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育才革命家庭成员

首届学生　闵克毅

作者简介

闵克毅，原名闵小吼，籍贯江苏省宝应县，1937年9月出生于香港，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49—1951年7月在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读书；1951年在东北实验学校、北京第二十五中读初中；1954年在北京市101中学读高中；1957—1962年在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系读书。1962—1984年在军委空军司令部通信研究室任技术员、工程师；1984年任广东省信息中心副总工；1992年任广东发展银行电脑部副总经理。1997年退休。

开篇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弹指间东北育才学校60年大庆了。50周年时，在玉渊潭，育才两个最高班的同学就相聚讨论50周年校庆，最后是写了一封贺信给母校。说明育才的学子多少年都对母校——育才有着深深的怀念，这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我们都住在学校，且多数父母不在沈阳，育才就是我们的家，同学如兄弟姐妹一样，虽然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却是一生不忘的。这次60年大庆，学校领导十分重视，同学们也跃跃欲试，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回忆，这批同学随家长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东奔西跑、南征北战，有着十分艰难曲折的经历，是值得回味的。

多舛的童年

我出生在香港，当时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在港做工人工作。正当日本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八年抗日战争，因此给我起名为“吼”，是怒吼吧。当时的革命者不是时时有经费提供的，是要靠自己挣钱维持生活和革命工作的，母亲白天做教师挣钱，晚上给工人上夜校，父亲又染了很重的病。在这种情况下养个孩子是很难的，精力、经济都支持不了，虽有工人同志的家属帮着带，甚至喂点奶，有时就拴在床边放两条香蕉锁在家里，曾经送人也没人要，最后还是送进了当时的慈善机构“育婴堂”。后来母亲动员三姨也来港参加革命工作，三姨去看了这孩子多病多灾，实在舍不得，就把我从育婴堂要出带回苏北老家去了，不然真不知后果如何了。那是1939年，不到两岁吧。父母仍在港做工人工作，但父亲不久就病故了。

回到苏北宝应县，还是日本人占领着，是外祖父家，开着一个小香店，母亲姐弟四人，她排行老二，大姨已去了延安，家里还剩三姨和舅舅，也是当地的地下党。五岁时三姨送我到她朋友开的私塾去读书，生活算是稳定，但身体却处处是病，生在那样的环境，活下来已是幸运了，年年咳嗽，上学居然要自己拎个痰罐，体质之差可见一斑了。到1944年宝应解放前夕，三姨、舅舅也配合新四军在家做些标语传单，晚上有时也利用我人小目标小，到外面贴标语。日本人有时会来搜查，幸好没被发现。很快宝应解放了，那天晚上我们在院子里听那乒乒乓乓攻城的枪声，真是高兴极了。

母亲后来调到上海地下党，做苏北地区的交通，结识了一起工作的继父。1945年他们从上海地下党调到新四军，从老家把我接了出来。到新四军里没学校上，就把我放在战士土造纸厂里，让我在那儿卷烟卷，当时农村的土办法，小木架上铺块布，放上纸和烟丝，用小木棍一推就出一根烟，有一般香烟四根那么长，再切成香烟，天天就这么一根根地搓着，累了就看战士们抄纸、晒纸。当时的新四军装备还是很差的，在造纸厂经常跟战士在一起，也认识各种枪支，战士背的多还是汉阳，还有老套筒子，能有支日本的三八大盖就是最好的枪了，短枪更是五花八门，左轮、七星子、勃朗宁手枪、驳壳枪，但也还有战士背着拴着红布的大刀片。干部们当时有支钢笔大概就很奢华了，战士们就比谁有几副绑腿，他们打绑腿也很用心，先在小腿上缠一小段，再打得上下要一样粗，这样才算美吧。记不得在新四军待了多久，鬼子投降后，我党从各处抽调干部去开发东北，父母也是抽调往东北进发，我们一行只有八人：父母和我，有两个警卫员，一个马夫（因备有一头骡子），还带一部电台，有一名报务员一名译电员。日行夜宿，凭介绍信，到兵站住宿。骡子驮着装行李的马褡子，父亲带我上午骑骡子下午步行，下午是母亲骑，每天估计走80里路，到过封锁线的时候要夜间走。所谓封锁线就是敌人把持的铁路线，铁路两旁挖了一人多深的封锁沟，保护他们列车的运行。入夜先派出新四军军队保护，然后我们通行，遇敌人列车过就隐蔽下来，不发生冲突就安全过了，走过两次封锁线，应该是京沪和陇海两条铁路吧。1945年底终于走到龙口，渡过渤海湾就到东北了。山东是我们的根据地，选了二三百名区乡干部由父亲带着去东北，建立地方政权吧。我们乘小海轮过海，当时海上有美国军舰，为免麻烦大家脱去军装装作民船过海。不知是海员想在家过年还是真是错了航道，结果延误了航程，害得我们1946年元旦是在海上过的，个个又晕又吐没心情过年了。后来还是对岸的船来引导，终于在庄河登上了东北的黑土地。我们比国民党早半年到东北。骡子在龙口交公了，到东北不再步行，而是坐卡车了。冬天坐在卡车上，真是“风凉”极了。先到了安东（现在叫丹东），后又到了吉林，母亲当时要生小妹，把我和马夫同母亲一起留在了吉林留守处了。这样稍安定一点，就送我进小学读二年级，（在老家读了两年私塾）但很快教师叫我跳到四年级。可惜好景不长，六月国民党一到东北就发动内战，抢占大城市和铁路沿线。一天半夜被叫醒，急急忙忙上了闷罐车撤离了吉林市，匆匆忙忙，老家带出的相册等物也都丢失了。然后我们辗转经图们、延吉、绥芬河，最后到了鹤岗煤矿。

这是在哈尔滨更北靠近苏联的地方，成了我们的大后方，陆续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医大、总医院全到这里安下了。稍稍安定下来，父母接管矿务局的工作，把我送到电工孙师父那儿当学徒，当时的革命人真不知自己的生死命运，所以对子女多是让他们学点手艺，好自己谋生。但时间不长，局势较稳定了，这才又送我进职工子弟小学读书，在新四军及行军路上没书可读，到了东北前后进过一两次学校，读不到一两个月就转移了，入了学从四年级读起，这次算是比较稳定地读了快两年。其间区政府组织了儿童团，我当了团长，区政府指导我们去抓偷煤的及坏分子，等等，后来我军开始反攻，捷报频传，我们就到各矿区去扭秧歌传捷报。随着军事上节节的胜利，我们又离开鹤岗，进到大城市，先到哈尔滨，再到沈阳。当时学制不统一，有春季毕业，有秋季毕业，每每转学差不多就降半年级，当然也可以跳上半年，但母亲考虑我身体不好，总是叫我降半年级。从鹤岗职工子弟小学到哈尔滨花园小学再到沈阳南昌小学都念五年级上。到了沈阳，算是稳定生活的开始吧，军事上我们从被动转到反攻，节节胜利，到了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的前夜。适应这形势，中央决定成立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把部队和地方干部的子弟安顿下来，孩子有了稳定着落，大人就放心地去解放全中国了。母亲知道成立育才后，因我身体不好，希望我有个稳定的生活环境，就叫我转去育才了，当时也没有什么转学手续，定了去育才，南昌小学那儿刚上了几天学，就不辞而别。

1949年我进了育才，报名之后才知道最高班是四年级，我已经是五年级了，再退到南昌小学又不好意思，因为是不辞而别，母亲强调我身体不好还是在育才读下去，起码生活稳定，照顾也好一点。于是又从四年级读起。育才是全住校的，同学虽都来自各方，但家庭和个人经历也都相似，在校是供给制，老师和阿姨都和家长一样关心和教育我们，几年下来，同学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生活在这温暖的大家庭中。至此，我多灾多难多转折的童年结束了，开始了稳定的生活。

回顾育才的教育

离开育才快60年了，回顾当时的教育还是大有可贵之处的。

课程的安排是很全面的，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体育、音乐、美术，还有手工，也练毛笔字（记不得是在哪门课里了），当时是小学，还请了俄籍的老师开设了俄语课。课本教育都不是死记硬背，老师讲课都很形象生动，都能结合些实际，像韩旭老师教“自然”，就会领我们动手做标本。书本教育外，学校还重视课外教育，常组织去参观工矿，开拓眼界，增长实际的感性认识，像抚顺的露天煤矿、本溪的炼油厂，等等，我们都去过。学校也重视组织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当年苏联的空军英雄阔日杜布访华，组织我们去欢迎献花，记得是冯淬去献花，下来大家又和她握手；参加校外组织的演讲会，记得是高启铭去参加演讲会，还得了奖；到电台去录制童话剧，有小红帽、大灰狼，冯淬、江苏新、伍曼曼、王妞妞都参加了，还有钱卓麟演大灰狼；圣诞节还组织去中长铁路与苏联专家联欢，很晚了专家用一长串胜利牌轿车送我们，很是壮观。新中国成立少先队时，育才是首批建队的，最初连红领巾还不会打，学苏联少先队打两个死结的打法，后来才改成领带式的打法。抗美援朝时，号召大家节约粮食支援前线，美帝搞细菌战时大家就积极做卫生防范，后来还疏散到哈尔滨。回忆这些说明当时教育是和社会紧密相连的，不是闭门读书。这次翻看育才旧照片，发现我们教室后面黑板上，是三位同学分别写的三条时事消息，可见学校是注重学生关心时事的。由于当时是住校集体生活，培养了我们集体主义的精神，同学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大同学帮小同学，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十年我们同学和教师都还有联系和来往的原因，集体生活也培养我们养成守纪律、爱劳动、讲卫生等良好的生活习惯。在体育方面，除生活上科学地安排食宿、上体育课外，还组织各种课外活动，打球、游泳，开运动会，参加校间球赛，组织到景区旅游，组织夏令营，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回忆这许多，说明育才的教育是德智体全面的教育，我们是终生受益的，对比现时，只注重课本分数升学率，对德育体育相对的忽视等，育才当时的教育理念，应是十分有可取之处的。

同学篇

在育才虽只两年左右，但同学之间却是一生的朋友，在校时天天在一起学习生活玩耍，就是家长也是这样，不像现在各家管各家孩子，那时家长送点什么糖果食品，都是交给老师、阿姨让小朋友共享，很少只塞给自己孩子去独食的，逢年过节家长接孩子时，常常连家不在沈阳的小朋友一起接回去过节，这都是很平常的了。同学们都感受这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离开育才，上中学、大学及参加了工作，同学们都没有断了联系，我们最高班，先后有38名同学，个个都数得出来，在同一个城的年年都有聚会，不同城的有机会也会相互探访，半个多世纪都没变。很多熟人和同事都惊诧我们小学同学还能这么密切，而且这么多、这么全。包括校长、老师，至今都还探访相聚，这是育才这个革命大家庭环境形成的。而且不同班级的也熟，下一班甚至下几班的也都很熟。

我在育才的工作

在育才我们是最高班，我几乎就是个孩子头，是少先队大队长，又是学生会主席，从最高班到幼儿班，所有同学都和我熟，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小班的同学有的不好管的，我说话也都能听。抗美援朝时，学校疏散到哈尔滨，校舍是高、低班分住两处，假日老师、阿姨也带我一起去看慰低班同学，因为当时家长都不在同一城。快60年了，回想育才的同学我居然还记得好多名字。我们最高班先后38名同学：白炎、刘北延、冯淬、江苏新、伍曼曼、杨密如、梁茄玲、李醴、韩晓华、王晓力、李月秋、李玉英、孙润芳、石初平、谭永清、陈玫、阙连春、邵海波、高启铭、丁人骧、张今弼、傅英、何安生、钱卓麟、肖朗、徐力平、李铠、鲁琪、刘岱畴、陈阳春、曲少共、苗福林、柴加麟、史荫波、赵德崑、王介民、金滨燕和我共38人，下一班有王裕群、陈淑蓉、王妞妞、袁非子、马克黎、赵清娟、常威威、贺元元、王丽珠（王力殊）、汪玲、张皖中、陈勇、王连生、李延、闫永俊、蒋洪、乐黎男、张茂林、许小铁、于真武、洪虎、肖星星、乐美康、王海燕、李行、古孟贤，幼稚班的有张幼幼、孙宝庆、王庆生、高启铠、丁人兰、冯琢、孙娜娜、陆茜茜、胡鲁生、石小牛、牛娃（小李延）、安安、谭精华、高安安、吴闹闹、梅姬凤，还有一些名字，记不清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了，有马宁宁、马高高、惠锡星、胡鲁克、高宝娃、郑桂贞、李延贞、李卓娅、林晓霖、高启锦、丁人鹤、邵海目、白石、陈智、胡延军、聂峙砥、吴立丰、王保生、王新生、向延生、傅华、李延延、洪豹、张皖南、乐美毅、区铁中、伍连连、王潍潍、雍雍、伍阿蒂。

随便忆忆，说明育才同学印象之深。

老师篇

离开育才50多年快60年了，但教过我们、带过我们的老师至今都记得，甚至讲课的特点和动作仍有记忆。最早的班主任是王筠如老师，教语文也辅导别的知识，年纪较大了，第二个语文老师赵淑铭，带的时间较短，最后是胡肇兰老师，一直带我们到毕业，算术老师肖先锐，讲课很生动，自然课是韩旭老师，地理肖乃瑞老师，历史崔启泰，体育秦福昌，美术手工范老师，后来来了马丽老师，但没教我们，俄语请了俄籍的维拉老师，女老师大个子，她不在小讲桌后面坐，而是站在讲桌前面，边走边讲，音乐老师王雅兰，后来还有李彬、王洁老师，但没教过我们，管我们生活的有孟雷老师，还有严老师，好像是张皖中同学的舅妈，大家也都跟着叫舅妈，还有个杨老师，许阿姨，她们无微不至地管理着我们的生活，吃喝拉撒睡什么都管，就算在家里，父母也未必能那么认真地照顾。医务室记得有位历大夫，年纪挺大，我老爱咳嗽，他总是拿甘油什么剂给我擦嗓子，病了还有隔离室给住。学校领导有李校长、马校长，管教导处的马科长，后来还有位刘福桐老师。这些老师都是尽心尽职的，而且都有很好的水平，我们都不会忘记他们，几十年来，有机会我们都会聚会或探望他们。

提前毕业离开育才

我们是最高班，也不知为什么，当时选了8名同学提前半年毕业，送到东北实验学校就读初中，其中有我一个，另7名是：白炎、傅英、高启铭、鲁琪、李铠、刘岱畴、史荫波。就这样离开了育才小学。但育才对我们德智体的全面培养和教育是永远没有忘记的，也影响着我们一生做人的道理，使我们一生做一个努力、诚实、正直的人。

经历简述

我从育才毕业到东北实验学校读了一年半初中，因父母已调北京工作，我也就转学到北京，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又读了一年半，初中毕业。考入北京市101中学，读了三年高中，1957年考入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电系，通信和广播电视专业。1957年进校就参加反右运动，接着勤工俭学、大办工厂、大炼钢铁、大跃进、参加修十三陵水库、帮农民秋收及除四害讲卫生、打麻雀，运动不断，学习还是受一定影响的，后来又三年自然灾害，运动才稍平静下来。当时教育大跃进，全国邮电学院从一所增到八所，师资缺乏，四年级时抽调到师训班，在放大教研组当老师，带下一年级的辅导、答疑、实验等课程，干了一年又说不要了，我们仍在教研组工作，同时赶回耽误的一年课程，与原班同学一起毕业了。进了大学，才接触了社会，在育才、在101中学，我们接受的都是理想化的共产主义教育，好似很美好，但一接触到实际社会，真处处想不通，真是苦闷了很久，因为相信组织和领导，总看不懂，自己思想总跟不上，因为从小就讲的实事求是。经历一段时间的考验，还是认定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对的。到毕业时才批准加入共产党，因为大跃进时的“保守思想”，最后并不是错的，群众也认为敢于坚持自己看法的。

从邮电学院毕业后，被空军选中，进了空军通信部，通信研究室，当时大学生入伍都要先当兵锻炼，军委要求是半年，空军更高一点，定的是一年，放到北京空军通信团架设营，当了架设兵，架明线、埋电缆，十分艰苦的劳动，实际也不是一年，而是一年零八个月。回到研究室参加了机载保密机的研制工作，是绝密的课题，成品后放在广东试飞，参加当时打美蒋超低空侦察机P2V的战斗，可惜没打下来。我当时就在广州沙堤机场负责安装和维护，有两年多时间，1966年“文革”一开始，我们又被派到北京航空学院带军训团，有几个月吧，保密机开始放到天津生产了。“文革”期间，家长也变成间谍、特务、反革命了，自然我也就不能再参与这绝密课题了，这样也就不能工作了，但也不能转走，放到军宣队去冷却，而且不能到通讯工厂去，派到了水泥厂。就这样在外面七年，这种完全不知未来的日子，不亲身经历是体会不到那滋味的。后来军宣队撤销了，才回部队，研究室也掺了不少沙子，也不想用这帮臭老九。但科技工作还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还得用我们实实在在的业务能力，慢慢才又恢复到做课题的地位，也就一心想实实在在地做一点课题，单位也曾想调我去当处长什么的，但我只想干活不想做官，也就认定这课题组长了，干一辈子技术活就行了。这也是小学中学教育出来的，没什么权利的概念，能实实在在干活就行。

1984年由于父母年迈有病，我申请转业回广东照顾老人，回广东后我先在省信息中心，后在广东发展银行，都是做技术管理工作，分管计算机设备和通讯。到1997年60岁退休。现在我已进入古稀之年了。回首往事，真有点碌碌无为之感，但也无怨无悔，人是社会的人，在我能努力的时候，我们兢兢业业地努力了，但在我们最宝贵最有精力的时候，由于历史的原因却不能努力，也就谈不上成果，这不是我个人的原因，只能叫无奈。但尽管风云多变化，我们能坚守从小教育的信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事求是的作风，这是值得自豪的，坚持做一个努力的、诚实的、正直的人。从个人得失讲，可能亏了很多很多，但决不亏心，又是值得自豪的，应该是人生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