，土壤是由三种主要的土组成。硅质土是能够使水自由通过的岩石矿物质，因此是排水良好的土壤的关键；矾土（黏土）会吸收和保留水分，在土壤中形成由裂纹和裂缝构成的储水网络；钙质土能中和土壤酸性。鲁芬认为，土壤肥力集中在有机质与三种土相混合的，表层几英寸厚的土层中。高产的农业土壤应具有硅质土、矾土和钙质土三者的良好配比。

鲁芬意识到，表土层侵蚀会削弱土地肥力。“当表层三四英寸厚的土壤流失后，便露出无生产力的心土层……这继而使植被消失，大地光秃。”[70]他认同农业部门的观点，即施用粪肥可以帮助改良南部土壤。但他指出，粪肥是否能够加强土壤肥力，实际上取决于土壤的天然生产力；如果不先中和土壤酸性，施用粪肥仍不能提高收成。鲁芬不相信钙质土能够直接为植物提供养分；然而只有以钙质土为辅助，粪肥才能促进土壤肥力的释放，将荒地转为良田。

鲁芬进一步意识到，依赖于奴隶制的南方经济，为了养活出生在种植园的奴隶，不得不依赖市场的扩大。他认为，过剩的奴隶必须出口，除非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足够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鲁芬的农业改革和政治观点与南北战争的现实相抵触。他在南方联盟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投降不久后自杀。

土壤衰竭的问题并不仅限于南方。到了19世纪40年代，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农业协会会议上的一系列演说，均指出各个新州正迅速模仿着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挥霍着自己的丰厚土壤。到19世纪中叶机械化农业来临时，尽管农耕技术进步，然而纽约每英亩小麦产量只有殖民时期水平的一半；只不过，更多元化的北部经济，令土壤消耗对北部各州的影响不如在南方那样明显。

19世纪40年代，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参观南北战争前的南方时，曾在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停留，以调查深嵌在新垦地里的冲沟。莱尔对冲沟的兴趣主要在于，通过这一地貌观察土表下深处风化岩石的情况；他注意到了砍伐森林后上覆土壤的侵蚀速度之快。整个地区普遍缺乏早期冲沟形成的证据，说明移民造成当地景观的根本性变化。“根据这一地区在砍伐或清垦后由径流造成的土壤侵蚀的极快速度，我可以推断，这个国家的土地自远古时代第一次从海上出现后，曾始终覆盖着茂密的森林。”[71]莱尔意识到，在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区进行的农耕，打破了这一古老的平衡。大地正变得支离破碎。

有一条冲沟引起了莱尔的特别注意。这条冲沟在米利奇维尔西部三英里半处，位于前往梅肯（Macon）的路上。该处冲沟最初形成于19世纪20年代，森林砍伐使地表暴露于风雨侵蚀之中。在夏季，黏土质丰富的土层上出现一条条深达三英尺的裂缝；雨水汇入这些裂缝，并形成造成侵蚀的集中径流，随后进一步刻出深深的峡谷。到莱尔于1846年造访时，该冲沟已经变成一条超过五十英尺深、将近两百英尺宽、三百码长的巨大沟壑；而其他相似的冲沟最深可达八十英尺，它们也使亚拉巴马州新垦不久的田地土壤流失严重。莱尔认为，横行于景观之上的冲沟威胁着南方各州的农业。土壤流失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土壤最快的形成速度。

查尔斯·莱尔于19世纪40年代绘制的佐治亚州米利奇维尔附近的冲沟（莱尔，1849年，图7）。

在前往蒙哥马利的路上，莱尔经过一片平缓起伏的山丘，并为这一地区在近期土地清垦时砍下的巨型杉树树桩所惊叹。为了知道这样的森林需要多久才能再生，莱尔测量了树桩的直径，并数了它们的年轮。这些被砍伐的杉树中，较新的树木直径有两个半英尺，有一百二十个年轮；较老的树木直径达四英尺，有三百二十个年轮。莱尔坚信，这样古老的树木再也无法重生于这片已被改变的景观之上。“通过了解树木长到这种尺寸所需要的年数，我们能理直气壮地推断，在该地区被如此清垦之后，后人再也看不到这样古老的树木了；除非是那些人们出于观赏目的保留下来的树木。”[72]烟草、棉花和玉米替代了已覆盖地表多年的巨大树木。如今，一次次接踵而来的风暴，将光秃而裸露的新地上的土壤刮散。

除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冲沟，莱尔在旅途中还遇到一户户放弃自家农场、搬往德克萨斯州和阿肯色州的家庭。莱尔写道，自己沿路遇到数以千计的西迁民众，所有人都问他：“你在搬家吗？”一位老先生向这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展示自己收藏的一些化石后，表示愿意向莱尔出售他的全部财产。莱尔追问他，为何这样急于出售自己亲自清垦的，并已在其上生活了二十年的土地。那位长者回答说：“我希望在德克萨斯州能更有家的感觉，因为我所有的老邻居都已经搬去了那里。”[73]

在美国南方旅行的大部分时间里，莱尔都以独木舟为交通工具，并观察沿途的河流。他描述了伐林和农耕所带来的土壤侵蚀已达到的严重程度——任何人稍加观察都能轻易看出。即使是没有经过特殊地质学训练的人，都能观察到灾难性的土壤侵蚀迹象。他在佐治亚州的阿拉塔马哈河沿岸遇见的人们告诉他，在这条河上游的土地被清垦之前，河水在暴雨期都是清澈的。到1841年，当地居民仍可以判断各次风暴中的洪水的源头——森林被清伐的支流会带来红色的泥土，而两岸仍树木丛生的支流，即使在大暴雨中，也都会带来清澈的河水。当莱尔再次造访时，原本流淌着清澈河水的支流，也因为土著人被驱逐之后的两岸土地被大片清垦而变得浑浊。

土壤和社会为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所付出的代价，已经不是什么秘密。1849年的美国专利专员（commissioner of patents）的报告，试图估算出国家为现代农业方式所付出的成本。

即使明智而合理地花费十亿美元，也很难再让联邦一亿英亩已部分衰竭的土地复原，并恢复其在原始状态下所具有的永久种植的肥力。七十年前，每英亩能生产二十五到三十五英斗小麦的纽约州的土地，如今其每英亩产量降至六到九英斗的水平；在各个基于老牌种植园经济的州，土壤衰竭的结果更广泛、更具灾难性。[74]

由于美国最初十三个州的农产量均有明显下降，“如何保护土壤肥力”成为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目前还没有任何州政府意识到，应通过把对子孙后代的义务强加给每一个耕种者，来实现其‘提升公众利益’的责任；政府有责任确保耕作者不使其农地的肥力下降。”[75]南北战争开始前，全国各地的农业期刊抨击了土壤侵蚀和过度消耗这对“双胞胎恶魔”。当新地短缺问题变得愈加严峻时，采取土壤保护和改良技术的呼吁就变得愈加普遍。

导致战前南方各州土壤衰竭的直接原因并不神秘。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无轮作的连续种植，缺少能够提供粪肥的牲畜，以及目光短浅地沿直线顺坡耕作——这种做法使土壤直接裸露于雨水的冲刷之下。事实上，存在着驱动这些破坏性行为的潜在社会原因。

毋庸置疑，在短期内获得最大收益的欲望驱动着种植园农业。土地廉价而充足；只要尚有新地可供清垦，种植园主便可每隔几年就西迁，以不停获得新地。与精细耕犁、修筑梯田以及为已垦耕地施肥相比，开垦新地更为便宜。不过，寻找新地实际上意味着需要把整个家庭及其财产（包括奴隶）重新安置到西部新近开放的州。由于举家迁移需要高昂的社会和经济成本，那么，到底是什么促使人们持续这一已被反复证明是破坏土地的做法？

一方面，最有可能认识到土壤衰竭问题的大型种植园主，并不亲自下地劳作。与两千年前古罗马的情况一样，在外土地业权制（absentee ownership，也称“遥领制”）导致了浪费土壤的粗犷型农业实践。由于种植园监工和佃农的薪酬是按照一定的收成比例来计算，因此他们更关心的是产量最大化，而非通过保持土壤肥力来保护土地所有者的投资。将时间花在沿坡地等高线耕种、填平冲沟以及为田地施撒肥料，将减少他们的直接收入。监工很少会在同一个种植园停留超过一年的时间，这使他们毫无节制地快速榨取土壤肥力。

农业改革的另一个根本障碍，是奴隶制度与扭转土壤退化的方式互不相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严重的水土流失促成了南北战争。我们被灌输的观念是，南北战争是在“奴隶制度”上的南北冲突；但很少有人知道，以烟草和棉花的单作为特点的南方经济，只有依赖奴隶劳动方能盈利。也就是说，奴隶制度不仅是一种文化传统，更是保障南方富足的基础。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南方从事农业——北方很多地区也发展农业。对于实行经济作物单作的出口导向型南方经济而言，奴隶制度至关重要。

当然，任何对于南北战争的详尽解释，都必须涉及在南北双方敌对状态爆发之前的一系列复杂状况和事件。南北战争的主要原因通常被认为有：关税争议以及中央银行的建立，废奴思想在国会和北方的兴起，以及逃奴追缉法案的通过。诚然，取缔奴隶制起源于南方的蓄奴；然而，使南北战争一触即发的，则是奴隶在西部新州的地位问题。

1857年，发生了严重损害美国最高法院威望的、臭名昭著的“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最高法院的判决说，因为奴隶不是美国宪法中所指的公民，因而黑人奴隶斯科特不具备为其自由提起诉讼的地位。最高法院的九位法官中，有五位来自蓄奴家庭，有七位是由来自南部的、赞成奴隶制的总统任命的。这一案件的判决宣称，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76]是一项违宪法案，因为联邦政府没有权力限制新州的奴隶制。南方人对这一意见赞不绝口。

愤怒的北方废奴主义者拥护势力逐渐扩大的共和党，并积极支持看起来获选机会不大的总统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林肯反对奴隶制以及将奴隶制扩展至西部的新领土。北方民主党人拥护斯蒂芬·道格拉斯，而南方民主党人打破既有排名，提名来自南部肯塔基州的副总统约翰·布雷肯里奇，此时民主党分崩离析了。由前辉格党人再组的宪政联合党人则提名了来自田纳西州的约翰·贝尔。

支离破碎的反对派正是林肯所需要的。选举结果沿地理分界划分：南部各州的选票涌向布雷肯里奇；南北交接处的边境各州——肯塔基州、弗吉尼亚州和田纳西州——将选票投给贝尔；道格拉斯受到密苏里州和新泽西州的支持。林肯虽然只赢了40%的普选票数，却在选举人团投票中一举获胜——北部各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多数选票都投给了林肯。[77]

随着林肯入驻白宫，南北方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战前的北方观点显而易见：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在“众人生来平等”的信条上建立起的国家里，使奴隶制合法化是不可容忍的。不过，即便北方人极度渴望立即取消奴隶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只是务实地满足于阻止奴隶制扩张至新领土。

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南方的观点则更为复杂；虽然同样务实，却更加不可变通。大多数的南方人认为，林肯的当选注定了奴隶制的结束——或者至少是奴隶制向西扩张的结束。许多人愤怒于北方人干扰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插手他们财产方面的事务；有些人因为感觉南部荣誉受到侮辱而被激怒。而事实上，林肯的当选只意味着对奴隶制的限制——南北战争爆发前，奴隶制废除还未被正式提出——并且真正蓄奴的南方人不足四分之一。所以，为何这一问题导致了足以使国家分裂的严重政治摩擦？

正如在通常情况下，顺着经济利益这条线索便能够找到答案。限制奴隶制扩张的经济影响，源于土壤衰竭在种植园农业和南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大多数青少年的家长都知道，非自愿的劳动通常很少产生高质量的结果。也难怪，即使是最好的奴隶一般也不会表现出主动性、关注与技能；相反，奴隶只想保持足够的竞争力以避免体罚。他们不会从所从事的工作被解雇，亦没有动力去把它做好。奴役的本质阻碍了工作中的创意性表现或专业技能。

适应特定土地需求的农业，需要对细节的密切关注，以及灵活的农场运行模式。不亲自劳作的土地所有者、外聘监工以及非自愿的劳动者，无法满足这些基本需求。此外，在监工强迫管制下的对抗性劳动制度，必然会将工人集中在一个地方。实施单一作物种植，适合控制奴隶劳动的规则和例行程序；与此同时，年复一年地按照同一种方式进行农耕，可使奴隶劳动的产出最大化。

到了18世纪90年代，那些由奴隶耕作的种植园几乎毫无例外地只进行烟草种植。然而到了18世纪末，当南部地区的作物种植呈现多样化趋势且牲畜养殖逐渐增加时，使用奴隶劳动便越来越不划算。正当许多南方人认为奴隶制即将被新经济模式所淘汰时，棉花种植的兴起又为奴隶贸易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棉花种植对土地的破坏程度以及对奴隶劳动的依赖性比烟草种植更甚。

奴隶劳动只适合单一作物种植模式，而这使得田地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光秃而易受风雨侵蚀。同时，在单一种植模式下，人们既无法实施轮作，又无法获得稳定的粪肥来源——只种植烟草或棉花的种植园，由于没有足以喂养动物的谷物和牧草，无法进行牲畜养殖。依赖奴隶制的作物种植方式一旦确立，单作就有了经济必要性——反之亦然。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的半个世纪中，依赖奴隶劳动的南部农业使得土壤保护方式无法得到大规模采用，这便注定了土壤终将衰竭。

与南方的种植园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殖民地农业初期便采取的，更加多样化的新英格兰地区农业；北方不像南方那样大量种植出口导向型的作物。事实上，北方奴隶制未能延续到18世纪末期的最主要原因，并非是“众生自由”和“人之尊严”这些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更为简单的事实——烟草不适于在北方环境中生长。如果不是因为大规模单作持续主导着南方农业，那里的奴隶制或许已步北方后尘而销声匿迹了。

但是，这仍没有解释为什么南方会对林肯的提议——限制奴隶制向西部新领土扩张——展开尖刻的抨击与反对；毕竟，1860年的总统大选并未直接涉及南方的奴隶制问题。不过，让我们想想那些跟随着其主人西迁的奴隶吧。1790年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拥有南方92%的奴隶；在二十年后，尽管国会已经颁布了《奴隶进口禁令》（Act Prohibiting Importation of Slaves，1807），沿海的南方各州仍拥有南方全部奴隶数量的75%。然而到了19世纪30—40年代，许多大西洋沿岸各州的使用奴隶的种植园主，开始为西部的新市场“饲养”并提供奴隶。对于那些还未跟上西迁队伍的种植园主而言，他们不得不紧抓奴隶贸易这根救命稻草，以应对自家田地土壤衰竭的困境。1836年，有超过十万的奴隶被运出弗吉尼亚州。一项近期的估算显示，在19世纪末期，奴隶“饲养”成为佐治亚州最主要的财富来源。186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奴隶价值直接占到包括土地在内的南方个人资产总和的一半。到南北战争开始时，有近70%的南方奴隶实际上是在佐治亚州以西的地区劳作。

对于当时西迁的种植园主们来说，“密苏里州、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是否成为蓄奴州”是一个事关成败的严峻问题。劳动集约型的南方种植园经济需要奴隶劳动力。同时从实际运作的角度来看，基于奴隶劳动力的农业种植造成的快速土壤侵蚀和土壤衰竭，已经将奴隶制度推到了“要么继续扩展，要么彻底废除”的临界点。因此，奴隶制若在西部被禁止，意味着奴隶将失去其价值——这意味着南方的财富被生生砍去一半。所以，林肯的当选通过破坏南方财富基础，直接威胁到了奴隶主的利益。

种植园主知道，新建立的州提供了贩卖奴隶及其后代的新市场。人们普遍意识到，若允许德克萨斯州蓄奴，奴隶的价值将翻番。因此，奴隶制领土的扩张成为引发南北战争的导火索；对于南方的地主阶级而言，它具有巨大的经济重要性。尽管南北双方对奴隶制所涉及的道德问题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然而，林肯的当选由于限制了奴隶制的扩张而点燃了战火。

无论你是否相信上文论述，都不需要盲目地认为殖民地农业造成了东部沿海地区大规模的土壤侵蚀——事实上，你可以直接从土壤中找到证据。土壤剖面和谷底沉积物能够为你重现殖民地农业在北美东部地区导致的土壤侵蚀的强度、时间和范围。与来自欧洲的第一批移民所描述的肥厚的黑色表土层相反，现代的表土层（A层）是一层薄薄的黏质土壤。在一些地区，表土层已被完全剥蚀，心土层露了出来。在皮埃蒙特高地，一些原本有植被覆盖的地区甚至失去了整个土壤层（O、A、B层），仅留下风化岩石（C层，底土层）暴露在表面。欧洲移民在殖民时代的土地利用方式，使土壤侵蚀速度至少增加了九倍。

美国东南部皮埃蒙特地区的地图，呈现了从殖民时代到1980年间表土层侵蚀的净深度（根据罗伯特·米德原图绘制，1982年，第241页，图4）。

殖民时期土壤侵蚀的证据，在整个东部沿海地区都显而易见。殖民时期的森林砍伐，使皮埃蒙特地区土壤流失的平均厚度达到了三英寸到一英尺多的水平。被剥蚀掉表土层的高地土壤显示，自殖民时期的农民开始向内陆迁移后，有四到八英寸的表土层流失。从弗吉尼亚州到亚拉巴马州境内的皮埃蒙特南部地区，其土壤平均流失厚度为七英寸。佐治亚州境内的皮埃蒙特高地的土壤，有三分之二的流失厚度达三至八英寸。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农耕，使南北卡罗来纳州境内的皮埃蒙特高地的土壤被剥蚀掉六英寸到一英尺的表土层。在殖民时期的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侵蚀加速尤为明显；其所造成的破坏力至今犹存——对美国东部的森林和农田的产沙量的研究显示，至今农地的土壤流失速度是林地的四倍。

1911年前后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冲沟体系（莱昂尼达斯·查尔莫斯·格伦摄于1911年，iiib）。

殖民时期土壤侵蚀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并不仅限于使农民不停迁移以寻找新地来种植烟草。就像古希腊和古罗马那样，沿海港口被泥沙淤塞。大多数殖民港口城市都位于尽量深入陆地的位置，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烟草的陆路运输。然而，当那些从山坡被冲蚀而下的泥土汇入河口时，该位置亦使港口城市首当其冲地受到加速的土壤侵蚀的影响。半个世纪的上游地区农耕，使许多开放水域变为泥潭。农业改革者约翰·泰勒曾指出，高地耕种将泥土由山坡冲下，掩埋了低地，堵塞了沿海的河流和小溪，并使河口淤塞。在那个河流有如国家公路的年代，从山坡被冲刷到河流和港口的沉积物，使所有人面临挑战。

马里兰州在殖民时代的海港约帕城和麋鹿岭（Elk Ridge）分别位于巴尔的摩东西两侧，在沉积物淤塞其水域使大型远洋船舶无法停靠后，两个地方都遭到了遗弃。约帕城通过1707年马里兰州立法机关颁布的一项法案而建立，并迅速成长为殖民时期最重要的海港。在高地清垦造成严重土壤流失并导致淤泥在港口沉积之前，最大的远洋商船都能够在约帕城的码头装载。到了1768年，县政府所在地迁至其海港不受沉积物影响的巴尔的摩。到了20世纪40年代，残存的老码头躺在被上百英尺高的树木所覆盖的土地的下面——那里曾是巨大商船的停靠之地。

1846—1938年间，切萨皮克湾北端[78]因来自周围农田的泥沙沉积而变浅了至少两英尺半。在位于切萨皮克湾中部的波托马克河的可航行河道的河口处，泥沙亦向海湾注入。波托马克河沿岸的乔治城[79]建于1751年。该城曾有一座纵深六十英尺的公共深水码头。一个由重型战舰组成的英国舰队曾于1755年停靠在乔治城河段上游，但是到了1804年，沉积物已堵塞了主航道。

关于波托马克河淤塞的原因众说纷纭，这使得几十年来国会关于应对淤塞的讨论复杂化。1837年，长桥（Long Bridge）下方的河水还不足三英尺深；一些人指责河道淤塞是由于长桥的建设，而另一些人则将原因推给乔治城堤道的建造。工程师阿尔弗雷德·瑞维斯于1837年领导了对波托马克河所有沿河桥梁的调查。他认为，河道淤塞的真正原因，是周边村镇大范围的坡地耕种导致了土壤的快速侵蚀。如今，波托马克河东岸林肯纪念堂坐落的地方，曾在18世纪时有船只驶过；马里兰殖民地的安德鲁·怀特神父，在1634年则以“晶莹剔透”来描述波托马克河的河水，更是令人不可想象。“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美好而伟大的河流，连泰晤士河在它面前都仿佛小小支流。河流周边没有湿地或沼泽，只有坚实的土地……土壤非常出色，通常是一英尺厚的黑色沃土在上，呈红色的土层在下……这片土地遍布着精巧的小溪，为我们提供最好的饮用水。”[80]

紧邻萨斯奎汉纳河（Susquehanna River）河口东侧的弗尼斯湾（Furnace Bay），是切萨皮克湾北端的组成部分。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后，弗尼斯湾中的泥沙沉积速度几乎增加到了原有水平的二十倍。在切萨皮克湾北部的水獭角湾（Otter Point Creek），沿岸的一个淡水潮汐三角洲在1730年之后，泥沙沉积速度增加了五倍，在19世纪中叶再增加了五倍。位于北卡罗来纳州蓝岭山脉弗莱特劳雷尔广谷平原（Flat Laurel Gap）的一个沼泽，其泥沙沉积速度在超过三千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当土地清垦在1880年左右达到顶峰时，其沉积速度增加了三四倍。

造成南方地区的土壤侵蚀比北方严重的原因，并非只有奴隶制。在南方的气候条件下，裸露的土地更容易受到侵蚀。南方的降雨强度可高达每小时一英寸半；而在北方，冬季被冻住并被积雪覆盖的土壤，在风暴来临时不会受到严重侵蚀。此外，地形也是原因之一：与由冰川塑造的平缓的新英格兰地形相比，南方的地形更加崎岖不平。

南北战争结束后，侵蚀作用继续削弱着南方的土壤。1904—1907年间，在为美国地质调查局展开对阿巴拉契亚山脉南部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调查之后，莱昂尼达斯·查尔莫斯·格伦描述了当地自殖民时期之后鲜有改变的耕作方式。

在第一次被清垦的新地上，人们通常先种植两三年的玉米，接下来种植两三年的谷物……之后再种几年玉米。除非得到悉心照料，否则在经过多轮耕种后，土壤会变得贫瘠——因为土壤原有的腐殖质已流失殆尽。当土壤的通透性降低并难以吸收雨水时，土壤侵蚀便开始了。由于鲜有人对这种侵蚀采取预防或监控措施，所以侵蚀逐渐加速，使田地终被荒弃，此时人们便另垦新田……在许多情况下，当最先开垦的田地地力耗尽时，人们还未来得及把其周围的树木砍光以开辟新田。一般来说，人们会紧邻旧田清垦新田；相同的破坏性过程就这样循环往复。

与希腊、意大利和法国的情况一样，农地清垦最终扩展至该地区最偏远的高地——尽管这一过程历经数百年。“在一些地方，人们发现整个地表正被慢慢磨损：每次大雨都会剥除一层薄土，使原本肥厚的土壤逐渐变薄并丧失肥力；当土壤衰竭，田地亦被荒弃。成片的土壤侵蚀缓慢而渐进，以至于一些农民没有意识到（或是不相信）他们的土地正随着其肥力的流失在逐渐衰竭；事实上，表土层正以人类难以察觉的缓慢速度流失殆尽，直至露出心土层。”[81]

到了20世纪初，南方有超过五百万英亩的耕地因侵蚀的破坏性影响而处于荒弃状态。

亚拉巴马州沃克县的佃户农场上被侵蚀的土地，1937年2月（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图号LC—USF346—025121—D）。

当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力支持水土保持工作时，新成立的美国土壤保护局[82]所提出的思路，实际上与传统方案别无二致。“大多数目前正被使用的土壤侵蚀控制措施，比如种植豆类和牧草、实施深耕、进行等高耕作并建立坡地防蚀沟、修筑现代梯田的雏形等，都是弗吉尼亚州的农民在19世纪上半叶发明或学到的。”[83]事实上，这些方法中的大部分（或类似的做法），已经在欧洲被应用了数个世纪——它们甚至在罗马时代就已为人熟知。如果这些好想法已有如此久远的历史，为何它们在美国被大范围采用却经过了如此长的时间？或许，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华盛顿在关于这一问题的理由和解决方法上会意见相左。当亚马孙河流域正渐渐展开一幅相似的历史画卷时，欧洲“旧世界”和美洲新殖民地的经验教训却仍为人们所忽视；毕竟，巴西政府有着鼓励农民清垦热带雨林以平息其土地改革需求的悠久历史。

讽刺的是，亚马孙本地就拥有找到解决方案的线索。考古学家近期发现，在离卡拉雅斯高原不远的地方，覆盖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肥沃黑土。这种肥厚的土壤叫作“特拉普雷塔”（terra preta，葡萄牙语意为“黑色的土壤”，即亚马孙黑土），它覆盖着亚马孙地区十分之一的地面。与典型热带土壤截然不同的亚马孙黑土，不但在几千年来供养着大型定居点；反过来，人口密集的居住环境也促成了这种土壤的生成。为了从贫瘠的热带土壤中获得粮食以求生存，亚马孙居民通过集约堆肥和土壤管理提高了土壤质量。

在河流两旁的低坡上发现的亚马孙黑土中，散布着陶瓷碎片以及有机残屑。有机残屑中木炭含量很高，并且有着利用粪便、有机废物、鱼和兽骨进行集中营养循环的明显痕迹。大量被掩埋的骨灰表明，人类自身也是营养循环中的一部分。最古老的沉积物已有超过两千年的历史。这种人为“制造”亚马孙黑土的机制在整个上游地区存在了一千余年；其运转良好，使一个曾经只能承载少量不断移动的人口的环境中，逐渐出现繁荣的长久定居点。

亚马孙黑土通常为一到两英尺厚，有时则厚达六英尺。与热带地区典型的刀耕火种农业不同，亚马孙居民将木炭混入土壤，然后将田地作为堆肥场所。“人造”亚马孙黑土的有机质含量，是其相邻自然热带土壤的两倍，它能够更好地保存营养成分，并且含有更多的土壤微生物。有些土壤生态学家认为，亚马孙人利用含有丰富微生物的土壤来引发堆肥过程——这就好比面包师在制作面包时添加酵母。

对位于亚马孙河和内格罗河（Rio Negro）交汇处附近的阿库图巴（Acutuba）的黑土进行的放射性碳测年研究显示，人类在这一地区定居了近两千年——由黑土开始形成的公元前36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至少公元1440年。当西班牙探险家弗朗西斯科·德·奥雷利亚纳于1542年穿越亚马孙河时，他发现大型定居点之间的距离不超过“十字弓的射程”。与奥雷利亚纳同行的一些西班牙征服者，曾在塔帕若斯河（Tapajos River）的河口附近逃离蜂拥而至的人；那里覆盖着几平方英里的、可供养数十万人的亚马孙黑土。

地理学家威廉·德内文认为，农民每两到四年更换耕作地块的刀耕火种农业，在亚马孙地区应是相对较新的农业模式。他指出，早期亚马孙人很难经常性地用石质工具砍伐巨大的硬木树。相反，德内文认为，早期亚马孙人实行包括下层林木以及木本作物的集约型复合农林业，以保护田地免受侵蚀，并使肥沃的黑土日积月累。

就像村庄里的粪料堆一样，亚马孙黑土被认为是通过将烧过的炭灰以及分解的废料混进土壤而形成的。在位于泰国东北部丛林的村庄的周围，人们也发现过类似的肥沃黑土。原住民社区习惯于让炭火持续燃烧，因此呈现棱镜状、被烧过的亚马孙黑土沉积物，应是在村庄内而非村庄周边生成的；此外，较高的磷钙含量表明，灰烬、鱼及兽骨在黑土形成中有重要作用。据估算，每二十五年可产生一英寸的黑土，因此厚达六英尺的黑土是在人类聚集地经历数千年的不断累积而形成的。今天，亚马孙黑土被采挖并成吨销往巴西正在经历城市化的各个地区。

加速的土壤侵蚀——无论是爆发性流失，还是经历几个世纪的渐进性流失——都给依赖土壤而生的人类带来灾难性影响。人类社会的一切其他组成部分——文化、艺术、科学——都依靠充足的农业生产才得以发展。这种因果关系常常在文化繁盛时被掩盖，而在农业岌岌可危时变得显而易见。近期，因土壤侵蚀影响而产生的环境难民，已经超越政治移民，成为全球最严峻的人道主义问题。农作物歉收和饥荒通常被描绘成自然灾害；事实上，人类对土地的滥用，在这一过程中与自然灾害承担着同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