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扬中的时光

在扬中的时光

1953届／袁　棠

1950年，我十四岁。受几位同乡学长的影响，也由于我的同乡、在扬中教书的张鸣春（肃反时自杀）、张伯勤两位老师的鼓励，怀着改变命运的理想，从溱潼初级中学毕业后，和几个同学一起考进了扬州中学水利工程科。那年，报考扬中工科的学生很多，七个里面取一个。儿时的朋友都非常羡慕我，父母也为我能考上扬中而高兴。

要开学了，却为难了母亲。在家乡普遍生活贫困，穿得差一点，并无所谓。如今我要去扬州读书了，妈妈想，总不能让孩子穿得太破烂吧。一个有六个姐弟的家庭，全靠父亲教书的工资生活，经济上实在是够紧的。妈妈选了一床家里最好的被子，让我带上，买了一块灰黑色，方格子花的线呢，给我做了一身学生装，妈妈压在箱底若干年、没舍得穿的的卫生衣也拿出来给我带上。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心里实在是难过极了。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读书，将来要好好地报答母亲。

扬州中学之所以为人们向往，原因很多。这里曾经培养出不少对社会有影响的人才，这里的老师不仅有很高的业务水平而且非常敬业（当时有名师“三黄”：黄应绍、黄泰、黄久征；“三板主义”的邱子进、工程科方面的老师张养中、薛渭川、陈忠铸等），这里的学习条件相对优越，设施好……此外，工科学生有助学金，对我来说，这更是必要条件。

上课教室在口字楼。住校生自修室在一字楼，每人都有固定的自修座位。学校除了有四百米跑道的体育场外，还有体育馆（室内的篮球场），音乐课有专门的教室在树人堂（当时苏北第一高楼，有大会堂）。那时的苏北人民广播电台，就设在这里。我们工程科有专门的制图教室（校友楼），还有做各种试验的工程馆和位于校友楼的制图室……我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机会。

副校长厉志云（英语专家，曾编辑过英汉两用词典），他负责管理我们的生活。厉校长像我们的家长一样，待人亲切，对我们关怀备至。开学初期，助学金还没有批下来的时候，个别同学交不上伙食费，都会去找他，他都给予热情的帮助。冬天，有同学衣服太薄，他见了也会主动关心。

工科的课程比较多，我们每周48节课，每天上、下午都排得满满的。一年级要学完普高的数理化，特别是数学课比高中的内容要多，学习相当紧张。同学们学习劲头更足，个个不甘落后。课程的设置除了数理化，工科学生还有必修的基础技术课、各种力学课、专业课。此外，学校还为我们安排了有限的语文、英语、地理、音乐、体育等课程，让我们能具备良好的素质。老师们运用创造性的教学方式，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终生受用，永远不忘。譬如，教地质的薛渭川老师，他将矿物硬度表等相对枯燥的内容，编成具有故事性的歌谣让我们唱，这样容易记，效果特好。离现在差不多六十年了，我还能背得出来。音乐老师、体育老师我们至今都还记得他们。音乐老师黄河先生，广东人，除了教唱歌外，还叫我们如何去评价、欣赏音乐。他的创作热情很高，记得当时，文汇报上，有一个“每日一歌”的栏目，不时发表他的作品。同班的翟立容同学（东台时堰人），据说是少有的男低音，就是黄老师发现的。只可惜，1951年夏天，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他退学了。

工科的学生，外地的较多，差不多都是住校生。宿舍是一座三层的欧式房子（自省楼）。学校规定晚上九点钟下自修，九点半宿舍要熄灯。个别同学，熄灯后还想看书，便在路灯下“加班”。管宿舍的徐仲纯老师，发现了这种情况，便将灯泡换成蓝色的“低瓦灯”，光线非常暗，让你看不清书本上的字，目的是希望同学们按时休息。尽管如此，还是有同学找来电工高凳子放在路灯下继续看书。

寄宿在校的同学，尽管学习忙，自己的生活琐事还得自己去处理。我们日常换下来的衣物都是自己洗。当时扬州还没有自来水，宿舍旁不远的地方，有一口水井。礼拜六的晚上，下了自修，经常三五个人，一起在井边洗衣裳。我们一边洗，一边聊天。难得一周才有这一次相互交流思想的机会，没有主题，海阔天空，不着边际。某日，不知谁提起前途的问题来，大家聊的劲头就更足了，谁都要说几句。当天气暖和的月夜，情绪就更高，衣服虽然洗好了，还不愿离去。洗好的衣服就挂到附近露天的铁丝上。等白天晒干了再来取。天冷的时候，洗衣服就比较马虎了。重点部分揉一揉，用水冲两遍就算了事。

初夏时节，宿舍里臭虫多起来，地板和墙壁缝里、木床上，到处都有它们的窝。学校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同学们也有自己的办法。记得有一位同学捉了一小瓶臭虫，在厕所里的墙壁上，用臭虫写成了“讨还血债”四个醒目的大字，至今还有很深的印象。冬天里，被子薄，我和同乡杨震汉同学拼在一起睡，这样就温暖多了。但是每天起床后谁都不叠被，他推我、我推他。毕业后老杨去了东北，再没能见到他。而今老杨已经作古，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如昨。同学们健康状况不算好，半夜里醒来，会听到此起彼伏的咳嗽声。

我们的伙食是包饭制，八个人一桌，每餐四个菜，每周吃一次肉。每人每月伙食费六万元（旧币，相当于现在六元），由一个姚姓的老板承包。每天都有一位同学“监厨”。炒白菜、黄豆芽炒油豆腐、各种炒豆荚，几乎天天一个样。吃肉的那天，午餐每桌加一碗“红烧肉”，那肉的味道似乎特别的香。当时的大米价格比较低，大概每斤为九分。学校有一位老师帮助姚老板管账，那年搞“三反”，这位先生，受到了最严厉的教育，后来的伙食有些改善。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全国都掀起了保家卫国的运动。校园里到处张贴着宣传的招贴画和标语。那天全校召开了动员大会，赵定校长（当时约三十岁）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动员报告，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几乎沸腾了。为了保家卫国，我们全班的同学都拥上了主席台，要求投笔从戎，去参加军事干校。当天晚上，同学们纷纷写决心书，有的给父母写信，动员爸妈支持自己的行动。后来，我们班上只有很少的几个同学被选“参干”，大部分同学都被劝导，继续好好读书。通过这次运动，大家受到了一场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似乎成熟了许多。

我在扬中只呆了两年，1952年暑假后，由于国家对教育系统的调整，我们被转到华东第二工业学校去了。但是在扬中的那些日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