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拉动的

第一节　三驾马车：GDP是这样拉动的

从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中，中国GDP以年均9.8%的速度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45亿元、人均190美元，截至2007年已增至24.95万亿元、人均2360美元，占世界GDP总额的5.99%，在全球排名第四；2008年中国很有希望超过排名第三的德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跃居世界第三。尽管如此，按人均GDP排名仍列世界第104位。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中国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一个财经记者，必须时刻关注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数据，以及三驾马车在GDP增长中的份额以及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

一、投资和城市化

投资从来是中国经济的头号引擎和第一推动力，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表现为投资拉动。近年来，投资高增长又同城市化结合起来，以城市化为背景的高投资成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龙头。什么叫城市化？城市化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加速提升城市人口的比重。众所周知，中国长期有“10亿人民8亿农民”、“13亿人民10亿搞饭吃”的说法，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化水平只有10.6%，直到1978年城市化水平仍低于18%。国际经验表明，当城市化率处于30%—70%之间时，城市化将加速发展，这个经验也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所证实。1995年中国城市化率突破30%之后，到2007年12年时间已上升了1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1.25个百分点，2007年末城镇人口比重已达到44.9%⁽¹⁾。有人预计，到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率最终将达到70%——毫无疑问，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城市化首先表现为城市数量和地域的扩张。对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城市化率每年上升1个多百分点，就意味着有1500万左右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每年有1500万农民进城变为城里人，需要增加多少水、电、煤、气、路、桥等基础设施，盖多少住宅、商铺和各种建筑物，还涉及包括商业、金融、教育、医疗、通信、交通等大量服务业的发展。城市化必然带来投资的高速增长，并由此拉动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曾经有评论说，1990年以来世界进步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1990—2007年这18年中，中国城市化率平均年递增1.1个百分点，城市化所贡献的增长占到中国经济增长的70%。

城市的本质是大规模的高度聚集，是以空间换时间。人们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与城市数量和地域扩张紧密相连的，必然会带来居民生活质素的大幅度提升，当农民转为居民、小城镇居民转为大中城市市民时，必将对消费市场提出巨大需求。

二、消费和消费升级

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就有可能进入高速增长期，如新加坡、韩国和我国香港，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人均1000美元，30年后迅速超过1万美元，新加坡、香港更已超过2万美元。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目标，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比2000年翻两番，2000年全国GDP总值约9万亿人民币，人均约7000元（按当时8.3∶1美元汇率约合840美元），以此计算，2020年人均将达到近3万亿人民币（若按届时6.5∶1美元汇率，折合4600美元），届时中国经济已越过小康，逐渐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而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2007年中国人均收入为2360美元，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²⁾。

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必将触发国内社会消费结构的升级。毋庸置疑，只有消费增长才能成为推动经济的持久动力，才能进入一个真实的经济增长繁荣期。

在城市化的龙头作用下，我国最近一轮消费升级主要表现为住房、汽车、通信产品等三大件，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如土地、空气、水等资源产品，以及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产业，原先都是免费、或少量收费、或由政府（主要是城市政府）补贴，随着消费升级以及各种人群的选择性消费，价格将长期趋升。这一切又将带动新一轮就业潮和科技创新潮，并进一步促进劳动人口的收入增长和有效消费。

消费升级的另一重要标志是消费信贷。“量入为出”是中国人信守了千百年的消费哲学和消费状态，随着消费升级，消费信贷步入了快速增长轨道，特别是个人住房信贷成为消费信贷发展的重点。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消费信贷余额从172亿元增加到15733亿元，5年间规模增长了90倍，年平均增速高达112%，其中80%为住房信贷。2007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超过3万亿元，又比2003年翻了一番。与此同时，快速增长的还有汽车消费信贷、教育信贷等。

尽管如此，在“三驾马车”中，消费的推动力总是略嫌不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近几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始终处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5%—6%，GDP增长10%，财政收入增长20%—30%的状态。如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为414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引自《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农民一年收入4140元，以当年年末7.3∶1的汇率，意味着一天仅1.55美元，而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口径，一天收入1美元以下即为绝对贫困。由此可见，我国农村相当大一部分人口还生活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中。进入本世纪以来，投资始终是拉动GDP的第一推动力，2007年这一情形终于有了改变，当年GDP增长11.4%，消费、投资、出口分别占4.4、4.3和2.7个百分点，消费对GDP的贡献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即便如此，我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美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70%，而我国仅有36.3%，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家庭消费占比也高达56.7%。从绝对额看，13亿人口消费零售总额还不到10万亿元，人均不过7000元，一个月消费600元（不足100美元），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消费市场还没有真正启动，因消费升级带来的增长潜力还大得难以估量。

三、出口和世界工厂

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在国际竞争和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迅速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依靠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不断扩大对外出口，进出口贸易总额快速增长，经济的外向度（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甚至已近半壁江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3—2007年，中国GDP增幅分别为10%、10.1%、10.4%、11.1%和11.4%；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内需）增幅为9.1%、13.3%、12.9%、13.7%和16.8%；进出口贸易（外需）增幅为37.1%、35.7%、23.2%、23.8%和23.5%；外汇储备增幅（2004—2007年）为51.23%、34.27%、30.21%和43.32%，外需增长大大超出内需增长。以2007年为例，当年GDP总值为24.66万亿，而全年进出口总额2173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5.87万亿元），相当于GDP的64.34%，即外贸依存度已达64.34%。对一个大国来说，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如此之高，这是世界所没有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大风险。

有研究者已经指出，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需，使经济出现三大失衡并日益凸显：增长与发展失衡，它带来巨大的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劳动与资本的失衡，劳动力价格低估导致消费不足、投资过度；内需与外需失衡，其结果是顺差过大、外汇储备不断上升⁽³⁾。

改革开放前，中国几乎没有外汇储备，1990年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00亿美元；1996年突破1000亿美元；10年后即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2007年突破1.5万亿美元，2008年9月底又迅速增至1.9万亿美元，如果不出意外，2008年末将达到2万亿美元，成为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固然，外汇储备充裕表明一国实力增长，特别是在抵御世界性金融危机方面可以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例如2008年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就明确指出：“中国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使得中国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强于其他任何国家，具备了在金融危机肆虐时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的条件，从而起到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作用。”

但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也有副作用。对中央银行来说，如何使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资产真正发挥效力，并使之保值增值，已经成了一个棘手的大难题。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10月底，中国共持有美国国债6529亿美元，已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日本持有5855亿美元，第三大持有国英国为3602亿美元，中、日、英三国持有美国国债占总量的52.5%）。此外，中国还有近3000亿元购买“两房”债券，在美国遭受次贷危机冲击以及美元贬值之际，中国单边持有大量美元和美元资产，使我们不得不处于被动地位，巨额外汇储备甚至形成了美国“绑架”中国之势。

此外，经济过度依赖外部需求还使贸易摩擦不断。当中国已成为全球中低端产品制造基地，当一些国家已经产生“中国制造恐惧症”，甚至歧视性注册“非中国制造”商标，当我国商务部长越来越多地为贸易摩擦疲于奔命，当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随着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加而增大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出口导向政策已遇到来自全球的约束，甚至可能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力。

显然，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们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外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要坚持扩大内需方针，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